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确立中国人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
“我们要夯实中国学本身，将来要由一个自己定义的中国学来引领我们对世界的研究。”
“不管是哪个学科领域，他们研究中国本土的课题，还是用西方的理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进入大家的视野，中国学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什么是中国学？我们怎么可以更好地做好中国学的研究？在东方卫视3月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对此进行了探讨。
长期以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传统，其中一个是“汉学”传统（英文Sinology），侧重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史学、哲学乃至科技等的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汉学传统，如法国汉学、德国汉学、英国汉学、俄罗斯汉学、美国汉学、日本汉学等。从400多年前把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编写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都是西方汉学界的翘楚。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研究，又称“中国学”（英文China Study）。冷战需求使然，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兴起，主要聚焦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研究。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影响，这些研究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国叙事往往偏见较多，但也不乏较为客观的研究。从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到研究中国革命的裴宜理等都是西方中国学的佼佼者。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学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也发展起来，甚至成为显学。中国国内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世界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等，也常简称为“中国学”。其中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是这个领域内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学术论坛，自200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经举行了十次，去年这个论坛又改名为“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论坛的承办单位一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年上海社科院以该论坛的筹备班子为主组建了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我荣幸地受邀担任该所的首任所长。我当时的基本思路就是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我提出我们不仅要跟踪、整理、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要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来影响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后来我们又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并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推动中国学研究。我们主要聚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研究，努力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并推动研究成果直接走向社会影响社会、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包括在东方卫视做《这就是中国》这个栏目。无疑，中国的崛起早已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论的诠释能力。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加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缺陷，使西方的许多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存有许多误读误判。这些研究的底层逻辑往往深受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如熊彼特的民主等于选举、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等。当然，随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美国两岁，中国已经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西方中国学研究推导出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已纷纷破产，这一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主流中国叙事的偏颇。然而，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迄今依然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多数精英，包括我们国内的不少学者和干部，使他们自信不起来，这可以说是造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的主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我们需要“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需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目前国内中国学研究状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虽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主体意识不足，不少研究者对西方中国学仍有仰视心态；另一类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中外文教育项目，聚焦中文学习或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等，虽然成绩显著，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原创研究，已远远满足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知识的巨大需求。纵观世界，“美国学”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主导的美国研究学科，“俄罗斯学”在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人主导的俄罗斯研究，但在中国，“中国学”迄今为止主要还是指海外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的再研究，或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般教学课程。这本身也反映了我们学界仍缺乏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这种局面的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为中国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直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出要解决“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从学术角度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在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中国学一级学科建制，并以高度的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走创新之路和多学科交叉之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研究与传播结合起来，全面地做到“有理说得清”“说了传得开”。同时还要以中国人的眼光观世界，以中国学研究为基础和参照，把西方、把整个外部世界也说清楚。我们连续五年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及其背后大量学理研究，就是这种探索的有益尝试，可以说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有理说的清”“说了传得开”。中国学可以这样定义：广义上，中国学主要指立足历史、着眼当代、面向世界的中国总体研究；狭义上，它主要指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总体研究，它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特别是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传播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中国学呼唤中国主体意识、国际比较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意识。