在“可以说”和“想说”之间寻找契合点;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寻找结合点
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长期从事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理论和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我的研究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常感叹：搞我们这一行实在不易。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社会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更难；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难；政治学科中，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比其他方面更难。何以如此？因为不少人把政治理解为就是“权力”，有了权力似乎就有了一切，“利益”是要权力来维护的。
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所谓“下不着地”，就是关在学校里，不怎么接地气，不很了解基层。而不懂得民意，又怎么能搞懂社会主义政治研究呢？所谓“上不着天”，就是自己离政治高层那么远，怎么能真正明白中国的大事？因为你“闭门造车”，有人抛出一个高端的材料，就会一下子把你的“宏论”砸得粉碎。
西汉大才子贾谊写了著名的《过秦论》；千年之后，苏东坡写了《贾谊论》，提出了“自用其才”的命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他批评贾生不会处理同汉文帝周围权势者的关系，年轻气盛，最后被放逐长沙挂个闲职，32岁就命归黄泉。话似有道理，可苏东坡自己呢？一个乌台诗案就把他打下去，只能自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一贬再贬。还是他的小妾王朝云看得清楚。她说，苏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呀！后来有人模拟苏东坡口气写下有趣的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做学问总是存在理与权、学者与官员的关系问题。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在书山路上苦苦攀登，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巅峰处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也有一些“书呆子”，认死理的，睥睨权贵，粪土功名，舍己为公，甚至义无反顾，被迫以头颅换真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无数让后人敬仰的历史故事。
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千秋伟业，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亿万各种学科的知识分子投入到这个伟大实践中。作为这个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党管人才与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是一致的。2004年，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了一次课以后，多次有人问我：你感觉政治局集体学习是做做样子，还是真在学？我根据个人接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是真学！试想，党要领导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的工程，哪一种知识不需要，又有哪一位高层领导同志敢说自己什么都懂，敢自认为是全才呢？
中国共产党无愧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理所当然需要一支庞大的、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理论和宣传工作队伍。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看到，无论党内或党外，高层或基层、体制内或体制外，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大批保持清醒头脑、有真才卓识、怀有公心、敢于发表和坚持正确意见的人物。手握大权者有无善于发现、容纳、保护这种人物的眼光、度量和能力，是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如何“自用其才”呢？
其一，在“可以说”和“想说”之间寻找契合点。“可以说”的一时有“困惑”“不解”可以放下先不说，跟风、赶时髦、追浪头都不是慎重的态度；“想说”又“不可以说”的，也可以在合适的场合、在其他时间里去说。“不让说”或许有其理由，我们“想说”也不一定就正确。人云亦云不对，自以为是也要不得。这应该是郑重的学者的态度。这，当然很难，也很苦。
其二，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寻找结合点。但“理论”可以也应该快“半拍”，起“引领”实践的作用。如果理论都只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或者跟着试验性的、甚至是盲目的实践跑，那就有问题了。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因怕被别人说你“守旧”、“僵化”或“激进”而在该说的时候沉默。问题在于：你说的是否合乎事实，你有没有因私利而讲歪理。
其三，话得说回来，学者要发挥好自己的才干，就得真心实意地努力学好党的文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各次中央全会的决定，那确实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亿万民众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真正意义上的“尚方宝剑”。我尤其觉得，作为理论工作者，不同程度、多多少少会脱离实际，因此的确要对奋战在实践第一线的广大干部怀几分敬意。我们向实践学习，向民众学习，同样必须虚心地向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广大干部们学习。
我个人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我要冒着不讨好任何人的危险，去追求真理和正义。”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的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在望，我们从事的是值得中华仁人志士以身相许的崇高事业。置身其中，我们自会明白，这里大有用武之地，没有理由不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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