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德：就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与沈志华商榷

【作者按】本文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概念，特指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至朝鲜战争结束；而“半岛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概念是指从朝鲜内战开始至战争结束，期间也含抗美援朝阶段。

导  言

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来说，是立国之战，是让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人民之战。它对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热情、民族觉醒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政治财富；它是30多万先烈们用鲜血为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尊严及和平建设环境所做的巨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及其胜利，是刚刚建立新中国的中华民族上下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的历史丰碑，是我们党史和共和国史上光辉的一页。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科学地研究、准确地记忆这场已经过去了70年的战争，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和后世无疑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那场战争的新材料、新文章、新著作不时出现。这对我们深入正确地解读这场战争无疑有很大帮助。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如何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阐释那段历史。本文试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做些初步评析。以供专家和读者思考。

一、作为战争史，不能忽视对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的研究

朝鲜半岛战争，作为一次“战争”的研究对象，不能不研究其性质。特别是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

研究战争的性质，是由战争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因此，无论是西方进步的战争理论家（如克劳瑟维茨们）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他们对战争的研究莫不如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是出自克劳瑟维茨《战争论》中的名言；毛主席在他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的有关论述战争的著作中，均明确提出了研究战争的性质是研究战争的“全部根据”。《论持久战》就是在对战争性质的正确认定的基础之上开始的。称这是研究中日战争的全部根据。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多处指出：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71页、174页 人民出版社 第2版）

要分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共产党人要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重要根据之一。

在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号召全党用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时，特别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政的非正义性，指出：

“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1246页 人民出版社 第2版）

研究战争的性质，是由战争复杂性决定的。一场战争的发生发展，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和情况，有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围绕一场战争发生的各类事件尤其是外交事件纷纭复杂。而这些复杂纷纭的事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争性质。弄清了不同战争的不同性质，就是抓住了研究战争的“牛鼻子”，抓住了研究抓住的核心问题，才算找到了研究战争的正确途径和方向。才能达到研究战争的目的。

研究战争的性质，也是由研究战争的目的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分清是非，达到反对非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最后消灭战争，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的目的。也就是说，研究战争的性质，才能将“一个具体的战争”历史责任弄清。才可能从战争中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达到反对非正义战争，支持正义战争目的。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环境，造福于人类，而不是相反。

研究战争的性质，不能离开一定的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政治集团的立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必然对同一场战争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共产党人自然应该站在被侵略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的立场，来分析对待一切战争。毛主席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性质时指出：

“（德国和英法的交战双方）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582页 人民出版社 第2版）

然而，近年在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所谓“超意识形态化”的思潮。他们不仅放弃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也放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公民的立场，强调所谓“真相比真理重要”，他们抓住一些孤立的“事实”，不作综合分析，不讲战争的性质和责任，宣传朝鲜战争没有对错，双方徒徒死了上百万人，都是“输家”。显然，这些“理论”否定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人们的对战争性质认识的“共识”，否定了研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和制止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他们虽然宣扬“超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但他们在事实上并没有“超意识形态”。他们回避战争的性质，空洞地谴责战争，其实是否定正义的战争，否定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

总之，研究战争就不能不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研究战争的性质。如果离开了对战争性质的研究，尽管文可车载，也是废纸一堆。

不言而喻，研究朝鲜半岛战争，不能不首先研究其性质。正确认识朝鲜半岛战争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整个的半岛战争的全过程。

笔者认为，作为当年的朝鲜半岛战争，远比当年毛泽东论述的中日战争的性质复杂得多。当年的中日战争从始至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从始至终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而朝鲜半岛的战争，从时间节点看，明显的存在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性质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至美军介入前是第一阶段。时间起始点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1950年6月25日。其性质是朝鲜民族为统一祖国而进行的内战。而内战的根源早在三十年代就存在了，在1945年以后，内战受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以曲折隐晦的变态形式存在。1950年6月25日只是大规模爆发而已。