它要直面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的全面围剿，为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问题奠定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培养中国学研究和传播的高水平人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作出贡献。某种意义上，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我从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出发开始质疑西方的主流理论，然后从梳理改革开放经验开始，进入中国模式研究，再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研究，最后进入中华文明的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我还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实地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考察调研。今天回头看，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逐步踏上了尝试建构一个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完整的中国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进程。我认为长期主导西方中国学的主流叙事，如中国受制于传统文明的影响而无法成为现代国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我也大致完成了对“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元叙事”、“历史终结论元叙事”的初步解构。“文明型国家”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使之与众不同。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说，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体利益党”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党”模式，“选拔+选举”模式超越西方单依靠选举的模式，“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自由绝对化的价值观更具现代性。“文明型国家”叙事现已成为国际主流话语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百花园，文明互鉴是唯一的人间正道，而文明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总体叙事及国际比较叙事，经得起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唯我独尊衍生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叙事，既解释不了中国，也解释不了西方自己，只能被人类历史发展大潮所抛弃。其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问题，还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而胜出。我们还把中国本身作为方法和参照，观察西方和整个外部世界，对西方话语的解构从解构GDP等指标体系开始，我们很早就判断世界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觉醒年代。我们还以中国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大事做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如“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美国的未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决定其一路走衰的命运，美国将彻底输掉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等。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使我们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有政治定力和学术定力。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学人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影响乃至引领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西方话语可以随意忽悠中国人的时代已经终结。实践还证明，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我们可以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最终全面地、彻底地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主持人：今天这个话题的主题叫做“让中国学回到中国”，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知道以往中国学海外学者做得比较多，但是他们能把中国观察明白吗？第二就是张老师反复强调的，中国学的研究要有主体意识。我想问一下，当我们说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研究，学术圈里觉得还是研究得不错的？张维为：那还是有的，我跟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接触比较多，可能你不同意他的主要观点，但是有些方面能受到启发。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费正清，他是公认的美国的中国学鼻祖，从他开始把欧洲的汉学变成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他的核心理论就是“冲击-反应”模式，就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然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反应，中国因此就变化了。这个模式影响非常之大，几乎西方主流的中国研究几十年内都受他的影响。但后来西方的中国学自己有在演进，包括柯文，他虽然是费正清的学生，但他说“我跟我导师的观点不一样”，他说“我觉得应该在中国发现历史，以中国来看中国”，所以他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式，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和变化来研究中国。西方的冲击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中国也有很多方面是不怎么被影响的，甚至一点影响也没有；有些方面是中国自己内部因素产生的影响，甚至对外部产生影响。但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有一个挺好的学者朋友Vivienne Shue（许惠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到中国做社会学研究，后来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她很早就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来剖析中国。她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它们跟政府和民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们部分地代表政府、部分地代表民间。她是比较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我觉得有一定的见地。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到的多数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包括费正清本人，他的“冲击-反应”范式也是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
主持人：对，一方面是中国太过丰富，想要从海外的角度，在他们固有的一种学术框架和理念当中把中国研究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另一方面，虽然您刚刚也例举有不少的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但是可能加起来这个数量绝对值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想听一下范老师您的观点，您也在海外做过研究工作，您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也研究得好的，或者研究不好的，问题在哪？范勇鹏：我还确实是接触过不少中国学的领域，包括我本身在海外学习过、做过研究。另外我在大概十来年前做一些学术报刊的工作，开创了一些栏目。比如当时我负责的那个报纸，开创了一个栏目叫《域外》，就是专门介绍海外中国研究者的这些成果。客观来讲，海外的中国研究确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作为一个文明体，我们总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去看一看别人看这个问题不同的视角，很有帮助的。而且过去这些年，海外中国学有很多比较好的概念、理论，成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会话里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从视角上、方法上，海外学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补充。