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一辈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今年已年近9旬，身体每况愈下，估计于世不会太久了。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大喜日子，感触良多。总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令人鼓舞，但鉴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展望未来，又深感忧虑。在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此文。忠言逆耳，听起来总不如阿谀奉承、吹捧的话顺耳。但良药味苦利于病。为了人民的利益，听点不顺耳的话，也是应该的。古话云：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写这篇东西，我是一片忠心和苦心，没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建党100周年的大喜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回顾这100年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只有几十个人的小组织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全世界最大的政党，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屹立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随后我们又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已经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小康社会全面建成，贫困消除。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摆脱了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历史。面对这样天翻地覆的巨大进步，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欢欣鼓舞，无不衷心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自内心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成功？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能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什么主义都试过了，都不管用，正当人们迷惑、徬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总结建党100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条，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就失去灵魂，就没有方向，一切无从谈起。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把我们的党建设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倾向：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泛滥，许多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敌攻我守的态势，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发起了猖狂进攻，一会儿是新自由主义，一会儿是民主社会主义，一会儿是宪政民主，一会儿是普世价值，它们轮番进攻，你方唱罢我登场，十分热闹，我们则穷于应付，由于工作不得力，应付得还不好。思想阵地一个接一个丢失。涌现出了一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砸锅党”、“推墙派”盛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国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以至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优势。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更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敌攻我守是正常的。一些人面对这样的情势，跟着帝国主义走，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免的。加上改革以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私有制经济得到较大的增长，形成了一股强大经济力量，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产生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引起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敌对势力反对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中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劲批判马列，成为一种时尚。据一份干部思想状态的调查材料，在干部中间，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微一笑；听到马克思主义，哼哼冷笑；听到共产主义，哈哈大笑。这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一股嘲笑、讽刺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弥漫开来。我们的干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充当开明绅士，而当有人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积极参与围攻。最典型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2014年王伟光同志撰写了一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这是邓小平的原话），正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此文发表后，网上点击率高达100多万，其中大部分是攻击、讽刺、挖苦、嘲笑，很明显大量的是敌对势力雇佣的“水军”干的，他们的目的是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围攻谁，使得人们不敢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可以保证舆论宣传权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一手确实收到了成效，一些理论家由于害怕围攻，怕“惹麻烦”，怕“人肉搜索”，不吭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难于理解的是，一些所谓的理论家、政治家也参与围攻，他们责问王伟光同志：你现在宣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想干什么？是不是又想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是还想搞“文化大革命”？与敌对势力配合得十分默契。这种似是而非的责问，真让人哭笑不得。好一点的也不过是在激烈的斗争中，仅仅作为旁观者，不予表态。主流媒体没有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王伟光同志。一时间王伟光同志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却遭遇这样的情况，令人心寒。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事。2018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这么一篇宣传《共产党宣言》的极其普通的文章，却出乎意料地引起轩然大波。网上点击率高达150万，这是极不正常的，一般理论文章有几千人看就不少了，150万点击，显然是有组织的“水军”所为。与王伟光文章的命运相类似，敌对势力组织了围攻。他们企图控制舆论，不准讲消灭私有制（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然而党内也有人积极配合，他们责问，现在私营经济是发展经济的“主力”，你提出消灭私有制，想阻止经济发展吗？甚至批评说，消灭私有制是“旧共产党”的主张，“新共产党”是主张维护、发展私有制的，你想对抗党中央吗？只顾利用私营企业来发展经济的眼前需要，忘记、甚至不准讲共产党的长远的目标——消灭私有制，这是机会主义。党内的机会主义是同敌对势力沆瀣一气的。在这样的氛围下，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明确表态，支持我文章的观点外，没有一个部门和主流媒体站出来，反击这股反马克思主义逆流。他们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明哲保身，心安理得地充当开明绅士。在一次会议上，我曾经问道：你们老责问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想干什么？我倒要反问一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参与围攻，你想干什么？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面前，无动于衷，却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肆意挑剔和反对，真是咄咄怪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近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销声匿迹了。谈到政治问题，回避“阶级”二字，不敢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敢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不讲分清敌、我、友这样的革命首要问题，尽讲一些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话语。谈到经济问题，往往停留在讨论具体的经济运行层次的现象上，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而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面对鼓吹“所有制中立”、取消所有制分类等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不置可否，听之任之。更不愿提到消灭私有制的话题，甚至连纪念《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只字不提消灭私有制。谈到国际问题，回避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不愿提“美帝国主义”这个词，更不愿提起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与美帝国主义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不讲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本质上是虚弱的，是可以战胜的，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当然每一个具体战役应该看到它是真老虎，要认真对待。看不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中美矛盾。然而在我们的重要文件里，见不到“帝国主义”这个词，更不用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国际问题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令经过毛泽东思想洗礼的人担忧。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容忘却，应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统一全党思想。忘记老祖宗，忘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迷失方向，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苏联演变的教训就在眼前。我一生最宝贵的年华（1964-2000年）是花在研究苏联问题上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深深刺痛了我，我总是以苏联演变为教训的角度来研究国内问题的。出发点是避免苏联教训的重演。苏联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苏联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党蜕化变质了，苏联能不垮台吗？而蜕化变质是从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开始的。这就是我们总是那么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对、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原因。真不愿意在伟大的中国出现苏联的情景。至少有以下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观点，我们不能忘却。而现在却往往忘记了。