近年研究朝鲜半岛战争的一些人，把半岛发生的战争的“罪魁祸首”说是因为金日成的南下（还加上斯大林的阴谋和中国的支持）。此说看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正确认识和评价金日成南下，是正确认识整个朝鲜半岛战争的起点的关键点。实事求是地讲，金日成的南下，性质是朝鲜民族内部统一祖国的内战。它的性质，同当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同毛泽东1949年挥师南下过长江的性质并无不同。当时李承晚也在积极准备北上，他也没有把三八线作为“国界”，声称国界在鸭绿江边。当时他是因忙于“安内”，镇压所谓“不同政见者”和起义群众（实际是朝鲜内战的一部分）。因此让金日成抢占了先机。朝鲜民族这种大规模的内战，在一定意义上讲，有其不可避免性。当然，朝鲜半岛的统一，应该提倡和鼓励用和平的方式更好。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双方都想诉诸武力。对此，作为域外国家，也只能劝和，没有理由、也无权派兵去武装干涉其内战。美国官方定义为“朝鲜侵略韩国”，这是为他自己侵略战争找的理由。对此，外国一些政要和学者，都有公论。例如：最近读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c Cumings）的《朝鲜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表述，其主要观点有：

针对美国人说的“金日成的进犯是国际侵略”，美国出兵是“我们成功地遏制了他，收复了韩国一方”的说法，明确提出：其朝鲜人进攻韩国，它和希特勒入侵波兰、东条英机突袭珍珠港或萨达姆．侯赛因攻打科威特不一样，是朝鲜人内部的事务。

总之，朝鲜半岛最初的战争是朝鲜民族的内战。金日成的南下，是朝鲜民族内战的民族解放战争，其正义性不能否定。不能说金日成南下是侵略了韩国。这犹如不能说一年前毛泽东的南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中华民国一样。

第二，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入朝鲜，其性质是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和内战，同时派兵侵占我国台湾，这是将朝鲜问题同中国内政联在一起。其整个行为的性质是对亚洲的侵略。

原本在1950年1月份，美国总统和外交部长先后发表政策性声明，表示台湾和南朝鲜将不在他们的“保护”之内，可是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二天，就急急派兵介入朝鲜内战，并占领台湾，宣布“台湾地位不定”论，这本身表明，美国政府说话不算数，并且公然否定开罗宣言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国际协议。这些充分证明，美国政府是一个说话不算数、不讲信义的国家。继而又背弃了刚刚宣称的出兵朝鲜，干涉其内战是为了“保护韩国”，可仁川登陆不久就悍然过了三八线，进军鸭绿江边，宣称帮助“统一朝鲜”，这本身进一步证明，他不讲信义，更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有意扩大朝鲜半岛的战争；他在侵入朝鲜的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这是将中国内政问题同朝鲜半岛问题联系在一起。

美国上述种种行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放到现在，用国际法来衡量，都是不允许的，是错误的。其性质无可驳辨地是侵略行为。这正如毛泽东在美军侵略朝鲜的第二天说的那样：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上 1949年9月-1951年12月 第15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一版）。

美国的行为是侵略，即使站在当代的观点看，也是赤裸裸地干涉朝鲜民族的内政。这是正确认识朝鲜半岛战争性质的第二个关键点。

第三，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众所周知，我们参与的朝鲜半岛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它从时间到战争规模，是半岛战争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它是整个半岛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战争的全部，更不是如有些人说的“也是战争的‘起源’”。它对我们来说，是美国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当时中国刚刚建国，国力凋敝，百废待兴，民心思定，尚有西藏、台湾等地没有解放，国民党留下的“政治土匪”200多万尚没有肃清。其军力、国力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悬殊差距更是明显的。凡此种种，根本无力、无心作战。并且美军已达到鸭绿江边，出兵的最佳时机当时已经丧失。用李奇微的话说：“没有哪一个有智慧的领导人会作出出兵的决定”。这时中国出兵实属无奈。之所以出兵也是公开的宣示，并没有“秘密”可谈。毛主席在志愿军出国后的一次讲话中说：

“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主席在这里实际上讲了三个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美军打到鸭绿江边。强盗打到了家门口，岂能束手待毙么？此情况，正如基辛格说的：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论中国》亨利·基辛格 第124页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0月 第一版）。

中国出兵是美国强加于我们，我们出兵抗美援朝是迫于无奈，是正义之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后，面对美国侵略者打到鸭绿江边并气势汹汹地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毅然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击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反侵略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准确地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正确性，不容否定。这是一切研究朝鲜半岛那场战争的人不应忽视的。我们作为老一代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代，作为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责任和义务，捍卫其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正确性。而不是相反。

