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沉雄厚重的哲学方法论是毛泽东战略决断的神韵所在。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彩华章，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生动展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本源和成功实践硕果，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统帅艺术的浓墨重彩之笔。精气神是伟大事业之魂魄，也是战略决断之魂魄。信心催生决心，信念支撑决断。信仰信念是战略决断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坚定信仰、革命意志与战略智慧的合金，在战略决断形成时，每临危难有定力，不畏浮云遮望眼；在战略决断施行中，泰山压顶不弯腰，惊涛骇浪不退缩。毛泽东始终有着实现战略决策、战略目标的坚信、坚持、坚强和坚韧。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挫折，一些同志情绪低落。毛泽东说：“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947年，蒋介石进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说道：“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高超的军事战略，也是建立在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伟大气魄。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得胜”和“必成”的名字本身就体现着战胜一切强敌的坚定信心和英雄气概。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从容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历史证明，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战略决断就会坚定有力、果敢刚毅，就能临难不惧、波澜不惊，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战略决断作为战略实践活动，是由战略理论指导的。这是因为，理论的本质是揭示规律。决断是有规律的，只有遵循规律，才能科学决断。毛泽东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要把握规律，必须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人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中国共产党在艰险而曲折的实践中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宝贵经验，也经历过惨痛失败。及时总结经验，才能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用以自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十分注重和善于总结党的经验，先后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鸿篇巨著，把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及时回答了党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为党的战略决断提供了科学指导。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是战略决断必须始终解决好的头等问题，是战略决断的生命所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它运用于实践，就是《实践论》所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强调：“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毛泽东在谈到《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时，曾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这次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把实事求是上升到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高度，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还说：“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辩证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是战略哲学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比如，毛泽东强调战略决断必须把握重点、抓住枢纽，投下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抵达西北，国民党军就从四周发起了新的进攻。为打开局面，毛泽东作出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战略决断，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此役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的原则。又如，毛泽东在战略决断中，既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又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性。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毛泽东在战略决断中，还十分注重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比如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先是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策略，吓得美舰掉头撤向外海，然后采取“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单日炮击，双日不打”等策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收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成果，保持了海峡两岸的“接触”，使美国“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再一次破产。
古人说，“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讲的是历史经验对决断的参照作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号召全党“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毛泽东讲到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时，曾借用古代经典说明我们党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借鉴决断的历史经验，他曾经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人物，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还讲过《郭嘉传》的故事，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判断、多谋善断，不要少谋武断、好谋无决。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赋予毛泽东战略决断以丰富智慧、非凡勇气和灵动气韵。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毛泽东战略决断的最大优势。毛泽东说：“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既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又要“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他还说：“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民主集中制保证了领袖智慧与集体智慧相统一。遵义会议作为党正确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抗日战争中，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土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1948年年初，为扩大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外线，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粟裕向中央“斗胆直呈”，认为我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消灭敌人主力。毛泽东极为重视粟裕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略部署，对解放战争后续作战整个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民主集中制保证了战略决断与战术决断相统一。毛泽东在总的战略决策和意图确定后，要求前方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当机决策，在战役战术上充分发挥创造性。这从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许多：“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等等。民主集中制还保证了作出决断与执行决断相统一。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船载千钧，掌舵一人。作出战略决断，党的领袖的核心作用至关紧要，具有决定性意义。越是危难关头、关键时刻，越是彰显领袖的责任担当，越是要靠领袖的关键决断把舵定向、凝心聚力。实现战略决断、战略目的，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指出：“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命令，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永远是最大的政治，永远是我党我军的制胜法宝。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彰显着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要认真领会体悟毛泽东战略决断的厚重意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来源：“看瞭望”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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