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首次提及“生产函数”，并要求革新生产函数。函数本身是一种关系，但生产函数并不等同于生产关系，强调对自然界的外指性。广义的生产力对应着生产函数，并且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狭义的技术性生产力定义中，生产关系也是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的整合中介，进入生产力的形成过程。类比“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惯性律）”，本文引入“生产力第一运动定律”：生产力保持原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本文发现：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处于常态互动交往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处于相互锁定的非常态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创生新的生产力。对于“资本”这一重要的生产关系，本文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判定资本的“生产要素性”具有间接性，不能在生产函数中与直接性的劳动和物质要素处于并列位置。
一、引言
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在论述“构建新发展格局”时指出：“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
“新”一定是相对于“旧”的。所以，“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就说明原发展格局中的某些关键元素已经处于“旧”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因此，我们才必须破旧立新，并以此来推进改革的深化。那么，到底什么关键元素“旧”了呢？习近平在此讲话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在学理上都与“生产函数”同义，这属于修辞中常见的同义反复。所以，后文的研究聚焦于“生产函数”，继而阐发“生产函数”在何种意义上“旧”了。
二、“生产函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概念比较分析
在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的学术论文率先提出了“生产函数”，而后在1934年，由道格拉斯在其著作《工资理论》中对“生产函数”概念正式加以阐发。
数学家对函数的定义是：给定一个数集A，假设其中的元素为x，对A中的元素x施加对应法则f，记作f（x），得到另一数集B，假设B中的元素为y，则y与x之间的数量关系可用y=f（x）表示，函数概念含有三个要素：定义域A、值域B和对应法则f。其中核心是对应法则f，它是函数关系的本质特征，f也可被视为元素x的组合方式。
由此可见，函数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是对“关系”的一种数理表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高频使用“生产函数”一词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使用的正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处于基本范畴的核心位置，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但只进行了有限的阐发，且尚未进入到统一术语表达方式的阶段。虽然“关系”概念集合包含“函数”概念集合，但“生产关系”并未完全内涵“生产函数”。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概念本身。
关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含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指出，它包括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关系，“它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这是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广义且高明的定义。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已经内涵了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而不是将生产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环节相割裂，这是辩证法原理在政治经济学建构中的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的内涵，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指向的，即生产关系是一种人类社会内部的自指性关系。而“生产函数”则关联物和人（劳动）两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生产函数”的本质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组合方式，同时生产过程常常伴随着原本处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界元素被纳入人类社会的过程，带有外指性关系的内涵，生产过程的终点是产品，是以物的方式呈现的人力和物力的结合。因此，“生产函数”的内涵便并不完全处在“生产关系”内涵之中。
那这是否意味着“生产函数”更侧重于表达“生产力”的内涵呢？这又取决于“生产力”概念如何被定义。由于生产函数的本质是人和物两方面因素的组合方式，纯粹的科学技术突破会影响到组合方式，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也会影响到组合方式。如果将能带来更高数量和质量的产出的组合方式的变化定义为生产力的发展，则属于对“生产力”的广义定义。此时，“生产函数”就表达“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本身也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般阐述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不可能完全处于“生产力”内部；并且，恰恰相反，我们常用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人的“脚”和“鞋子”间的关系来比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生产力”是相对的快变量，“生产关系”是相对的慢变量。这意味着存在一种关于“生产力”的狭义的定义，即主要考虑纯技术因素的发展。因此，当“生产力”概念被限定在狭义定义时，“生产函数”作为一种组合方式，则成为“生产力（函数）”和“生产关系（函数）”的“共载体（泛函）”。这正如伊安·亨特所认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过程之内在因素的“直接的同一”。
在关于“生产力”的一般的狭义定义情形下，处于生产函数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具有短期比较静态意义上的可分性与相对独立性。例如，在生产关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生产力（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停滞、演进和突变路径，并反映在生产函数的左端（产出）上。基于生产函数的泛函分析视角，“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规律之所以发生作用，其机理正在于凹函数偏微分的最大值小于或等于全微分的最大值。正因生产关系是相比于生产力的慢变量，所以，旧的生产关系往往是导致生产函数处于“旧”状态的主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便具有了扩大产出的效应。
三、生产力第一运动定律与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扩展
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从短期比较静态转向长期动态，狭义的生产力（技术）水平本身也可被视为技术的生产函数的一个产出结果。该生产函数作为一种组合方式受到前期的生产力（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依次向前递归直至人类文明诞生的起初，此时人类的生产力实为自然力。正是最初的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的主动的关键调整，使得人类生产力从自然力中分离出来，产出了最初的生产技术。因此，从最初的启动性时间视角出发，是“生产关系首先推动了生产力”，这一情景例外于通常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一发现并非仅适用于人类文明的启动性时刻。生产关系创生了最初的具有人类社会属性的生产力，然后，生产关系便处于与生产力的交往关系之中。按照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中的一般性阐述，生产关系要么处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态，要么处于解放（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态。这暗含着“生产力本身有一种不断运动下去的内生倾向”。但这并非全部情形。类比物理学中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惯性律）”，我们引入“生产力第一运动定律”：生产力保持原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生产力本身有一种不断运动下去的内生倾向”只对应着“生产力保持原运动状态”。在此情形下，当生产力的运动发展受到生产关系的阻碍而停滞（静止）甚至倒退（反向运动）时，如果没有外力的正向推动作用，应继续保持静止或反向运动状态。而当生产力保持静止态时，我们很难说此时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因为此时的生产力并没有内生的自发前进动力。处于静止状态的“生产力”若与此时的适配性“生产关系”进入互相锁定的关系状态，人类社会则进入内卷循环之中。