二、作为历史重大事件，应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考察

在研究半岛战争的史学著作中，还有一种错误的方法，就是离开当时朝鲜半岛当年战争发生时前后的具体的世界历史的大环境，用当今世界格局的一些变化和人们的理念，甚至出于某种外交需要的考虑，倒推当时发生事件的是非、得失、正误。

研究历史问题贵在尊重历史史实。这种离开了当时历史环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其实是早就被列宁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是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一条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判断分析当年朝鲜半岛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相关事件的“是”与“非”，必须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是研究那段历史事件必须遵循的另一个基本原则。

所谓“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有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横向是指当时世界的总体形势；纵向是指历史的纵深。从横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两个政治、经济、军事完全对立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从世界范围看，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亚非拉许多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民主独立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当事国家和地区的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分别受帝国主义阵营的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的不同程度地支持。

如前所述。我们把朝鲜半岛事情放到当时的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分析考察，无论从横的方面看还是从纵的方面看，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大爆发，都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根源最早应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四十年代。当时金日成和他的战友们（例如崔庸健、金光侠、崔贤等），领导的朝鲜游击队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北部山区同中国共产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起同日军作战时，李承晚南方政权中的军方高官白善烨等人，当时就是日军讨伐抗日联军的鹰犬或日本军官学校的学生，而还有一些则是来自蒋介石部队的高级军官。双方高层人物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经济制度的阵营，他们本来就是水火不相溶的死对头，岂能共处一室？在一定的意义上讲，1950年的为统一朝鲜的内战，其实质是三十年代以来的朝鲜两种抗日路线的继续。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也可以说，朝鲜内战有不可避免性。

同样，对中国当时出兵抗美援朝也必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中考察。有人以“美国当年没有过鸭绿江的打算”为据，说中国出兵朝鲜是误判，“抗美援朝”是“保卫苏联和朝鲜”云云。

如前所述，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政治体系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当时的根本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得政权之后，在外交上自然要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这也是由当时的特定的历史大环境决定的。此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年国内革命战争，虽然是同蒋介石集团的内战，但美国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支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为己任。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揭露和概括的，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的尖锐对立早就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新中国、支持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政策。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出兵朝鲜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占领台湾，蛮横地阻挠中国正准备地解放台湾行动，并扬言要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1950年6月27日，美海军第七舰队到达台湾的相关地域，美国政府奉命发表“总统声明”。公然明确地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当时的目的十分清楚明确，是为了遏制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对他们所谓的威胁以及驻扎在太平洋地区美国部队的安全。也就是说，进占台湾海峡是完全对着中国来的。这样就在事实上将台湾问题和半岛战争联在了一起了。早在1950年8月27日，美军飞机飞过鸭绿江，轰炸我边境，造成我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更是明目张胆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这些事实，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不仅是侵略朝鲜，也是对着中国来的。试想，如果那个国家同墨西哥发生战争，借口占领夏威夷并把炸弹扔到了美国境内，美国会“袖手旁观”么？

我们当时的外交决策只能以美国上述那些言行作为依据。当美军逼近三八线的时候立即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告知美国不能越过三八线。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之不理，挥师直至鸭绿江边，在这样的严重关头，才不得不出兵朝鲜。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误判”问题。

再如，在抗美援朝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同样，研究这个问题，也不能仅仅抓住“俄罗斯解密档案”中，二人在抗美援朝前后这一段时间的某几件事，不加深入分析就轻易地下结论。应该从历史长河的纵深整体，考察他们的关系，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就不会得出一些诸如“毛泽东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才出兵朝鲜，“毛泽东上了斯大林的当”替斯大林“背锅”打了一仗，“斯大林操纵了整个朝鲜战争”等等这些没有严格史实支持的观点。概言之，毛泽东在历史上就没有全听斯大林的话，在朝鲜战争这样涉及独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可能听任斯大林的摆布么？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抗美援朝中听取他的一些正确的意见本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不能由此推论毛泽东是替斯大林打了一仗。抗美援朝过程中的大量事件证明，是毛泽东同金日成协商，共同作战。斯大林是支持毛泽东的决策和立场的。

