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一：对养老问题的理解要有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家庭差异视角。其一，区域差异视角。东部地区的老人普遍能拥有相对充沛的非正式务工机会，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直到70多岁都可以获取足够维持自己生活且向子代输入部分的资金，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我养老，他们的养老问题是需要获取子代的情感反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山区的老人普遍缺乏务工机会，地利不便老人农业的情况下，经济收入较少，他们面临的养老问题是过早丧失经济来源，需要子代给予经济和情感的双重反哺。其二，城乡差异视角。城市的老人多数有退休金，能够维持自己相对体面的生活，相比之下，农村的老人每个月100多元的养老金并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然，农村老人有庭院经济和家庭养殖的优势，可以在院子周围劳作，可以降低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支出。其三，家庭差异视角。当然的农村是高度分化的农村，在打工经济下，农民家庭的是高度分化的，主要分为商业经营者、半工半耕户、种植大户和一般相对弱势的农户。对于前三类农民家庭来说，为老人养老不存在问题，第四类家庭中子代家庭收入低，应对城镇化压力已经吃力，再加上养老问题，显得比较困难。同时，正在进城的农民家庭在养老问题应对中比较困难，因为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刚性配置，实在没有闲置劳动力可以抽出身来回家专门照料老人。反而是在村长期生活的农民家庭和已经进城的农民家庭可以把老人照料好。从老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以有无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将老人分为五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养老需求不同。有劳动能力、有自理能力阶段，老人还是农村种田、劳务市场和村干部的主力，满足他们的老年需求，就是要为他们提供便利的种植条件（如土地细碎化整治和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提供可保障的务工市场（避免超龄农民工的政策清退，鼓励他们继续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服务性行业）。半劳动能力、有自理能力和无劳动能力、有自理能力阶段，他们基本不再从事大规模土地种植和参与零工市场，主要搞庭院种植，渴望社会性交往，是村庄有闲、有精力的群体，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要从鼓励他们参与老年协会组织、开展村庄文化活动等方面入手。无劳动能力、半自理能力阶段，老人一般以独居的方式继续生活，过着做一顿吃三顿的低质量生活和在家出现意外无人发现的高风险生活，但这一阶段的老人又希望通过延长自养阶段来为子女减负，因此，解决他们养老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助餐制度和探访关爱制度。无劳动能力、无自理能力阶段的老人生命也基本走到尽头，更希望在家养老，解决他们的养老需求是鼓励家庭养老制度得到夯实，动员子女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归纳三：养老问题要有供需视角，秉持在地化和低成本的原则。当前普遍的情况是民办机构进入乡村社会后表现得水土不服，难以维持运转，公办机构则在创建冲动下冲击星级排名，建设得越来越豪华。最终出现的问题是，民办机构增加入住成本，公办机构则以身份闲置一般老人入住。老人住不起，老人住不进去问题凸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市场和政府作为养老服务供方，要尊重和了解农村老人得养老需求，要以贴合老人实际需求来实现降本增效。从调研来看，老人的需求是有干净衣服穿、有可口的热饭吃和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即可。并不高的养老需求紧密关联于其不高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因此，资本下乡搞养老服务市场是难以赚钱的，公办机构搞创建作为方向也是错误的。在有自养能力的时候，老人是普遍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是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进入需他人照料的阶段，老人也普遍是不愿意离开家乡和村庄的，在村庄有熟人社会可以说说话，能够被看见，满足了老人的自我价值生产。在村庄相对自由，有自我的支配感，不像进了机构会感觉“自己像坐牢”。