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和认同。比如我接触的像丹麦、德国的一些比较好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他们一生致力于把中国的古典文献翻译成德文，然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诗歌，对中西文化互鉴、文化交流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像刚才张老师讲的，像费正清的思想，它这里边其实也有有问题的部分。我再举一个人，欧文·拉铁摩尔，这个人在中国学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民国的时候游历中国的北方地区，后来还做了蒋介石的顾问，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我们传统史官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这个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在吸收它有益的东西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里边包含的一些破坏性的、解构性的，甚至危险性的东西。比如说海外汉学有很多人，包括日本的，特别是像美国哈佛大学“新清史学派”，包括欧洲，都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是致力于解构我们的华夏中心的这样一种视角。有一定的补充，是好事；但是他要把你解构掉，变成一个没有主体的视角，它就是坏事了。主持人：他们要解构，是因为对中国不是真正地、足够地了解？还是说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否定和解构你？范勇鹏：两种都有，但我觉得您讲的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他是非常了解中国，并且是抱着要解构中国的目的来做这个事情的。比如像我刚才讲到的非中原史官的这种视角，日本学界最早提出，是和日本侵华有密切的关系的，它是为了给日本人来统治中国提供一种合法性。包括像美国哈佛的“新清史学派”，它就刻意地强调这种边缘视角，这对中国是有消极作用的，我们对此也要有警惕。所以我觉得得抱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吸收，对中国友善的学者我们一定要团结，但是讲的不对的、他们思想里边有害的部分，我们要去抨击、要去斗争。张维为：还有一批学者也很重要，就是华人的中国学学者。比方说黄仁宇，他写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中国很多学者一看，惊呼历史可以这样写，还有新的研究方法等。他提出把中华民国、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历史来研究——他认为民国时期完成了所谓“中国上层结构”的建构，但是没有做好，头重脚轻；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完成了中国的底层结构的建构，解决了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邓小平改革开放完成了中层结构的建构。我觉得这个论述还是能说明不少问题的，我们是能受到启发的。主持人：您刚刚说启发，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就看黄仁宇的书《万历十五年》，还有一本书叫《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确实对于喜欢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它们是打开视野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海外对中国的研究那些正面的地方。现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瞩目，对中国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多，那么海外学者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什么趋势吗？刚才张老师讲到传统的汉学阶段，当时传教士、殖民者等大量地进入中国，他们很了解中国，所以这些人对中国的研究水平是比较高的，很多人的汉语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到了冷战期间，美国学者进不到中国了，所以很多人有点像悬丝诊脉，隔着一层幕来研究中国。再到大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有很多人跑到香港，当时在香港的中文大学，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内地的材料，所以很多的美国、欧洲的学者跑到那。张维为：我补充一句，在台湾那个时期还有一个刊物叫“匪情研究”，后来改成“中国大陆问题研究”。范勇鹏：所以从大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到近几年，发挥作用比较大的中国研究者大多数都是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最早是读着香港、台湾的这些非常反华的材料起来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放了，这些人能进来了，进来之后，正好美国的学术界进入到一个社会科学化的阶段，所以这些人开始崇尚一种学科化的、理论化、模型化的研究，也做得很好、很繁荣，但实际上对于他们真正理解中国反而没有很大的进展。冷战风格的中国学研究也走到一个尽头。特朗普一上台，把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全部甩到一边，所以现在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美关系如此重要，但是在美国的决策层却看不到很多真的懂中国、真的来过中国、和中国有沟通渠道的一些人。那些老的专家也自动地发生了分化：有一些维持比较体面的、学术化的、中立性的中国研究的学者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就开始走一种投机的路线，开始去讲哗众取宠的、反华的类似“中国崩溃了”的这样一些观念，但是影响也不大，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也不重视他们；第三类就是产生了一波“少壮派”，这波“少壮派”是带有极强的西方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没怎么来过中国，对中国不是特别了解，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不是特别高，说白了就是靠政治立场上位的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业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是一个消极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将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缺口，需要有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真的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这帮人成长起来之后，可能对中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会有一定的帮助。主持人：海外学者，不光包括美西方的学者，还有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就像您说的，美国是停滞了的，会不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张老师演讲当中也说到非西方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比方说印度，它的中国研究不算十分强，但也有不少年的历史，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是一位华裔学者，叫谭中，他的父亲叫谭云山。谭中一直在尼赫鲁大学当教授，他聚焦中印文明的比较、交往研究，我觉得这很好，既是汉学研究又是中国学研究。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中国研究很少引用中国自己学者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到位的问题。现在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我最近去了南非，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就成立了非洲中国研究中心，聚焦“一带一路”，聚焦中国在非洲，肯尼亚、尼日利亚也都有这样的研究机构。所以“一带一路”是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很多人开始研究中国。另外我在想，怎么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觉得最近这个做法挺好，就是让西方一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免签到中国来，他们来中国看看就会有感触。我自己走过一百多个国家，我非常自信，今天的中国经得起任何国际比较，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看看，让纽约人到上海来看看，他们会有很多感触的。主持人：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海外的人士来到（中国），不管他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可能未见得说一次旅行、两次访问就马上改变他原来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但是他一定会被触动，而且在中国走的地方越多，对中国会越了解，会越受触动。范勇鹏：刚才何老师讲到第三世界的中国研究者，这个我也接触过一些，确实里边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年第三世界对中国的关注非常高，他们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但是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第三世界的学者这个角度来讲，多少有一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咱们的学术界大多数人心里还是看着西方，不太瞧得上这些人。