不能忘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现在，理论界谁都不愿意提起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怕有人谴责阶级斗争为纲又来了。其实，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须臾不能忘却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自原始社会瓦解、私有制产生以后（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人类就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不同阶级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利益也不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所以，《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是阶级斗争理论引起阶级斗争（包括使用暴力的阶级斗争），而是客观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才产生揭示阶级斗争规律的理论，即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两码事，前者是客观上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在理论上的反映，后者则是工作中应该抓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强调阶级斗争理论，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必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产阶级学者就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学者逐渐不再提、甚至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了，因为这时再强调阶级斗争，就会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阶级、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人们主观上不承认或者反对，就会消失的。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呢？
第一，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复杂现象的指导性线索。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纷繁而又不断更换的现象，似乎混沌一片，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分析阶级社会一切问题的指导性的线索，使得人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扑朔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因而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锐利武器。第二，正是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能成为现实。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早就幻想过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详细描绘过建立在合乎人的理性、真正进步的原则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不通过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同样，不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得到巩固。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是从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侈谈什么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抽象的价值，诸如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等开始的。从根本上说，没有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第三，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建立共产党并发挥其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只有组织成为独立政党（这个政党是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政党相对立的），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组织政党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从理论上讲，否定了阶级斗争理论，也就否定了组织共产党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之所以还需要有共产党的组织，还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国际国内依旧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谁胜谁负”的斗争仍未最终解决。粉碎国内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消失了，世界实现了大同，作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共产党也将随之消亡。但这是未来的事。在目前客观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抛弃阶级斗争理论必然导致解散党组织、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政治论断。第四，正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必然遭到资产阶级殊死的反抗。只有用铁的手腕，打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一点作为他对阶级斗争理论加上的新内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采取另一种形式继续着。只要阶级没有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曾经预见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必要的。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从理论上讲，否认阶级斗争，必然顺理成章地得出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什么“全民民主”的结论。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占优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就很容易遭到颠覆，难以继续存在。所以，阶级斗争理论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否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和命运。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必然走上赫鲁晓夫鼓吹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其最终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学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毫不隐晦地说了出来。例如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就提出，考验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莫如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了。他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2】马特洛克明确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3】这个连美国也可以认可的“别样的社会”，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是修正主义了。马特洛克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改变颜色。
怎么估量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呢？
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怎样估量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无法回避。但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才能回答。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对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过程，才逐步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大家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列宁曾预见到阶级斗争还将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长期存在，而且有时会相当激烈。他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再存在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社会主义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矛盾（更不用说阶级矛盾）也消失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而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违反辩证法的，然而却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运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罢了。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怎么估计阶级斗争的状况？毛泽东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探讨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成为论战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4】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遭到坚决的反对。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论断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险些遭到颠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5】，而苏东剧变则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沆瀣一气，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阶级斗争规律性，值得我们深思。 苏联政局的剧变表明，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早在苏联演变这一事件发生之前35年，毛泽东就做出这样的论断，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显示出他的战略眼光。正如王震同志指出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估计也有过于严重的一面，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把这一论断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他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的估计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估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绝不能否定。必须把发动 “文化大革命”初衷、出发点同“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区分开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东欧的血的教训证明这是正确的、必要的。