技术性的狭义生产力也是社会生产力。微观个体的技术突破或发明，即使蕴含有生产力进步的萌芽，也必须通过某种生产关系才可进入到社会生产中，释放其潜能。生产关系是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的纵向整合中介，生产关系进入到生产力的形成过程。而从生产技术的发挥或运行也需要依托生产关系的事实看，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的关键内部环节，生产力具有关系性。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组合，生产关系的变化类似基因组的碱基配对重组变化，为生产力的演化提供了可选材料，而生产力的提升又进一步为下一阶段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活跃度跃升提供了能量。反过来，当生产关系的主导模式长期处于超稳定态，并越过一定的临界值，生产力继续提升的概率趋近于0，更不能支持下一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如此，处于静止状态的“生产力”与适配性“生产关系”便互相锁定，并且进入“互锁状态”的方式是内部的，而非生产关系从外部阻碍生产力发展。依此原理，在大一统王朝的早熟社会中，社会统治首要目标，“稳定（太平）”，通过诱导秩序的刚性化，减少人与人之间关系组合的试错机会，生产关系进入稳态，历史周期率便开始重复。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便不能被视为“释放被压制的生产力发展运动”，而是改变生产力的静止状态的力量，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运动。这与在人类文明的启动性时刻的“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的创生作用相类似，并且不同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处于常态交往时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一般意义上的“反作用”。
在完成了这种理论上的准备后，我们可再次回顾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的分析：“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毛泽东的这段分析中，“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作用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作用”。因此，这段分析就已经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理解，而是在一般规律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式发展。我们可将其进一步明晰化，即：对于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是相对确定的；而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可能常常大到“决定性”的程度，生产关系的更频繁的“自我革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牵引力。
至此，我们便能理解：在新发展格局中，虽然在直观上，一些以旧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是致使生产函数处于旧状态的最直接的原因，但这些旧的生产力背后蕴藏着与其相互锁定的旧的生产关系，并非孤立的存在。只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生产力的更新，使得生产函数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本文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再探讨所得到的发现是：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处于常态互动交往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处于相互锁定的非常态时，生产关系变革创生新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
从这一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新发现出发，我们可以再探究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问题。在相对落后的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往往处于相互深度锁定的状态，历史的“质量”极大，仅靠常规的生产关系变革往往不能为生产力提供足够的推力，必须用更大程度的生产关系变革才能推动其走出静止状态。所以，问题就不再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成功建设社会主义，而是那些相对落后且历史悠久的国家可能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复兴的希望。
四、资本“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理论定位问题
（一）资本无序扩张与“生产函数”的旧态
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国际经济体系尚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我国的生产关系不免受到西方世界旧生产关系的侵扰或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作为一种“关系”，会因不完全适应新发展格局而呈现“旧”态。在近期，监管层强化对资本的监管以及探索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实践验证了这一判断。
资本虽以某种“物”的载体为呈现外观，但本质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表达了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具有“总体性倾向”的权力，即：资本的无序扩张必然超出经济领域，寻找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支配权力，建立并稳固资产阶级法权。资本追逐增殖和扩张的动力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不增殖就会被淘汰，这和“资本持有者是否认识到资本扩张的弊端、是否有社会责任感”并无实质性关系，是资本自身的客观规律。资本天然是无序的，并内生于人的自我异化。并且，资本不断在其扩张方式上进行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以扩大潜在利润空间。
我们必须有效约束资本的消极作用，使“资本”关系能够在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被社会主义所改造的资本，即“有序资本”。
（二）资本的生产要素作用的间接性
在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资本都未被明确作为“生产要素”，提及“资本”之处未同时提及“要素”，提及“要素”之处也未同时提及“资本”。而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监管层在强化对资本的监管，探索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时，却在语词表述中承认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与地位。即使承认资本的“生产要素”性，也需要区分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差别，即资本的生产要素性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否则，我们在思维上就会陷入理论的矛盾或陷阱之中。
主流经济学界便用其导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来为其传统的“要素价值论”提供辩护。而“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歧点。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在概念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
由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接受了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同时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我们不能将按要素分配政策的理论依据确定为“要素价值论”；否则，依据“要素价值论”，我们难以推导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会陷入理论的矛盾或陷阱。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将工具技术性的“生产函数”作为提出“要素价值论”的理论依据正暴露了其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概念的认知模糊。工具技术性的“生产函数”只适用于使用价值概念，即目前的“生产函数”只是以价格做标度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函数”。而又只有“价值”论才可以成为分配正义的依据，因此“劳动价值论”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法理来源。
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生产函数”的形式设定中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将“生产资料”直接视为“资本”。正如“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一样，生产资料也天然不是资本，只是在资本的逻辑下，生产资料才成为资本驾驭劳动者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承认“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纽带显然也是一种关系。如果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可被视为生产要素，其也应是同“科技水平”和其他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一样，影响了“生产函数”的构形，是作用于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的“间接性”的生产要素，而非像劳动和生产资料一样是“直接”作为生产要素的。
（三）关于资本的理论定位的认知偏误
有文章在论证“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时提出这样的观点：“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可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 该观点虽已认识到“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不同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也避开了西方主流学构建生产函数时用“资本”虚假性地替代“生产资料”的理论陷阱，却又“失误”性地将资本抬高到“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调节者”的地位。在语词表述上，这也超越官方文件中的资本的生产要素地位和重要纽带作用。倘若资本真有如此强大的“调节”能力，试问：资本为何不能通过对自身的有效调节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明确否认“资本”具有这种有计划的跨部类“调节”作用，这才从逻辑上引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需求。我们必须正确运用《资本论》中的学理，守正创新，不以“偏误” 为“深化或发展”。
（作者：吴文，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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