三、面对新“史料”，我们的史学家应该是全面、科学、准确地辨析，正确地运用

全面、科学、准确地辨析、正确地运用史料，是科学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和功力的表现，也是对史学家的基本学术良心的要求。近年各国相继解密了当年朝鲜战争的相关史料，这为我们深入研究抗美援朝史提供了新材料。但是，各国当时都是“决策在背后”，其材料难免不会有片面性和史实错误。例如，对最初决策的临时更改变动、对敌方和整体形势的误判等。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注意研究、正确运用这些新材料，同时又不能做这些“材料”奴隶，轻率地、片面地以某一孤立材料作出结论。尤其是不能片面的、采取“为我有用”的唯心主义的态度使用材料。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的辩证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否则，得出的“新结论”不仅经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谬的。

关于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问题。有学者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以下简称“档案”）（沈志华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4年）记载，毛泽东于1951年2月同斯大林签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后不久，斯大林就让金日成来苏联，研究南下问题。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隔不久，于是这些学者就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推论说，是因为“条约”的签订，才使斯大林鼓动金日成南下。接着又继续推论：是因“条约”的签订让苏联失去了旅顺口，斯大林想找新的出海口，才指示金日成南下。并接着继续推测：如果胜了，就取得了新的出海口，如果不胜，美国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必然求助于苏联出兵东北相助，这样也将继续占领旅顺口，云云。

这是我国学术界当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看起来新颖，但经不起严格地推敲。这一连串的推论中，既违背学理，又违背逻辑。

第一，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让金日成到苏联去的前后，发生多起大事。中苏签订“条约”仅仅是其中的一件，怎么就单单认定是“条约”的影响呢？这些事件中，首先是金日成接连给斯大林27封电报，金日成在电报中反复表示南下必胜无疑；其次，1950年1月3日、13日，美国政府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台湾和南朝鲜不在美国的保护圈的政策讲话；第三，在杜鲁门、艾奇逊讲话后不久，斯大林又得到了美国政府关于这个讲话的内部会议决定的“绝密”文件；还有，更重要的在这之前不久，苏联成功发射原子弹；再有，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又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这些，哪件不是大事？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的决策岂能不考虑前因后果、方方面面么？仅仅为取得“出海口”、“报复”中共就轻率决定同意金日成进一步扩大朝鲜内战规模以引起美国干涉。这样的一连串的推论和判断，把斯大林看成了一个鼠目寸光的阴险小人，根本不符合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的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也不符合起码的逻辑常识和学理。恩格斯说，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版 第3卷 第469-470页）

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显然犯了恩格斯批评的错误。

第二，说斯大林有意鼓励中美在朝鲜一战，这也不符合斯大林在“二战”之后的外交政策，不符合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历来关系。缺乏历史的必然逻辑。“二战”以后，苏联因为在战争中受到重创，面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进攻态势，苏联是怕打仗特别怕同美国打仗的，故采取战略收缩方针，对各国的内战持不介入和观望的态度。此前，对土耳其、希腊的内战，苏联就没有支持当时的土耳其、希腊共产党游击队，致使其先后失败。同样，斯大林也不希望朝鲜打仗，这是斯大林的一惯态度。不考虑斯大林的历史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抓住当前一件事就孤立的下结论，这是一种只注重历史“事件”的短期研究的做法,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猛烈抨击的那样：“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事实上，影响斯大林对金日成南下态度转变有多个原因，仅仅说是“条约”使他转变态度，缺乏足够的历史内在逻辑性和合理性。

