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越来越多的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制度，不失为医治干部腐败有特效的“预防针”和拒腐防变的“灵丹妙药”。今天，我们面对反腐这个历史性难题，对毛主席倡导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进行反思，恢复和重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推陈出新，健全新型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1966年10月6日，毛主席在杭州接见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二人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毛：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答：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下面有人插话：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通过这段对话，可见毛主席对官场贪官的认识有多么的深刻！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在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他看透了贪污及灰色收入是几千年来官员们的主要的发财来源。因此，如何反腐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那个时候斗争特别艰苦，红军战士吃的都是红米饭、南瓜汤，有的战士就说毛主席吃的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他会吃肉的。曾志闻言突然闯进毛泽东的家，掀开锅盖一看，吃的和士兵是一样的红米饭、南瓜汤。1932年5月9日，瑞金响起了苏维埃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声枪响，谢步升也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被处决的第一个贪官。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自己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3/4。为群众解决饮水困难，他亲自带领军民挖“红井”，修“红军桥”，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红军领导人也带头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反腐拒变，创造出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化雏形。
斯诺到延安采访，见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除了一张床，有个蚊帐，有个写字桌之外，里面一无所有。他感叹这个统帅千军万马的人物，生活竟这么的俭朴！他看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摇起纺车纺线织布。这些党的领袖们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回来后，他们对宋美龄感慨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美龄说了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谢觉哉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官国’，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就是‘官国’的遗产，‘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清楚地知道，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被自己的贪官污吏蛀塌了宫殿。所以，发誓不做李自成，也不允许下属学刘宗敏。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他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非常自信地为共产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大胆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同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他对手下蜕化腐败分子毫不留情，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周总理率领国务院机关干部到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195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装土，周恩来拉车，朱德挑担，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成为理想闪光、意气风发的时代印记。7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对干部参加劳动表示很不理解。曾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让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苏联后来的亡党亡国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苏联在20万党员时建国，200万党员时卫国，2000万党员时却亡国。苏联的历史教训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旦特权盛行，就会腐败成风，就会失信于民，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亡国亡党。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针对防腐拒变，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成为巩固的制度”。
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1958年中央出台了至少三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
1959年，党中央连续制订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重视干部参加劳动以拒腐防变。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审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批材料时，修改了题目，并写了1300余字的批语，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当作“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 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5年1月，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信批语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正是因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1965年《干部参加劳动好》的群众歌曲响彻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歌词是这样的：
当时山西昔阳县委为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定了 “一、二、三”制度，在一年时间里，县级机关的干部参加劳动要达到一百天，公社干部参加劳动要达到二百天。大队和生产队参加劳动要不少于三百天。干部每年的出勤天数和评分结果，要和社员一样公布于众，干部不管多么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让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前清的知县开锣喝道，国民党的县官骑马坐轿，人民的县长蓑衣笠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干部，不再是旧社会衙门里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从而发自内心地唱出“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自豪感！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毛主席的言传身教下，各级干部把参加生产劳动作为基本制度坚持下来，涌现出焦裕禄、陈永贵、王进喜等许多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那时，干部们争先恐后地走出机关，或到乡村或到工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坚持到改革开放初期。
毛主席逝世后40多年来，几乎不提干部参加劳动这件事了。干部的劳动观念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淡薄了，如今的乡干部老百姓都难得一见了，政府的办公大楼一座比一座豪华气派，也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中国日报2014年4月21日新闻报道庄河市《千余村民为反映腐败问题在市政府门口集体下跪》，引发了网络上“千人集体下跪求见市长未果”的议论沸沸扬扬。这类的干部放不下身段，不愿意与群众接触，感觉自己的地位高人一等，是高贵的，与群众打交道似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习惯与富起来的大老板们，推杯换盏，把酒言欢。这类对千人来门前集体下跪都拒见的干部，别说去乡下群众中间去参加生产劳动了，早已把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忘到爪哇国外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今天被双规、被判刑的官员一批又一批，省部级达百人之多，这么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封疆大吏，两个军委副主席，一个中央常委，百余名将军、还有那么多的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等被双规，被判刑，他们的家属疯的疯，死的死，散的散，凄惨无比！跳楼的、自杀的、携款外逃的、被通缉的、被遣返的贪官一波又一波，看得我们触目惊心，一贪就是几亿，几十亿，他们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我们真的不理解？马克思说过：“当你对现实疑惑时，请看历史，因为今天的现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当你对历史疑惑时，请看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正在重复过去的历史”。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反腐败手腕最狠的一个皇帝，贪污数目稍大的些官员，不是被凌迟、阉割，就是被剁手、挑筋、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比如凌迟这种酷刑，就是把贪污者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了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有死。下如此的狠手，贪官员们仍然前赴后继，像敢死队员一样，成群结队走到刑具下。杀完了一批，又来一批，象杂草似的疯狂蔓延，为什么贪官不种年年有，腐败无根日日生？《国语》中有答案说：“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
这些年反腐败机制创新、手段创新、力度加大，可就是这样严厉的反腐，竟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有人调侃，把领导干部全抓起来肯定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绝对有漏网的，反腐怎么越反越贪？真可谓贪如火，不抑则燎原；欲如水，不止则滔天。如何抑，如何止，越来越多的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制度，不失为医治干部腐败有特效的“预防针”和拒腐防变的“灵丹妙药”。如今的各级干部只有在电视镜头前露个面，讲个话鼓个掌，每当脑满肠肥的领导出镜，人们就猜他是不是贪官，看他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样子，不知那天就被抓了。这成了官场的一种怪病，古人讲得好，“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这些干部贪污的病根是忘了曾有这个制度，甚至丢弃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光荣传统，贪欲邪气才乘虚而入，有的病入膏肓。生病的时候要及时看病，吃药，医生要对症下药，干部参加劳动这“灵丹妙药”对腐败病可以治标也治本，可医许多官员的病，可救许多官员的命。如果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坚持到今天的话，这些贪官就不会是这样惨烈的下场，能混到这级别应该说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才能的，如果沿着毛主席干部参加劳动的路继续前进，不走上贪污的邪路，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所建树，不会成了阶下囚！至少党内的腐败分子，会比今天少。
当年的“窑洞对”没有过时，“进京赶考”仍在继续，“决不当李自成”的警钟长鸣不止，干部参加劳动的旧话重提，虽然历经了40年的时光磨洗，在当下的中国也仍然能真切感受到毛泽东的存在。今天，我们面对反腐这个历史性难题，对毛主席倡导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进行反思,恢复和重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推陈出新，健全新型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今选了几段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语录做为本文结束语：
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2013.P231）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P269-270）
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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