村庄相对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老人的心理和身体接受度更高。在县域层面，应该实现老龄工作统筹。各地调研的情况是县域层面各部分都在参与养老工作，但作为统筹的民政部门并没有实质性统筹权力，极容易造成资源重复和资源浪费。在乡村层面，应该将老龄工作作为村级治理的重点工作。从多数农村来看，人口外流是普遍趋势，农村以老龄人口为主，服务好在村农民即是对服务好老人作出要求。无论是土地细碎整治，还是老年协会运转，都应该由村干部出面组织。在地方调研的情况是，老年协会以及村社互助养老组织一旦运转起来，其作为自组织可以保持自运转，并没有给村干部带来过多的工作负担。反而因为服务好老人，取得老人子女的认可，实现治理效益的积累。解决农村养老的方式有多种：一是机构养老。机构养老的问题是民办机构中私人承担过高的风险，公办机构中风险将导向政府。除此之外，一旦机构化，就不得不承担规范化建设的成本（消防安全、食品留样）等。二是时间银行等精细化的互助制度。问题在于农村无论是老人自身还是村干部，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执行较为精细化制度，时间银行在乡村很难运转起来。三是村社养老。村社养老的模式是多元的，如浙江的村办集中养老院，湖北山西等地的家庭作坊式养老院、江西新余的颐养之家，这些小规模的养老院都不符合政府的规范化建设，一般一对夫妻或者两三个人就可以服务十多名老人，且取得较好的服务效果。老人的成本不高，服务者也有钱赚。村社养老的关键是互助，是熟人之间通过低偿的利益联结构成半市场化关系，出了问题可以将心比心，借助村庄舆论获得低成本和公正的风险排除保障。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这种小规模的、半正式的、不规整的小作坊养老机构，政府不能以风险隐患点排除对待，而是将其看作自治组织的实践，要鼓励。归纳七：助餐工作是养老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有城乡差异视角。助餐要解决的是老人做不了饭的问题，而不是吃不起饭的问题。其一，助餐不代表免费。各地的实践来看，免费的一定是难以为继和低效的，哪怕只收一块钱，都可以取得筛选的效果，一部分老人因为在乎钱就不会浪费。其二，助餐是福利，更是对需延长自养阶段老人的补助。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需要助餐，因此要避免大水漫灌。收取一定的费用可以取得区分的效果。在江西新余，要享受助餐，就要交每个月200元。最终的结果是，有能力的老人自己在家里做饭，因为有土地和菜园子，老人一个月自己吃饭花不了200元。真正没法做饭的老人也不会认为200元是负担，去吃饭的老人一般都在80岁以上，他们的基本养老金加上高龄津贴可以实现覆盖。其三，农村助餐搞得好，模式不能简单推向城市。从各地调研来看，城市老人普遍是不需要助餐的，老人自己有固定的退休金，城市有发达的餐饮服务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吃饭难问题。在已经实行助餐的城市，普遍去吃饭的老人都是年纪较低的，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步行到地方吃饭的，他们普遍都是占便宜心理去吃饭。归纳八：特困救助工作要坚持兜底线，避免福利化思维。各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当前对特困人员的救助补贴标准过高，不少地方达到一千元到两千元，远远高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高于当地普通老人的生活水平，引发社会不满。还存在的问题是，特困人员的纳入识别有一定问题，按照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和无子女三项条件来看，身体健康的60岁刚过的老光棍就可以成为五保户，提前享受特困救助。问题是，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农民身体素质也比较好，年轻的老光棍享受社会救助就引发大家的不满。当然，纳入识别的不精准，主要还是地方基层干部和村干部不愿意得罪人，以及现有的大数据无法跨部门和跨省份调查申请人的收入情况。问题是，未来，光棍问题将成为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中年光棍预期享受国家福利保障，不参加正常的社会保障，没有存钱养老意识，国家将有巨大的负担。归纳九：机构养老要实现在地化，必须发展庭院经济和鼓励互助。机构养老饱受诟病的地方在于监狱化管理，人们普遍认为机构内没有生气。事实上，把养老院盘活和激活并不难，给机构划拨一定规模的土地，一般五到十亩即可，鼓励有能力的老人（3-4名精英老人即可）参与土地种植，可以种植应季蔬菜，也能鼓励老人参与养殖，鸡、鸭、猪等都可以。如此一来，老人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有机住餐和肉类，也为机构省去了一笔开支。同时，也可以鼓励老人参与院内食堂帮厨、厕所清扫、公共场所打扫等工作。