第三，说斯大林想借朝鲜战争推动中美一战，这更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自作聪明的推论。当时美国已经表示，南朝鲜不在他的保护圈内，斯大林怎么断定美国一定会背弃自己的郑重诺言，重返朝鲜？又怎么断定美国一定会过三八线？特别是斯大林怎么断定美国对中国的抗美援朝一定会发生误判？（而事实是美国充分估计到中国不会出兵抗美援朝才过三八线的）最主要的，当时中国刚刚解放大陆，斯大林如何断定毛泽东一定会听他的话出兵抗美援朝？在历史上毛泽东多次根本就不听斯大林的话，这次，斯大林怎么可能断定毛泽东一定会听他的，出兵朝鲜？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斯大林在1950年10月11日同周恩来、林彪会谈，表示苏联原定的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承诺不能实现，中国仅仅出动几个步兵师没有取胜希望，同意中国不出兵。准备放弃朝鲜。这件事儿客观地证明，斯大林原没有中美一战的目的。综上所述，这些相互矛盾和混乱的结论，足以证明，“条约”促成朝鲜战争爆发说，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是，此前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南下，多方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在内，都记载了在1949年之前，斯大林认为朝鲜南下从军事准备上看不足，从政治上看，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不利于金日成南下。后来，朝鲜经过一年多的军事准备，这一年来，国际上连续发生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事件。其中，苏联有了原子弹，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又同苏联签订了“条约”。这一连串的大事。特别是1950年1月3日、13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更关键的是其声明的“绝密”文件被斯大林弄到手。这些，促使斯大林深信，中国内战，美国没有最后直接出兵干预；金日成南下，美国自然也不会出手干涉，而金日成又反复表示胜券在握。在这样的判断下，斯大林才没有阻挡金日成南下。可以说，斯大林对美国的“误判”才是他没有阻挡金日成南下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世界政治家、学者们的共识。

再如，关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问题。有学者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披露的在1950年10月1日和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第72-99页），斯大林给中国两个电报，提出中国出兵的建议，于是据此推断“毛泽东想了一夜，认为这是斯大林要中国维护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不能不出兵”这样的推论。其实这个问题，中方有许多公开的权威资料已经充分证明，抗美援朝是中国的无奈的选择，也是中国自主决策的。这个自称是从“档案”材料里发现的新观点，笔者仔细研究“档案”后，发现这并不符合“档案”所载的事实。是借“档案”说事的不良学风学者的作法。

按“档案”记载的叙述时间看，正好证明中共决策出兵完全是自主决策的。

事情的大略经过是这样的：中共在收到斯大林1950年10月1日的电报的同时，也收到了金日成的求助的电报。10月2日晚，中共中央开会，没有统一认识，大家提出了出兵的许多困难。毛泽东当晚将中共开会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反馈给斯大林（事实目的是向斯大林求助），斯大林于5日答复的电报，北京收到时已是10月6日晚上22时。这期间，在10月4日、5日中央又连续两天开会，最后已经统一了认识，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可见，从电报时间顺序看，这第一次的决策，并无受斯大林影响的因素。10月10日，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具体落实苏联对中国的出兵后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因为苏联原来保证的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有变，斯大林也认为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只靠步兵，无取胜希望并存在风险，斯大林同意中国暂不出兵，并决定放弃朝鲜。消息传回北京，在这种情况下，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把即将赴朝的彭德怀等召回北京，重新研究出兵问题，共同认为，即使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也要出兵朝鲜。这是关键时刻的最后决策，是在斯大林拒绝空军支援，决定放弃朝鲜并通知了朝鲜作战略撤退时作出的决策。这足以证明，中国决策出兵朝鲜，并无所谓毛泽东“听斯大林的话”想了一夜的问题。是完全自主决策的。

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

四、透视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

还有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需要单独讨论。这就是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解密”学派的人，对批评他们错误观点的人，理直气壮地辩解说，他们是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从苏、中、朝的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这是朝鲜战争史学研究的新途径、新创造，是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是“纯学术研究”云云。他们打着“学术研究新方法”的旗号，骗了许多人。

所谓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云云，不过是个借口，我们在前面已经略有分析。在以后的相关文章中将有详细的辨析。这里暂且不论。集中一下透视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是什么货色。

其一，“从苏、中、朝视角研究朝鲜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先让我们将这种新视角得出的新结论，简单地梳理其几个有代表性的论点：

1、斯大林因签订中苏条约才鼓动金日成南下，以取得出海口；中苏条约的签订是战争的起源；“条约”是毛泽东逼斯大林签订的（言外之意毛泽东是战争起源的推手）。

2、斯大林让毛泽东出兵；毛泽东“想了一夜”为维护“中苏条约”不得不出兵；中国参战也是半岛战争的起源。

3、毛泽东、斯大林不同意1951初的联合国安理会“三国”先“停战”的方案，失去了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中国失去全胜的机会，使战争多打了两年多。