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有错误就否定发动 “文化大革命”初衷、出发点。正如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盲目进攻大城市是错误的，但不能由此否定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原则一样。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特地指出：“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6】薄一波同志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7】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无数事实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敌对势力仍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的政权。1989年的政治风波是一个例子，近年来出现的《零8宪章》这一类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以及有人想把东欧、中亚、北非的“颜色革命”引到我国来制造街头政治，又是一个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此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有所发展，处理不当，也会尖锐化。第二，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一球两制”，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竭力向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对我国来说，国际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老实说，国内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权的活动，背后都有国际力量的支持，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8】概括地说，改革开放前，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夸大阶级斗争，酿成了严重后果；目前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缩小、甚至否定阶级斗争，如果不予以纠正，那同样也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我们党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方面，随着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群众性阶级斗争的过去，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了，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9】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10】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两句话一起讲，才能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状况。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分析的。他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11】这个结论，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才得出来的，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在阶级彻底消灭之前，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论断，不能动摇。不可否认，当前，理论界弥漫着一种否定阶级、阶级斗争的氛围，因此，我们更应该重申这一科学的结论，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
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12】这就是说，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就丢掉了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复杂政治现象旳钥匙，就无法理解眼前的政治斗争。
国家治理社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显然主体是国家，由国家来治理。治理什么？治理的对象是社会，治理也就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研究的问题是，国家依据什么原则、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理社会，怎么提高对治理社会的能力。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按照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控制阶级斗争，抑制冲突，使得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国家表面上是一种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仿佛是一种居于社会之上的、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乍一看来，“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13】然而整个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切阶级共有的。 只要谈到国家，不论什么事情，包括国家治理社会的问题，都不能忘记国家的阶级性，都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是根本。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治理就什么也说不清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回避阶级来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谁也不愿意讲国家的阶级性。这就说不到点子上了。国家治理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来治理社会的。治理社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治理社会，是为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谋利益的，违背工人农民利益的事情，决不能干，干了这类事情，是违背夺取政权的初心和使命的，就是忘本。我们不需要不符合工人农民利益的那种社会治理。难道我们牺牲几千万烈士，是为剥削阶级做嫁衣的吗？显然不是。我们必须牢记治理社会的根本目的，不要抽象地谈论“社会治理”。离开阶级斗争的“社会治理”，是连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治理”。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则是区分敌、我、友，分别对待。在革命斗争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敌、我、友，是首要问题，在仍然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里，治理社会，分清敌、我、友，仍然是首要问题。我们是根据敌、我、友的状况，规定各种制度，制定各种政策来治理社会的。不分清敌、我、友，规定制度、制定政策，治理社会就没有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4】经过镇反、肃反，毛泽东估计，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15】当前，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敌对势力的状况，仍然可以作这样估计。但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能量却不能低估。这是因为，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西强东弱”、“资强社弱”。这种态势决定了，国内外反对社会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我国发生颜色革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仍然十分巨大。我们不能不居安思危。最近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之所以满怀必胜的信念，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深信中国国内有人配合。情况确实如此，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国内就出现举手投降的言论，说什么早投降比晚投降好，早投降，还可以站着投降，不算难看，晩投降就只能跪着投降，那就难看了。妥协、投降的舆论甚嚣尘上。我国的确有一批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和官员，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收买、诱压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甘心充当帝国主义搞垮我国的第五纵队。对这批投降主义者，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在我国，“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16】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人民”是要做阶级分析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存在两个联盟，一是工农联盟，也就是劳动者的联盟，这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我们必须筑牢这个阶级基础；二是与非劳动者的联盟，这是执政的群众基础。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就需要团结。搞社会主义，人越多越好。但是，应该看到，前一个联盟是根本性的，后一个联盟则是第二位的。如果没有牢固的工农联盟，后一个联盟就靠不住了。一个政权，不怕有人反对，国家本来就具有阶级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人反对是正常的，就怕没人支持，一旦有所风吹草动，背后没人支持，这个政权就危险了。这个支持的人，就是政权的阶级基础。我们一定要筑牢自己的阶级基础，这是根本。根基不牢，地动山摇。这是忽视不得的。只有有了牢固的阶级基础，才能有群众基础。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在治理社会时，必须区分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而才有可能团结一切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劳动群众。如果出于某种考虑，把工人农民抛在一边，一门心思扎在非劳动人民一边，讨好、谄媚非劳动人民，到头来西瓜丢了，芝麻也拣不着，两头都落空，这才是危险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积极作用，私营企业主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但是必须明确，我们治理社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把私营企业主当作依靠力量，而把工人农民抛在一边，把自己的阶级基础弃如敝履，而把团结对象当作依靠力量，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治理社会，势必走上邪路。得罪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一旦风云变幻，是会导致丧失政权的。到那时，谁来支持你啊？这是现实的危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得罪工人农民的治理思路，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连这一点也搞不清楚，怎么谈论治国理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呢？
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从分析矛盾出发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它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说到治理社会，归根结底是要国家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因此，治理社会必须从分析矛盾出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就指出，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没有矛盾了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与资本主义不同了。“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17】。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敌我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类矛盾必须通过专政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国的敌我矛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国内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同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矛盾（从中美贸易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这股势力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绝不是“夫妻关系”）。这两组敌我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国外的帝国主义是国内敌对势力的后台，没有它的支持，光凭国内的敌对势力是很难掀起风浪的。所以，我们的专政也有两种职能，一个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这就是解决国内的敌我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18】在谈到治理社会，必须看到正确处理敌我矛盾的问题。忘记了这一方面的任务，对客观上存在的敌我矛盾，漠然视之，掉以轻心，那是要吃苦头的。现在谈论治理社会，往往忘记处理敌我矛盾的问题，仿佛不存在敌我矛盾了，这是危险的。我们在政局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必须居安思危，时时注意敌对势力的活动，及时处理好敌我矛盾，防止“颜色革命”。在美帝国主义一心想搞垮我国的情况下，更应该这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过去以后，大量的、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各种情况。