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要攺变自已的命运，成为城里人，这条路是很艰辛的。下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我和我们家是靠什么来改变命运的。
我也是一个进城的农民。老家离萍乡县城三十多华里，是一个资源贫脊的小山村。解放前，村民们的生活都很困苦。土改的时候划成分，全村几十户人家，只有一户中农，其余全是贫下中农和雇农，不少家庭靠乞讨才能生存下来。 1949年解放前夕，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妹妹，成了五口之家。为了生计， 父亲带着我(当时12岁，刚刚高小毕业)从农村来到了萍乡城找三姨父讨生活。 三姨父在萍乡城里靠摆摊做葱花油饼谋生。我们投奔他后，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做葱花油饼的手艺传授给我们，再帮我们做了一个跟他摆摊一模一样的，既可以做油饼，又可以挑着走的挑子。姨父在萍乡城东门摆摊，父亲就到萍乡城西门火车站附近摆摊，互不影响。一转眼，到了1950年的春天，家里的田地要耕种了，父亲回家换成母亲出来做小买卖。从此我们家就分成了两部分，父亲一人在家种地，母亲带着我兄妹三个在萍乡城里做小买卖谋生。 1951年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多余的房屋，然后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当时家乡人均耕地8分田，父亲和两个妹妹共三个人登记在农村的家， 可分得二亩四分田。自家有不到一亩田，从地主家分到了一亩多田，还分到了农具、家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家庭成分定为贫农。从此，父亲和两个妹妹是农村户口，母亲和我是城市户口，我们家也就一分为二了。 父亲回农村了，我年龄小，母亲体弱，都挑不动这一百多斤的做葱花油饼的挑子，只好改做其他的小买卖。开始没有经验，不知道做什么买卖好，听别人说什么能赚到钱，就做什么。卖过菜，收过破烂，贩卖过油条，最后选择了卖鸡蛋。 为什么最后选择卖鸡蛋呢?因为卖鸡蛋不太重，比较干净，且占地不大，我们住的小小的房间里可以摆放在床底下，也能赚钱。那时候小商小贩赚钱多少都是以能买到多少米来计算的。我们家四口人，每天只要能赚到两、三升约合四斤左右的米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就知足了。那时大米没有现在那么多品种，加工也没现在精细，精细一点的叫白米，稍为去掉了一些粗皮的叫熟米，也叫标准米，一般八分钱左右一斤，所以每天只要能赚到四、五角钱就满足了。一般每个鸡蛋能赚2-3厘钱。那时的鸡蛋价格3分钱左右一个，分大小卖，大的卖3分5或一角钱3个，赚得多一点。小的三分钱一个、一角钱4个，有破裂的一角钱5个，打破了的更便宜，不但没有钱赚还要亏本。每天要赚足4-5角钱至少要卖200个以上的鸡蛋。所以我们白天卖新鲜蛋，晚上卖五香茶叶蛋。大妹寄养在高坑的大表兄家，母亲带着小妹妹，负责做饭、煮茶叶蛋，空余时间才能来守摊卖蛋。收蛋、卖蛋的任务，主要落在了我这个13岁的大哥身上了。那时候，做小买卖的人很多，卖蛋的也很多，竞争得很激烈。鸡蛋主要来自萍乡北门外的农村，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得出门， 走上5-6里地， 后来要走上10-15里路去收购鲜蛋。走得远点才能收到大的蛋和便宜一点的蛋。收到蛋后马上又要挑回城里到菜市场或街上去叫卖，从上午一直守到天黑。吃完晚饭，就要去卖茶叶蛋了。 卖茶叶蛋的挑子，前面是一个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放个盛着五香、八角、茶叶和食盐等调料汁与茶叶蛋的沙钵，后面是一个篮子，里面放着木炭和已煮熟的茶叶蛋。茶叶蛋的买主主要是过夜生活的人，包括看戏、看电影的，打牌的，更多的是商店打烊后算账的伙计。晚上7时至10时是卖茶叶蛋的最佳时段。所以每天晚上7时以前，我就要挑起担子出门，沿着最繁华的街道，经过戏院、电影院，然后走街串巷来回走两趟，边走嘴里边吆喝着：“五香茶蛋哟!”、“卖茶蛋哟!”天天如此。因此，我也成为了萍乡城里的“名人”。 萍乡城里人把蛋叫“嘎嘎(音)”， 鸡蛋叫“鸡嘎嘎”，鸭蛋叫“鸭嘎嘎”。大家不问我姓甚名谁，都喊我“嘎嘎乃”。 