4、四个月后，斯大林不想打了，主动找美国要和谈；第五次战役后，美军重回三八线，毛泽东也打不下去了，所以想“和”了，自己不好意思，找苏联帮忙。第一次联合国给的优惠条件也没有了。

5、在整个谈判期间苏中方“有意采取强硬立场”，致使谈判无限期延长，多谈了两年多。

6、战争平局论，中国死伤人数比美国还多。

7、朝鲜战争以后，遗留许多周边和国际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虽胜亦输。

基于以上说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看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朝鲜战争从发起到结束，都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的错！

只是，这个所谓“新方法”“新视角”研究出的“新结论”其实并不新。早在1950年7月美国出兵侵略朝鲜的时候，就说“朝鲜侵略了韩国”，美国出兵是“保卫韩国”，而朝鲜之所以敢于“侵略韩国”，是受斯大林的指使，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战争。中国抗美援朝是“侵略朝鲜”，是替斯大林打仗。美国的这些言论是公开的。当时世人皆知，并不用查什么“档案”。而我们的历史学家60多年后，从“解密档案”中获得了“证明”，这足见美国的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不过，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对美国当年制造的“北朝鲜侵略了韩国”等等说法，早有一些公正的历史学家，包括美国的历史学家，就公开予以驳斥了，他们说，金日成南下是朝鲜民族内部不同政治、经济思想体系的人，为统一朝鲜的战争，是内战。金日成的南下是民族解放战争。它如同一年前（1949年）毛泽东帅百万大军过长江一样，同一百年前，美国总统林肯率领北方军队打败南方军队统一美国一样，都是内战！——这已经是历史的认知。我们的历史学家把抄别人的冷饭拿来当作新佳肴卖。

其二，“新视角”岂可是成为学术研究坚持片面性、不讲辩证法的理由么？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这里讲的是正确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自然也完全适合对战争的研究。此文著于抗日战争时期，他举例中说的“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就是指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而言。不言而喻，我们研究朝鲜战争，也应遵循毛泽东这里提出原则。这是政治原则，也是不可动摇的学术原则。学术研究同样应该和必须要克服片面性。朝鲜战争，实际上涉及五方，苏、中、北朝鲜、南朝鲜、美国。除此之外，还有跟随美国出兵的一些国家，作为美方内部的多方，他们同美国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又合作又矛盾的关系，也是不能忽略的。只讲苏、中、北朝鲜在朝鲜战争的相关行为，就轻易下结论，这很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主观的。自然不会得出全面地、正确的结论。我们前文中梳理出来的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得出的一些“结论”，就是这种主观、片面的产物。形而上学片面性从来不是认识真理的途径。提倡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其本质就是提倡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只研究半岛战争中的苏、中、朝的关系，也无不可。但是，这种研究必须把它放到交战各国关系的整体中进行“透视”、“定位”，在对比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不是只“从苏、中、朝”方面捡些孤立的材料而不论其他，甚至用想象和随意代替严格的科学研究。

这里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研究当时朝鲜战场的各方关系的。在出兵抗美援朝前，不仅充分地研究了世界全局的形势，美苏的关系、中苏的关系、中美的关系、中朝的关系。而且还充分的研究了美国同“联合国军”的各国的关系，特别是李承晚同美国、李承晚军和美军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各自战斗力和作战特点。由此，在中国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最后关键时刻，苏联改变出动空军进入朝鲜掩护志愿军承诺。这时，中国面临的是只有落后的步兵武器的志愿军，单独对付有海陆空军一体的、现代化程度极高的“联合国”军。这还能有胜算的把握吗？毛泽东根据此前对敌情、我情、友情的全面了解，提出了“第一时间打伪军”“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等战略战术。因此才有入朝首战告捷、再战再胜，连续三次战役，将“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南北。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期间，又从多种途径，得知美国的盟国有三八线停战的意图，并给美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又适时的抓住这些犹似“青萍之末”的信息及时予以呼应。最终使作战的双方走到了谈判桌前。毛泽东这种善于知己知彼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的巨人智慧和胆量，虽人不可及，但应是我们终生学习努力的方向，而绝不是相反，甚至自以为是地提出了相反的理论。