“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9】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管是什么样的矛盾，都不能采用专政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旳方针。“以人民为中心”有两个含义。一是一切依靠人民。这就是走群众路线。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必须抛弃只有少数精英是历史创造者的“英雄史观”，有人提出“企业家老大”，把工人农民看作是跟着企业家走的“群氓”，这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反科学的历史观。我们治理社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如果我们按照“企业家老大”的思路去治理社会，那就违背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违背了“以人为中心”的方针。二是一切为了人民，我们治理社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治理社会的目标。改善民生始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北京市提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就是这种思想的生动表述。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人民的需要进行。但在谈论改善民生时应该注意，第一，必须同时强调艰苦奋斗的精神。民生的改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是干出来的。丢掉了艰苦奋斗精神，一切就会落空。不能鼓励享乐主义，鼓励懒汉，坐等改善。第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利益观，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统筹兼顾，统一安排，不能只讲个人利益，不顾国家、集体的利益。而且要把贯彻个人的物质利益原则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不能片面地只讲个人利益，落入个人主义泥坑，重复赫鲁晓夫的把物质刺激放到第一位的路子，走上福利主义的轨道。说到工人阶级与私营企业主之间的矛盾，应该像当年毛泽东分析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那样，必须看到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私营企业内部，工人阶级与私营企业主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一面，搞好企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存在剥削关系，因此还有对立的一面。正确处理这类矛盾，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关键是要全面地理解和处理这类具有两重性的矛盾，切忌片面性。毛泽东指出，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20】谈到社会治理问题上，也应该这样看。只有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才会有科学的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不讲矛盾，不分析矛盾，社会主义治理就是盲目的、非科学的。我们翻来覆去说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对待任何一个政治问题，都不能忘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不能忘却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丢了这一条，就什么问题也看不清楚、说不明白了。
在经济问题上，不能忘却消灭私有制这个最终目标
当前，理论界在经济问题上最大的争议是，如何看待私有制？共产党要不要提消灭私有制这个最终目标？出现一股思潮，不准讲消灭私有制，说这是极左的思想，只准吹私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成了舆论的主流。不提公有制为主体，或者敷衍性地说一下，根本没有当回事。甚至提出“所有制中立”，建议取消所有制分类，釜底抽薪，从根儿上否定消灭私有制的必要。你看，公有制、私有制都一样，哪儿有什么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会在什么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会在什么问题上栽跟头？显然，我们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犯主动放弃共产党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这一点，全党有着明确的、统一的认识。如果要犯错误，最大的可能是在如何对待私有制问题上，具体说来是如何对待私营经济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财大气粗了，一定程度上达到可以左右局面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一些干部往往忘记党的性质和宗旨，一头扎到私营经济的怀抱里去了，一股亲私有制的情绪弥漫开来了。他们公然宣称，私营企业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忘记了一切财富都是工人农民的劳动创造的），声称甘心当私营企业主的“店小二”，听凭私营企业主的驱使（这等于交出了党的领导权），宣布私营经济始终是发展经济的主力军，鼓吹“企业家老大（实际上是私营企业主老大）”，一切听资本家的，一心一意依靠私有制经济发展经济，忘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处于补充地位，公有制经济才是主体，才是发展经济的主力军，甚至强调“谁跟私营企业过不去，我就跟他过不去”（等于宣布他们要与主张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过不去，要与主张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过不去），发誓站在私营经济一边，与私营经济同生死，共尝甘苦，丝毫不考虑工人农民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完全忘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了使私营企业主“安心”，他们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开宣布把私有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私营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姓“社”不姓“资”，它是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他们无原则地赞扬私营经济的贡献，无视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凡此种种，一时间充斥舆论，可谓铺天盖地。谁也不能讲消灭私有制，一提消灭私有制，就进行围攻，仿佛犯了大罪。对此，我真有点迷惑不解：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里，怎么会出现那么一批拜倒在资本家钱袋下、甘当资本家奴才的“跪族”。这些“跪族”，不仅有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而且还有封疆大吏、手握大权的经济部门领导干部。然而这种人见多了，话听多了，我慢慢悟出点道理：也许是因为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多了，这些人的亲戚朋友许多都是私营企业主，潜移默化，思想感情就跟着发生变化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去了，处处设法讨好、谄媚资本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听任这种情绪蔓延，不予批评纠正，长此以往，老是站在工人农民对立面，这是十分危险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了公有制经济，我们只能靠私营经济缴纳税收来维持，那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不得不依靠资本家，按照资本家的意愿办事，为他们服务。拿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家办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样尽管还叫共产党，实际上性质就变了，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了。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那时共产党可能还会掌权，但党本身的性质却变了。想到这种情景，真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是现实的危险，而不是虚幻的想象。按照某些甘当资本家的“店小二”的高级干部的思路发展下去，必然走上这条道。这就是令人担忧的地方。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暂时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必须严格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两者界限不能淡化，更不能取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才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起。
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
其实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我们可以引用经典作家许多话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先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几句话吧。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21】。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就是公有。共产主义，简单说来，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他们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2】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3】。无产阶级应该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24】。这就是说，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归无产阶级所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首要的任务。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明确指出：“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25】这就是说，一切政治革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解决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那么重视所有制问题呢？这就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说起。人类要生存，必须有生活资料。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生产的，人们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从事物质生产。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任何生产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能力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中，决定性的问题是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问题。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就占有优势。在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可以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来无偿地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人的劳动成果，就会产生剥削，就会出现阶级。在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来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奠定了基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着整个社会关系的性质。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根子就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总是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说起。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再强调这一点。他说：“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的问题”【26】。所以，总书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这就说到根儿上了。一切淡化所有制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把社会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一片混乱，捅了一个大娄子。一时间，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议论的焦点。