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共知，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帝国，中世纪蒙古铁骑天下无敌，雄心勃勃征服世界，他们在欧亚大陆上创造了惊世的战绩，但他们雄霸世界的年头并不长。 有人言蒙古帝国纵横世界400年，其实远没有那么长，从整个蒙古帝国的成年寿命期来计算，崛起于13世纪初的蒙古帝国，其五大汗国：大汗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各个寿命大限均为百年。中央四大汗国中，建于1227年的窝阔台汗国在1309年灭于察合台汗国，82岁寿终正寝；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经多次分裂，最终均在1388年被铁木尔帝国的帖木儿征服。 而建立在中国境内的大汗汗国的主体蒙元帝国，概无例外。元朝起点应为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9年后灭南宋占领中国全境），终点应为1368年被朱元璋灭亡，满打满算，只有97年。 当然，北元与钦察汗国一直延续到15世纪，但那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名存实亡，真正兴盛也不过百年。 蒙古帝国为什么最终没能熬过百年大限 百年大限，暴露出“铁骑军国”的严重缺陷——不能长治久安。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表面看来，是蒙古帝国战线拉得太长，统治起来有困难，且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内部分裂，儿孙各自为战。 这些原因固然存在。但通过表面，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蒙古帝国有一个先天的致命短板。这个短板就是——不懂政治。 蒙古帝国不懂政治，这绝非姑妄之言。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他们堪称出类拔萃的军事家，但都是不及格的政治家。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政体“户长制”，虽然比较氏族部落制是个进步，但充其量是“军政”，而非“民政”。徒有军政没有民政的他们，虎头蛇尾，打下无垠的帝国，却不知如何长效治理。 整个军国是为不断征服世界服务的，并不服务百姓于安居乐业。 由于政治的落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征服到哪里，不得不选择当地的政治制度，但摆脱不了游牧式的野蛮。 以忽必烈为中心而建立的元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譬如以皇帝(大汗)为核心，中书省、枢密院、开创行省地方政区，但又顽固地保留着自身的许多落后因素，本质上还是部落皇帝的产物。 例如较之唐宋大为倒退、带有奴隶社会特点的“等级制”，一直被蒙古帝国奉行。元朝之中国，皇帝公然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蒙古族是“一等人”，南方汉族居“末等”。 中国历代虽也有世族等级制，但中国世族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因，而蒙古人的等级制度则是来源于冷酷无情的征服。元朝的统治者，带着“游牧”的奴隶主心态做官，把中原当成了一个狩猎场、敛财的地方。 以官僚政治为特色的两千年封建中国，历代官员的素质都算不上太好，但是如果次中选差，评选中国官员素质最差的朝代，在二十四史里，则非元朝莫属。官僚政治加上狩猎心态，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素质最差的官员群。元朝官员只知贪污，连做戏的“讲政治”也不会。盘剥百姓，几近明抢。
元朝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史无前例的贪官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世界史上著名的暴君、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曾言：“如果你喜欢别人的土地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请得到的。”然而，元朝官员是喜欢别人的土地就拿过来，根本不请律师，因为他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抢了别人的东西还需要法理辩护这个概念。
由于元朝大员只注重对钱财的获取，以至于国家管理则无暇关心，因此在产生素质最差的官员群同时，也就产生了一届届不作为的政府，元政府甚至懒到了把税收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承包出去的荒唐事，贪婪与懒惰，构成了大元活脱脱的官场相形记。
不懂政治的官员的想法很“单纯”：什么政治不政治，抢劫就是抢劫，战胜了，我们就是主人，我们就开始享受，如果发生反抗，那就镇压，镇压不了，军事上失败了，那就撤回故地继续游牧。
历史满足了他们的“初衷”。在如此最差官员群统治下，猎物一样的百姓难以聊生。于是，这朝素质最差的官员群，统治中原80年后即遭革命，不到一百年，就被愤怒的“下等人群”赶出了中原大地，退回故地“游牧”。
蒙古帝国的征服地与中国元朝情况大同小异。刚刚跨入“世界准霸主”门槛的蒙古帝国由于不懂政治，既无法克服自身的弊端，更不具备对整个帝国进行经济、文化重新整合的能力，几乎就在蒙古人走向辉煌的同时，其帝国就已开始了衰亡的历程。
想当年，蒙古帝国崛起靠的是搞全民皆兵、无与伦比的军事力，可谓“马上得天下”。得天下之后，他们不思进取、创造，继续迷恋“抢”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具备管理规划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力，所以迅速腐朽退化，不到一百年就完蛋实为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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