第三，所谓“新学说”不新，是列宁评判的第二国际作家们早就用了的“方法”。

所谓“从苏、中、朝的新视角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新方法”得出的一些“结论”，不仅是片面的，也是表面的、随意的。直接违背了研究战争的正确原则。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战争时，批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不能正确地研究战争。指出：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6年1-6月 《列宁选集》 第一版 第2卷 第732-733页）

我们仔细把“从苏、中、朝”视角朝鲜战争的研究方法同列宁批评的第二国际作家们研究战争的理论，对比一下，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新学说”不新，是列宁评判的第二国际作家们早就用了的“方法”。

列宁这里讲了研究战争必须遵循的三条重要原则：

1、不能仅仅依靠外交史（即各国的外交活动和对外宣言之类），应该依据各交战国的客观行动。

2、不能仅仅依靠个别材料，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研究要占有所有的全部的材料，并且要对材料去伪存真。

3、最根本的是研究各交战国的和世界经济生活的总体材料。

从“苏、中、朝”这个侧面研究朝鲜战争，所依据的仅仅是“往来的文电”，这仅仅是“外交史”。根本没有涉及各国的“客观情况的分析”，更没有“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的概括和分析。比如，怎么认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问题，这是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必须研究全部的中美关系、中国当时政治、经济的现状，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而从“苏、中、朝”这个侧面研究朝鲜战争，仅仅靠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日和6日的文电，就推导出毛泽东想了一夜，是斯大林要中国为维护中苏友好条约出兵这样荒谬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的出兵几经反复，后经多方利弊衡量，自主决策出兵。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由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处于长期战后的百废待兴，美国又是世界第一强国。两国的经济力、军力，都处于“乞丐同龙王比宝”的状况。双方开战，将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状态。决策出兵，确有诸多风险。不了解上述情况，仅仅是“想了一夜，为巩固中苏同盟”就决策出兵的结论，随意、轻率，典型的随心所欲！

战争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研究战争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也必须研究各方的历史和现状。把战争的起源统统说成是苏、朝、中的责任。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和其学者，一直宣传战争的起源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朝鲜侵略韩国”这才爆发了朝鲜战争。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被这些学者们“忽略”了，一个是金日成南下是朝鲜民族的内战，南北朝鲜当时的战争不是什么国与国的战争。其二，美国开始的进入朝鲜干涉朝鲜的内战的同时，占领台湾，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早在8月27日，美军机低空飞过鸭绿江对我居民进行轰炸、扫射，打死打伤我12名居民。继而，又挥师过了三八线，侵入北朝鲜。这一切，是对朝鲜的侵略，也是对中国的侵略。美国政府恰恰不承认这两点。其实，这二点是正确认识朝鲜战争的要害的两个问题。美国为了摆脱其历史责任，指责苏联支持朝鲜侵略韩国，中国出兵侵略朝鲜，这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嫁祸于人”的“甩锅”。而我们学者“研究朝鲜战争”，不讲朝鲜内战的性质，不讲美国是侵略，而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正义性，绝口不谈，只说是“战争的起源”，这不是乖乖地配合美国政府“甩锅”么？

总之，所谓从“中苏朝”的视角重新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看似“视角新颖”，实则是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旧学说、伪学说。其方法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研究方法。是违背学术规范和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用形而上学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代替辩证法强调的要客观的、全面的、本质的研究问题理论原则，用历史的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实际作用是为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提供“理论服务”。

【作者简介】张兴德，黑龙江鹤岗市人。长期在部队工作。在大连中山区委宣传部退休。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解放军报》《红楼梦学刊》等四十余家各级报刊、杂志、大学学报发表6百余篇学术、理论文章和诗文等。约400余万字。涉及文学理论、历史辨析、诗文等多个领域。有二十余篇学术、理论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新华文摘》《文摘报》《报刊文摘》等书（报）刊转载和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中考语文试题。有专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红学热点话题“透视”》《“不完美”的哲学》等。近年为厘清史学界出现的否定抗美援朝的错误观点，带着目的性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5年多，先后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党史纵横》等报刊发表多篇论文。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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