这时毛泽东提出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完全正确的，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表现了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不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就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克服错误也不需要推翻基本制度。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它是基本制度在苏联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从苏联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的，具有苏联的民族特点，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则是错误的。斯大林的错误是在具体制度层面上（此外还有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产生的，因此，克服错误只需要改革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改进工作作风。在整个社会制度的系统中，基本制度是决定的、第一位的，具体制度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具体制度则有对有错，综合起来，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应该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把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这就可以从根本上回答如何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它为分析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是基础嘛。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呢？
经济制度是国家在法律上规定的，但这不是人们主观地任意规定的，它的内涵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只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经济关系在制度上的表现。人们的经济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这各种经济关系并不是简单并立地存在着，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经济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经济关系是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它们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性质，决定着不同阶级的产生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生产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分配方式。这类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有人称之为“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属于本质层次的经济关系，它决定了一种社会制度独特的特性，而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不同社会制度，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一层次上没有共同之处。这类经济关系，往往被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掩盖着，需要通过抽象的理论思维，透过现象才能把握，这类经济关系反映了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另一类经济关系则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在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在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关系。例如劳动的专业化和协作，资金的流动和运作，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等等，这是属于现象层次的经济关系，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这类反映具体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关系，有人把它称之为“组织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一般的关系，因而不同社会制度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它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同“社会经济关系”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且从属于“社会经济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因而必然要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而独立存在、孤立运行的“组织经济关系”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研究“组织经济关系”，不能停留在简单地描述现象上，而要探讨它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关系，探讨它是如何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的，即它是如何体现社会制度的本质的。既然经济关系具有两个层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反映的经济制度也必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是反映“组织经济关系”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是非基本经济制度。所以，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从经济上说，基本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它表明了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这个社会特有的东西。我们怎么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呢？从经济角度说，所根据的正是基本经济制度。例如，如果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而工人丧失生产资料，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驱使工人进行劳动（形成雇佣关系），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这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反映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或者归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形成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劳动成果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这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反映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它是与其他社会制度根本区别的东西，与其他社会制度共同的东西，绝不是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一样的，只是本质上不同。这本质的不同，在经济制度这个系统中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第三，基本经济制度在一种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是不变的。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两个方面，一个事物在内在固有的“质”的范围内，不断发生量变，但这个“质”是不会变的，变了，就不是原来的事物了，而成了另外一种事物了。经济制度也一样。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即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可以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制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改变了基本经济制度，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了。体现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分配关系三个方面，其中决定性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所以如果简要地说，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说全了，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三个方面，抓关键简单地说，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例如，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就有两种说法。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7】这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而宪法第六条则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两者并不矛盾，全面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分配制度；简要地就关键来说，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进一步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提出来的。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托马斯·莫尔（1478-1535），目睹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野蛮行径，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设想一个未来消灭剥削制度的新社会，这个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衣食丰足、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社会。尽管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根据的是人的理性、道德观念、主观愿望，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不科学的，他也找不到实现新社会的力量，因而是空想的，但他看到了私有制是剥削社会万恶之源，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新社会的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成就。老实说，今天我们那些把私有制吹上天、成天鼓吹私有化的“理论家”，其思想水平还真比不上500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运用自己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存在的矛盾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生产的集中，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一个产品不是单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而是一群工人共同的产物，生产上需要的物资，不是本单位提供的，而是由社会提供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是供本单位使用，而是供社会使用。各个生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的这种社会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按照全社会的利益调节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他们按照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进行生产，这种占有方式同生产方式发生了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这一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唯一的出路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查遍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都是这样阐述的，任谁也找不到任何一点根据可以证明他们主张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更谈不上私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了。相反，他们再三强调，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28】所在。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部门和地区还不具备。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对经济发展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还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把私有制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如果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他们也许就不需要经历初级阶段，也就不需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严格区分开来，不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说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泛化成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请那些主张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甚至是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的人，引用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哪篇文章里是这么说的，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行，恐怕连影儿都找不到吧。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那么，怎么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呢？
