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凶残面前，中国人民只能挺起腰杆，攥紧拳头，团结一致，英勇对敌。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凡是处在革命低潮的时期，就容易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凡是处在革命高潮的时期，则容易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另外，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在与资本主义一方存在着相对和平的时候，存在有可能合作的时候，则容易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与资本主义一方发生较为严重对峙的时候，存在着矛盾相对尖锐和激烈对抗的时候，则容易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处在尖锐对立的时代，特别是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的第五纵队最终导致马德里的陷落，因此苏联自身在处理内部关系中就采取了较为极“左”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清理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这样的考虑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缺乏精准的应对政策，而对所有的人都采取怀疑的态度，对所有的地区和部门的负责人都采取怀疑的态度，那么这种极“左”的偏差就不可避免的了。在后来的“肃反”过程中，错误逮捕和错误杀害了不少真正的同志。甚至在苏联红军里，也有不少高级将领无端受到清洗，这也极大的影响到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的战斗力。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而之后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又大搞与美国关系的“缓和”，还说缓和不可逆转。这时苏共就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潮。在这个时候，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完全放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警惕，甚至解除了对西方反苏反共广播电台的干扰，任由西方媒体攻击苏联，攻击共产主义的观点入侵苏联。这种做法对后来苏联的最终解体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完全搞乱了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思想。
在中国，在抗日战争最初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指导方针相当于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结果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纵容了国民党所掀起的反共高潮。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在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时候，因为当时主要斗争就是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因而就出现了一些极“左”的错误倾向，例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于工商界人士，也采取过对土豪劣绅实行过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错误政策，对于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干扰的作用。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在不同阶段出现不同错误倾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面对情况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认真详细和认真地分析客观的形势和环境，不能对资产阶级一方所处的环境与我们的对策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判断，而习惯于以通常的、经验性的做法来加以应对。
同时，由于处于不同的形势，这类形势对于人们的情绪和对问题的思考方面都有着某种特别的影响。在与资产阶级相处地较为和平的时期，人们就会认为，这样的状态也不错，没有激烈的对抗和斗争，大家都能和平相处，谁不想过和平的生活?过去强调的斗争在某些人看来，就成了不必要的了。因此，这种情绪的影响就容易导致人们产生这种贪图清闲和安逸的状态。如果与资产阶级处在较为激烈的对抗与斗争的时期，人们的情绪则容易偏于较高的烈度，那种因斗争而引发的亢奋就会影响人们会偏向于一种激愤和高亢的精神，从而在行为上更容易采取极“左”政策的偏差。
今天在世界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资产阶级，已经明确表示要打压中国，削弱中国。但现在所采取的行动暂时还不是特别地极端。在这种弓弦已经拉开，但还没有绷得最紧的状态的时候，就可能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则有可能认为，美国毕竟还没有对中国采取特别极端的手段，但是其凶恶用心早已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最充分的准备，准备发生更坏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最坚强最勇敢的斗争精神，坚决要从气势上压倒我们的对手。只是在这种思潮中，还没有出现极“左”的倾向，但是我们应该对此有所警惕。而另一种倾向则有可能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气势汹汹，他的蛮横霸道，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更为严重的冲突，所以中国必须向美国服软。
所以，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现在最危险的倾向就是那种向美国服软的倾向。即使不用上纲上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投降主义的倾向。因为从历史上看，在美国貌似强大的样子面前，任何屈服，任何软弱，都只能让美国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只有与美国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和精神，只有发扬中华民族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精神，中国人民才有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凶残面前，中国人民只能挺起腰杆，攥紧拳头，团结一致，英勇对敌。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正如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对工人群众演讲中所说的一句话那样，在工人阶级面前，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胜利。还有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对中国人民来说，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胜利。除此之外，没有也绝对不会存在什么别的道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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