我曾经到拉美去，一个大学的一个学者，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然后就给我写了很多封电子邮件，说“范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给很多机构写信，结果没有人感兴趣，因为那些机构会觉得美国的、英国的请过来做访问学者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所以会导致第三世界的学者严重地缺乏来中国的机会。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第三世界的学者来中国之后会遇到一个困惑：他来了之后会觉得我在你这儿想学到你们主体性的东西，然而他到了很多机构，听到的全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他说，“我学这个东西，何必到你这儿来呢？我到英国、美国去学，不是更好吗？”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主体性的对中国、对世界的完整的解释框架之前，第三世界的学者来了之后会有一种失望，甚至有些方面还会瞧不起你。说到这一点，比如咱们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海外的中国学学者的共同体内部的这种批判意识强。我们真的要提高一点站位，要有更强的自信，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来面对国外学者对我们的研究，不管是西方的，还是第三世界的。主持人：对，“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本意是我们做中国学研究、做中国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主体意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让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能把这个主体意识给体现出来。张维为：刚才我的演讲中对中国学的定义，我定义为：狭义上，它指的是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重要的是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说清楚，解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问题。也就是说，完整的中国话语还没有形成，就讲不清楚，背后是知识体系的问题，这是一。二是要大量原创的研究，三是直面最尖锐的问题。比方说西方现在正在唱衰中国经济，这是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做了原创的研究，我们用中国标准来看美国，你的用电量在下降，旅游在下降，你的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而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但你美国却在唱衰中国，这不是很蠢吗？背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让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实际上整个过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形成某种整体把握和比较系统的知识后，你看外部世界就会很有定力。主持人：对，张老师刚才说对中国学的研究，特别中国学者自己做，要对中国有一个总的了解，要有一个总的叙事。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那我就在思考，这个总的叙事怎么来？它还是要基于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了解。我们节目当中做过不少跟产业有关的话题，非常能打开视野，以往我们可能听一个概念，但概念落地为产业，它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才是最最重要的一步。比方说人工智能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中国的这些产业都是做得非常扎实的，但你不去了解产业你是不知道的，你会被其他国家提出来的一些概念带着走，光看这些新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差距很大，但其实你是因为对中国的实践和产业不了解。所以我就在想，在我们的学者对中国有一个总的叙事之前，他需要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具体的领域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一种概念化的被人带着走。范勇鹏：对，首先就要跳出过去这些年西方理论给我们戴的“紧箍咒”，然后脚踩大地，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比如美国科技界出来一些噱头，我们国内很多人就狂欢了，其实你如果对中国的产业体系有一点了解，都不会这样子。其实更广义来看，中国人对自己的很多不自信，都是源于对自己不了解，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你不会产生那种观念的。所以咱们中国古代兵法有句话叫“知己知彼”，张老师刚才讲到以中国观世界，其实它跟对自己的认知都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说清朝末年是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突然一下子遇到一个外部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知己不知彼”，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知道外边怎么样，魏源、严复、林则徐这些人开始让我们睁眼看世界。今天，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知彼不知己”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天天眼睛盯着外面，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这个所谓的“知彼”也不是真知，中国学界真的对西方能够从它的文明内部深入地理解它的逻辑的，其实也不多，就是拿着一知半解西方的话语、西方的知识回来就对自身进行评判。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误判，这个误判产生之后，进而对我们的战略选择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一天，我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知识，要建立起既知己又知彼的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群体。观众：中国学是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定义？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让中国学成为向外国那些对中国有较大误解和偏见的群众展示中国的窗口？范勇鹏：从定义的角度来讲，一个类型是由别人来研究你产生的这样一种某某学，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学更多的是偏重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小国问题不大，走跟随发展道路，然后我的研究由别人来定义。但是另一层含义，就是比如像美国学，它是作为一个领导型的大国，要给世界提供一套知识体系，提供一个模范样板，这个必须要主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学的建立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美国从一个小国崛起之后，慢慢开始成长了、成熟了，它需要一个自我定义。所以大概从一百年前，1920年代美国开始产生美国学，当时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视角来研究美国的精神、美国的思想文化，1920年代开始出来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在刚出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边，这种研究是被美国的主流学院派严重排斥的。但是很快到了1930年代，这种学科就高歌猛进，进入到美国的大学。为什么？因为国家崛起了，它需要这样的东西了。所以从1931年耶鲁大学最早设立了美国学这个课程，然后到1940年代像哈佛、普林斯顿都开始有了，到二战结束，美国大概有六十多所大学都设美国学学科。标志性的就是1949年，当时有两个事件：一是成立了《美国季刊》，这是美国学领域最权威的一个期刊；二是成立了全美美国研究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五千多会员。到此为止，我们发现美国经过了大概三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建构起了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这个时候美国人就可以非常自信地站出来，我来观察世界了。所以美国在二战后就提出了由我为主体，由美国学作为支撑，我基于我的立场来研究你们这些地区。那么反过来看，我们这些年国家非常重视国别地区研究，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崛起也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成立了大量的研究国别地区的机构，非常繁荣，但是，核心区即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定义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它就产生一种空心的状态。这种繁荣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夯实我们中国学本身，将来要由一个自己定义的中国学来引领我们对世界的研究。张维为：中国学要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去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关键所在；第二，它必须是跨学科综合的研究，这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把中国的大道理说清楚，建立中国主体意识。所以我们呼吁要建立这样一个一级学科，来推动面向世界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聚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我们的“一带一路”在持续推进，现在150多个国家参与了，每个国家都想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是怎么成功的。西方媒体每天都在攻击、造谣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到国外电视台、网站、论坛等参加真正的讨论和辩论？所以在软实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中国员工在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上与孟加拉国员工交流（资料图/新华社）】