这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重大问题。恰恰在做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第一，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在此基础上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非公有经济有不同形式，它们性质也不一样，其中个体私有者，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私有者，另一方面他是劳动者，不存在剥削关系；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雇佣工人），驱使工人进行生产，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治上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经济上公有制占主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经营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转的，但这只是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只能改变它们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不可能改变它们的性质。一种经济的性质是由内部经济关系决定的。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嘛。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讨论私有制经济一切问题的前提。如果这个问题给弄混乱了，一切讨论就会陷入一笔糊涂账，无法进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部门领导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制造谬论，千方百计抹杀私有制经济的非社会主义性质，把它说成与公有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引起一系列混乱观点。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其最终目的是为私有化制造舆论。这是值得警惕的舆论动向。第二，既然私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允许它存在，而且还鼓励和支持它发展呢？这就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来解释。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许多部门和地区还不具备。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我们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积极作用。我们只能实行在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整个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之一）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经过十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到党的十五大，我们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我们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因为私有制经济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论断），永远不能消灭，也不是因为私有制是先进生产关系，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必须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私有制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补充部分，不能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把私有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私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完全错误的。第三，必须摆正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居于主体，而非公有制则处于补充地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请那些一心想把私有制说成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注意，邓小平指出，非公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就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否则就变成社会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了，这在语法上就说不通）。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具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社会里，必然有一种所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受到居于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经济的制约和规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就是由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的。主要矛盾决定整个事物的性质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凭什么说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呢？从经济上说，就是因为公有制是主体，它规定着、制约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旦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私有制成了主体，整个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由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兹事体大，事关社会性质，不能不察。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要区分不同所有制经济，哪个是主体、哪个是补充的原因。然而恰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理论界存在严重分歧。有人千方百计否定区分主体与补充的必要，强调不要分老大老二，应在一视同仁。他们搬出的理由是，十九大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同所有制地位是平等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必须把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转中的地位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开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各个所有制经济的地位是相同的，市场规则适用于一切企业，不可能对公有制企业规定一种市场规则，对私有制企业规定另一种市场规则，那样就没有统一的市场了。但在一个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社会里，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必然是不一样的，有的所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有的则处于补充地位。这是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你主观上不分老大老二，就消失了。否则就无法确定社会的性质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如果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或者不分主体、补充了，就无法保证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安于补充地位，发挥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的道理。如果非公有制经济不安于此，成天妄想取代公有制成为主体，千百万劳动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若执迷于此，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从政治上讲，也应有所区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凡是赞成、拥护、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都是“自己人”。但“自己人”，也有所不同。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人民内部存在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前者是根本的，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后者是第二位的，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就不会有第二个联盟。工人农民，劳动人民是我们的依靠对象，非劳动人民则是我们的团结对象，统一战线对象。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容颠倒。如果错把团结对象当作依靠对象，把工人农民抛在一边，一头扎进了资本家的怀抱，我们的政权就丧失了自己的阶级基础，这是十分危险的。第四，必须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生产力落后，私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我们不仅允许它存在，而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而且其主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因而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存在矛盾，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阶级矛盾。不能只看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忽视它与社会主义矛盾的一面。相应地，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要鼓励支持它们发展，另一方面要在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注意引导、教育他们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妥善处理他们同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致矛盾激化。同时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防止片面性，是不容易的，需要有极高的领导才能。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只强调鼓励、支持的一面，完全忽视引导、教育的一面。长此以往，时会出现严重问题的。第五，为了落实我国社会主义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该看到，第一个“毫不动摇”是第二个“毫不动摇”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凭实力讲话，没有经济实力，文件上的规定是不可能落实的。