从此，在萍乡城只要说“嘎嘎乃”， 都知道是我，以至于我参加工作当了萍乡煤校的体育教师以后的很长时间，萍乡的一些老人见到我还会叫我“嘎嘎乃”。 这样的生活，强度虽然不大，但每天劳动的时间却是很长，每天都感到很疲倦，一到家就想睡觉。195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气很冷，我睡的床是由两张高凳上面放块门板，门板上铺上稻草，稻草上放床席子，盖的被子又很薄，卖完茶叶蛋一回到家，我将烘笼放在被窝里，准备将被子烤热了再将烘笼拿出来，谁会想到我卷曲着身体抱着烘笼就睡着了。到了半夜，被窝里的热气将我烤醒了，掀起被子一看，烘笼倒了，烧起来了，席子、稻草垫子、门板都已经烧穿了一个大洞，火快烧着我的身体了，幸亏被子还没烧着，我也醒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和邻居都起来了，用水将火浇灭了。这一晚再也没有睡着。 又有一天的中午，我吃完午饭挑着鸡蛋出来卖。当走过县政府门口，快走到专做糕点的一个叫“惠元斋” 的店门口时，走着、走着，边走边睡着了，人就扑面倒了下去，这担鸡蛋差不多都打破了，母亲赶来后，边捡烂蛋边流眼泪。旁边这家”惠元斋”糕饼店的掌柜的，看我母子可怜，就拿着脸盆出来说：“打破的蛋能用的我店都买了。”真是好心人啦! 那时萍乡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不仅煤炭销往湖南，农产品也销往湖南。有人经常将鸡蛋运送到株洲去卖。一般是头天晚上坐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株洲，然后将鸡蛋挑到鸡蛋行，卖给批发商，上午又乘火车返回。那时车速慢，来回一趟要十几个小时。坐的车箱还是没有蓬顶的，每次乘车都要带上雨伞。1952年初，我也快15周岁了，几年的挑担买卖，也练出了一身力气，能挑起一千二、三百个鸡蛋，合一百多斤，也想做一做到株洲去卖鸡蛋的生意。俞师傅也是一位卖鸡蛋的，他是第一个挑鸡蛋到株洲去卖的人，对株洲的鸡蛋市场很熟悉。这位在国军当过汽车兵的、已年过四旬的憨厚好人，很同情我，当我跟他说我也想去株洲卖鸡蛋，就欣然应允，并处处关心我、帮助我。有一次火车刚过老关，就刮起了风下起了雨，我刚把雨伞打开，不小心，举得高了一点，一阵风就将伞吹跑了。我只好挤在老俞的雨伞下挨到了株洲，衣服几乎湿透。每次到株洲卖鸡蛋，赚的钱比萍乡也多不了多少，很辛苦也很危险，这次经历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株洲卖鸡蛋了。 随着年龄长大，想读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祖辈以前也是读书人家，保留下来了三箱线装书。于是我就从老家找一些祖上留下来的、我看得懂又有兴趣的书来看。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我一边摆摊一边看书，《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西游记》、《水浒》等等小说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凝神贯注的看书，母亲走过来拿走几个鸡蛋，我都没有察觉。 1951年我连续三天参加了萍乡县工商联组织的修建萍乡县体育场的义务劳动。有一天跟我们一块儿劳动的还有很多在校学生，凝视着欢蹦乱跳劳动的同学们，回忆起在校学习的美好时光，心里嘀咕着：“什么时候能重回学校继续学习该多好呀!”从此天天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 时间走到了1952年。年轻的共和国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已经开始兴旺繁荣了。政府开始动员失学的学龄期青少年儿童入学读书了。邻居们都来劝我母亲，给我报名去上学。家境还这么困难，母亲有些犹豫。后来一位胖姨说：“有一个这样吃得苦、又很想读书的儿子，忍心不让他上学，你会害了他一辈子的。”母亲这才给我报考了初中。经过考试，萍乡中学录取了我。 萍乡中学落在萍乡县城小西门外萍水河流经的一个叫汪公潭的西边的山坡上，各种建设傍山而上。半山腰建的是食堂、学生与教师的宿舍，往上建有办公大楼和劈山造成的一片长方形的运动场，设备齐全。教学楼建在最上面，接近山顶的地方，一字排开，非常优静。整个校园树木成林、绿草如茵，风景优美，更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学有专长的教职员工，解放前就已经是江西省的重点中学，是个求学的好地方。 