通过参与劳动，老人打发了时间，体现了价值，还能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经济鼓励，如湖北沙洋、江西新余等地的养老机构鼓励老人参与养殖和种植，鼓励老人参与院内的公共空间卫生维护、低龄帮助高龄等，每个月获得二三百元的收入，老人的精神特别饱满。归纳十：养老工作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必须是地方性的有经验人才，避免年轻化导向。作为一名院长，要懂农时，打理庭院经济、种植养殖都需要院长来亲自参与；要懂管理，机构的老人也是老小孩，性格各异，要哄着，也要“恐吓”，如何调动护理人员和在院老人的积极性，建设好养老院大家庭，是需要管理艺术的；要懂沟通，作为院长，要懂得和老人沟通的方言，尤其是一部分不会说话老人的肢体语言。要懂得和地方的村干部、村民、老人的亲属、政府管理人员做好沟通，获得大家的支持，服务于养老院的建设发展。如此一来，非要地方性的精英来当院长不可。作为护工人员，更要满足地方性和有经验这两项条件，当前地方养老机构的护工多数是本地的留守妇女和低龄老人来担任，他们对工资的要求不高，也能够以情理推理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对于照料脏乱差的老人是有耐心和爱心的。服务质量高但雇佣价格不高，这是老人低成本入住机构的基础。强调专业化和年轻化，必然会拉高老人的养老成本，这是不适合农村养老的。归纳十一：养老院的转型要考量其地方治理资源功能发挥。过去，公办机构的建设标准是乡乡有阵地。但是近几年，入住率较低成为横亘在地方养老服务工作提升中的一大阻碍。推动养老机构向社会开放转型成为方向。有的地方参与合并一批，合并后的采取公办公营，被合并的则转向市场请第三方经营。有的地方则全部采取公办民营，将机构推向市场。从调研来看，公办公营机构向社会开放，面临的问题是工作人员的动力不足，建设得比较好的敬老院接收的社会老人都是地方关系户，普通老人入住有点难。公建民营机构向社会开放，机构的盈利动机很强，政府虽然降低了第三方的投资成本，但这并没有转化为老人的低成本入住成本，机构收费价格高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普遍。还存在的问题是，特困人员的补助金被机构省下来装进自己口袋，跨乡镇合并后部分特困老人不愿意入住“他乡”。无论如何，公办机构的转型都要坚持其公办定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普通老人住得进去，住得起。归纳十二：养老问题的最大困难是风险应对，应建立城乡二元养老体系。民营机构的风险最终由私人承担，公办机构的风险由政府承担，这都是高成本的。在城市，是陌生人社会，是规则的，法治的，风险的发生和处理可以是符合契约精神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任何契约文本都有可能在风险发生后失效，导致机构和政府面临家属的扯皮。在乡村社会，作坊式的养老有其优势，因为是互助的，所以风险是归于自身的，是符合农民对于情理的认知的。所以，通过熟人的互助，风险以社会化的方式排除。因此，在城市，要鼓励规范的养老体系的构建，在乡村，要鼓励半正式的、小规模的养老机构的探索和发展。地方有很强的医养结合创建冲动，直接表现为在养老机构旁新建乡镇卫生院，或者在乡镇卫生院新建养老院，或者选址新建一体化的卫生院和养老院。问题是，养老院的老人常规性的病理问题可以通过院方服务人员经验性应对，真正突发疾病时，日益公共卫生化的乡镇医疗机构也无法有效介入和应对。当前交通便捷化，只要构建起乡镇养老院和县域中心医院的紧急联系渠道，在发病后，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在较快时间将老人送到县里救治。当前，乡镇层级搞医养结合，属实存在超前性，成本高，实际效果却要打折扣。在中西部一些县城调研，都将智慧养老作为特色工作作为展示。从内容来看，主要分为大屏幕展示数据，将养老工作可视化。智能穿戴设备将老人身体实时监测。问题是，从成效来看，承担智慧养老的第三方上门服务，仅能赚到政府的钱，几乎没有老人自己点单。每个县都要建系统，要维护，这都意味着大量的烧钱。对于老人来说，则没有实质性的获得感。归纳十五：养老的责任归属问题，养老是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共同责任，政府是统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核心力量，但并不意味政府要对此完全兜底。农村老人们的养老需求往往呈现价格敏感、成本敏感的特征，集结国家、集体、社会多方主体共同支持养老事业很重要。家庭和社会仍应承担主要责任。国家可以提供基建项目支持，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空间资源；村集体发挥指导、扶持、监督和调解纠纷等功能，进一步降低互助养老的组织成本；村民之间则积极协调，自主自愿探索多种形态的互助养老模式。国家和村集体不应过多干预，从而可以避免家庭养老责任的推卸，降低农民的福利依赖心理，同时还能减少政府和集体的责任风险和治理成本。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来源：“新乡土”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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