没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没有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发展和壮大，就没有能力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想实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要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现在有人只讲第二个“毫不动摇”，完全不提第一个“毫不动摇”，这样，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要落空的。第六，应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未来。在人类史发展史上私有制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私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才出现私有制。当人类社会出现最后一种私有制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发生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时私有制的丧钟就敲响了，与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私有制必然为公有制所取代，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是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彻底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私有制不是永恒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经济绝对量还会有所增加，但相对量会缩小的，直至完全消失。我们不可能永远保留私有制，随着条件的成熟，它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宣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但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忘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性质，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作用，明确它的未来，全面制定我们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绝不是拣一些资本家爱听的名词（把私营经济改称“民营经济”、提出模糊不清的“自己人”、不分阶级性质的“企业家”等等）能够搪塞过去的。必须警惕党内弥漫的亲资本家、疏劳动人民的情绪，只顾眼前利用私营企业发展经济的作用、无视消灭私有制的长远目标的机会主义思想，听任这种情绪和思想滋长和发展，是会导致党改变性质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危险。
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不能忘却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
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延续到2020年全球抗疫战斗，中美之间纷争不休。国内舆论对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这个关系我国生死存亡以及今后发展前景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重新学习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论述，把它作为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并用它来统一思想，团结战斗，防止因为思想不一致而分散力量。在国际问题领域，对美关系，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关注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了疯狂进攻，由于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不可一世。怎么看待美国，成了一个大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能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成为革命成败关键之一。当时毛主席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以及解放区人民，为打败蒋介石树立了信心。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毛主席最关心的，除了苏联外，就是如何认识美国、如何同美国打交道的问题。他发表的一系列科学的论断，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应该成为我们处理对美关系的指导思想。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这些论断，用它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当前的斗争。需要警惕某些人有意无意地贬低、否定毛主席的思想，把我们的斗争引向邪路。毛主席关于美帝国主义有哪些论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呢？
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毛主席多次强调，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必须抛弃对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以后，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垄断地位，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出发，不仅压迫、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而且把手伸向全世界，掠夺殖民地，力图统治全世界。帝国主义必然要对外扩张，政治上搞霸权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世界劳动人民来说，帝国主义就是剥削和压迫，就是霸权主义，就是战争。不打倒帝国主义，人民就得不到解放，就不得安宁。这种本性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及制度决定的，是不会随着帝国主义的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的。不同的领导人，在执政、行事的风格上会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赫鲁晓夫曾经幻想美国总统的更迭会改变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这表现在1960年的美苏戴维营会谈上。1960年赫鲁晓夫祈求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幻想他能放弃战争，赞成和平，与苏联共同构建“三无世界”。于是登门求见。他是带着礼物（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停止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满脸讨好，去参加戴维营会谈的。回来后“得意洋洋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仿佛从此美国放弃战争了，世界可以长久和平了。但是1960年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不久，安森豪威尔就派U2飞机去苏联上空侦察。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这成了成为国际上的笑柄。毛泽东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不能改变的。”【29】 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中美关系。离开这一点，对美国的政策就会走上不切实际的邪路。改革开放以来，一股“亲美、崇美、媚美”思潮泛滥，这股思潮，从认识上说，就是幻想美帝国主义会改变本性，会放弃侵略、掠夺，帮助别国进行建设，会放弃战争，热爱和平。这种幻想必须抛弃，才能建立起正常的中美关系。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千方百计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中美之间关系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根本性质上说，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两者是一种取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越来越接近，逐步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第三种社会制度，那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臆想，根本不是现实，帝国主义也不允许出现这种情景。自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帝国主义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当用武力无法实现这一意图时，就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最早看到这一点。195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就在11月召开的小范围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演说，请大家看一看。他说，杜勒斯讲要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30】。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1960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他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是用战争的手段，另一套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31】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应当采取的一系列步骤。他在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就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向着不同的对象，又多次讲这个问题。他警告人们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3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忘记了毛泽东的警告，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掉以轻心，不以为然，对帝国主义充满了幻想，甚至批评主张防止和平演变的人为“左”，仿佛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和平演变战略了。有人主张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甚至是“夫妻关系”，“床下吵架枕头和”，没有什么根本矛盾。这是我国亲美派一厢情愿的幻觉。然而无数事实否定了“夫妻关系”说，证明毛泽东的警告是正确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就是一场险些成功的和平演变。《零8宪章》的作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也表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弃通过颜色革命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显然不仅仅是贸易问题，也不仅仅是想遏制我国发展，根本目的是改变我国的制度，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而特朗普之所以对贸易战充满必胜的信心，是因为他相信中国内部有人会配合，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事实证明，我国国内确实存在这样的“内应力量”，在贸易战刚一打响，就有人主张尽快投降。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一定要牢记，这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是有关我国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牢记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切不可被一些表面现象蒙蔽了。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主席用这样豪迈语言说清楚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表面上看起来是可怕的，可以吓唬人，但骨子里是虚弱的。这个论断，毛泽东最早是在1946年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来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美式装备，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一时间有些人忧心忡忡，仿佛抵挡不住了,天要塌下来了。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他预言“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33】问题的本质在于，谁代表人民、代表进步，谁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谁反对人民，代表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后者虽然表面上气势汹汹，最终必将跨台。