范勇鹏：我再插一句，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多地区的学者、知识分子想来中国，想听听你们为什么成功，但是我接触的一些学者就跟我抱怨，他说我来了之后，到你们大学里听到的是你们为什么不行。主持人：对，其实在国内有不少人关注“一带一路”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那些负面新闻，大家会比较容易先关注到这些。但事实上，我因为长期做新闻报道，所以我知道在“一带一路”那么多成功的合作项目里面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我们有责任把那些故事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听见。学者也好，从事传播的工作者也好，在这方面做的事情还是不够的，还要再努力。观众：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方的教育史比较，以及美国华人移民的根文化，我在过去差不多十余年里一直在西方体制下完成了我的本科到博士学业，也从事了记者和国际组织的一些翻译工作，包括下学期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会教大二英语系的学生，用英文教他们中国文化，会教他们中国的传统建筑、服装，以及教育文学等。在我归国的这两年，我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是在工作领域，我们会发现一些学者——不管是哪个学科领域的——他们研究中国本土的一些课题，还是会用西方的理论。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水土不服的，但是也很难去改变。所以不知道二位教授或者主持人，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谢谢。张维为：我们学术界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我记得我曾在这里谈过，我们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是从西方来的，或者主要观点都是从西方来的，特别是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政治学等，没有办法。你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在大学工作还要读博士，西方话语的影响无处不在。很多人真的觉得不这样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某种意义上你批判这些东西，变成端人家饭碗了。但是我也一直讲，我们要进入西方话语，这没有问题，我们都进去过的，但进去之后要能走出来，出来后这个世界就很精彩，否则你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世界。因为西方中心论及其背后的历史是很短的，西方历史上的治理规模是很小的，要把西方模式和西方经验套到世界各个国家，显然是荒谬的。总之，我们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范勇鹏：这位老师讲到我们人文社科的老师受西方影响，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问题，但是再往前讲，其实单纯地受西方影响它不一定会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好老师、好学者是有，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的学者，他即使受西方的影响，也是受到里边一种很偏颇的、很落伍的思想的影响。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外国留学生、外国学者来中国，交流过之后会跟我讲，“你们老师讲的都是我们三十年前的理论”。为什么？比如说，咱们很多人会讲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对人类科学技术作出过任何贡献。你但凡读过一点李约瑟，读过一点英国的霍布森，读过美国的弗兰克，你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这种尊重、挖掘，比我们中国很多学者认识的要深刻得多。他们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炼钢技术，中国领先欧洲一千多年，英国到近代还没有像样的犁，是从中国引进的犁，中国作战的这个马镫传到欧洲才带来了欧洲的时代的变迁。更不用讲火药等四大发明。再包括造船、天文等各种方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科技的贡献，但是到我们中国一些学者的口中，就说中华民族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为什么？因为他到西方只选择性地读了他感兴趣的。再比如我是搞政治学的，我们很多学者一讲官僚政治，我在国内检索过大量的论文，研究官僚政治的，几乎开篇都要引用德国的官僚制度学者马克斯·韦伯。我在会上就开玩笑地讲，马克斯·韦伯有生之年，德国的官僚制度产生才几十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发明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历史最悠久的，我们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度这个历史遗产，你非要去盯着这一个人来看。但实际上你到欧洲、美国去读一读他们研究官僚政治的论文，恰恰不是紧紧地抱着这么一个马克斯·韦伯的讲话。包括我们国内有很多搞英国史的论文，上来都是讲英国一个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现代文官制度，但是你在国外读到的所有文献都会告诉你文官制度是来自中国。所以说这些人受影响，问题不在于他受影响，问题在于受的是歪的影响。再比如讲现代化，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写现代化，都讲西方欧洲的现代化来自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自于世俗主义这种理性精神。但是你到国外去看，很多书、很多文章都会讲理性精神来自于从元朝、明朝传到欧洲的这样一种世俗的文明理念，激发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这样一波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精神。我们很多学者反而会觉得讲这个东西显得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够“洋气”，显得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够高大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再讲一点，讲到中国学，其实我们看海外的中国学，能从里边学到很多的东西。我刚才讲到海外的华人学者，他们在海外的中国学里边做的那些辩论，我们国内反而很多人不去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受西方影响倒不是个大问题，就像张老师讲的我们要进得去，进得去也要“采得百花成蜜后”，各种东西我们都要去看，自己比较、自己衡量，最后再跳出来，建立我自己的一个主体性的知识体系。张维为：总书记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做学问不能空对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提出中国学一定要把创新放在第一位，从内容到形式到体制都要创新，要让真正有中国道路自信的人来做。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比方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国落地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要能够直面西方话语的全面围剿，跟人家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说清楚，把“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说清楚。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我甚至提出可以参照当年毛主席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直接面向话语斗争的战场，这是一个需求很大的板块。当然，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板块就是扎扎实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从根子上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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