毛泽东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被现象蒙住了眼睛。在上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有过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美帝国主义。当时赫鲁晓夫被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吓坏了，主张跪倒在美帝国主义脚下，哀求美帝国主义赐予和平。他们谴责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冒险主义”。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面地阐述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思想。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纵论国际形势大局，他针对某些共产党存在的恐美心理，明确指出：“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为了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34】1958年12月1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他说：“我的回答是既是真，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一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35】关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否定、反对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反对辩证法，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正是按照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观点出发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因而在中美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充满辩证法的观点是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我们就不可能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更不可能打赢这一仗。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的人忘记了这一真理，甚至不敢提起这个原理，生怕得罪了美帝国主义。他们在帝国主义强大实力面前吓破了胆，不敢斗争，更不敢胜利。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跪久了，站不起来了。这就是贸易战中出现投降主义声音的原因。那样的精神状态，岂能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其实，一味示弱，不敢斗争，连对手也会看不起的。今天，我们应该大力宣传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扬眉吐气，树立起斗争必胜的信念。
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必须一反对，二不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全世界都在议论美国会不会打新的世界大战。那时流行一种观点，怕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仿佛只有听任美国压迫和剥削，不反抗，才能避免战争。美帝国主义也正是用战争来讹诈世界人民。当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提出一反对、二不怕的原则。他说：“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议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36】“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得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37】他指出，帝国主义好比景阳岗的老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你刺激它，它要吃人；不刺激它，也要吃人。绝不会由于你投降就会发善心。只有坚决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对待中美贸易战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反对贸易战，但不怕贸易战，要打，就奉陪到底。坚持一反对二不怕，就能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毛主席多次讲过，帝国主义是不讲理的，只有把它打服了，它才能同你讲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证明了这一点。不在实际斗争中取得胜利，美帝国主义是不会同你讲理的。立足于斗争，才有可能谈判。一味示弱，不敢斗争，只会自取其辱，导致丧权辱国。
用革命的两手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
应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是两手。从根本上说，美国统治集团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们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这是由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表现形式、方法、手段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只要还是帝国主义，美国对华的根本方针、根本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万变不离其宗”。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出于现实策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又需要同我们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资本家总是要赚钱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无疑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美国不得不与我们发展经济贸易往来。面对复杂的国际问题，美国有时也需要同作为一个大国的我国进行合作。所以，美国对华政策是两手：一手是想整垮我们，另一手是与我们接触，要求合作。这两手不是并列的，前一手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后一手是第二位的、策略性的，从属于前一手。他们主张“全面接触”、“发展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其实质是促使中国从内部发生西化和分化，使中国发生类似于苏联的那种变化。美国一位来华担任外交官的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公开声称：保护中美两国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是为了“促进各种思想向中国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中国，从而导致中国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这位外交人士的证词是坦率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告诉我们，美国发展同我国的经贸往来、合作交流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我们对美政策也应该有两手，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凡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必须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该硬的时候就要硬。对于想整垮我们的人，我们要始终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要维护我们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样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能示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不会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更看不起你。事实证明，在事关原则问题上我们硬了一下，顶一下，这些想整垮我们的人就软了下来。当然在斗争中要防止感情用事，过头的话我们不说，过头的事我们不做。要讲究斗争艺术、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待国民党顽固派那样，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必须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有斗争也要有缓和，有张有弛，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作点必要的妥协，但妥协不是投降，而是为了下一次战斗。所以，我们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问题。就像打拳一样，不是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有时要缓一下，缓一下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前进。我们要准备同美国长期打交道，还要与它做买卖。我们用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其中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由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的性质所决定的；妥协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为更好地斗争服务的。概括说来，就是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与有理、有利、有节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总结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至少有三条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不能忘却。一是在谈到政治问题时，不能忘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二是在谈经济问题时，不能忘却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三是在谈论国际问题时，不能忘却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把这三条忘了，分析问题就没“准”，实际工作就会走上邪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声浪中，把这三条搞丢了，长此以往，是会导致党变质、国家变色的。有没有这样的危险？但愿只是我杞人忧天。【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年版。【2】[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3】[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6】《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2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年版。【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年版。【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年版。【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年版。【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年版。【2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第39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2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30】转引自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第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31】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32】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第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3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过程【3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6】《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系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泰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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