那年共招收初一新生14个班， 近700人，来自全县各区，大多都是失过学的。 当时上学是免费的，另外还设有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等。班主任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要我申请助学金，我放弃了。我对班主任说：“让给其他农村的同学吧，我有办法解决。”寒暑假、星期天我都会帮母亲摆摊做小买卖，另外，每个月用一两个星期天为学校的食堂和澡堂运煤炭赚点钱。 运煤是用手推车，萍乡叫土车即独轮车，到离学校十多里地的安源煤矿去将煤推回来，卖给学校，赚点运费，萍乡人叫“推脚炭”。推脚炭的发起人是我们班一位来自青山农村叫彭其余的同学。我们星期六回家将独轮车推来，放在宿舍走廊上，星期天早上天一亮就出发，上午就将煤推回学校了，下午将独轮车送回家再来学校。一次也能赚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食堂的工友待我们很好，每次我们去运煤，他们头天晚上都会将食堂剩余的饭菜用大盆子装好放在食堂饭桌上，并用罩子罩着，留给我们早上吃，没有吃完的，我们就带着在路上吃。我因打篮球摔伤了左手后， 就没有再去推脚炭了。 我在萍乡中学学习期间，家变化了，国家也变化了。由于我上学了，没有人替母亲去收蛋了，于是母亲改行卖起了水果和花生、瓜子等炒货。这时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也开始了。母亲参加了合作小组，有了固定的摊点，再不需要沿街叫卖，收入多了，也轻松多了。父亲还是一个人在农村种地。 1955年我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动员我考高中，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家里还有两个妹妹要上学，靠母亲的收入来供我上高中太艰辛了，我应该早点参加工作来帮母亲一把，于是我选择了报考设在河南焦作的煤炭工业部焦作煤矿学校。 考完后也没有想那么多，又一心帮着母亲提篮小卖去了。七月底突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心里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第二天就吵着要去学校报到。学校虽然是免费的，但总要有两件过得去的换洗衣服吧，河南天气冷总要件棉袄吧，坐火车要买车票等等，都要花钱。母亲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怎么办?左邻右舍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大家决定帮一把。又是由胖姨倡头，组织了一个一年期的“会”，由12户人家组成， 每户拿几元钱出来，凑在一起给了我家，然后我家每月还一户人家的钱，一年还完。这样筹集到了几十元钱，买不起棉袄，只好买了一套绒衣裤和一双新胶鞋，买了车票就上路了。 焦作那时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地方。焦作煤校大门面对着的老街道上，矮矮的土筑平房，不宽的街道，骆驼、骡马在街上行走，尘土飞扬，有时还拉下些粪便。矿区则是另外一翻景象。宽宽的马路两边矗立着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煤校只所以建在焦作，主要是有焦作煤矿。学校的规模很大，在已经建成的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实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教职员住宅、体育场馆外，还预留有大片空地。这里是我见过的最好、最大的学校，幸福感悠然而生，心里萌动着一股一定要好好学习的强烈欲望的冲动。 学校吃饭是不要钱的，也是不限量的。一般早饭吃的是稀饭、馒头还有咸菜;中午吃的是大米饭，八人一桌至少有两荤两素四个菜，汤用几个大桶装着散开放在餐厅里;晚餐主食的花样较多，有时吃小米饭，有时吃包有粉条的大菜包或面条等。有些南方去的同学说吃不惯，而我是“吃嘛嘛香”，大馒头、大包子一顿要吃四、五个，面条一顿最多时吃了三大碗，大米饭、小米饭每顿至少也要吃上两大碗。 离正式开学还有两三个星期，我每天除了在校内转，也会上街走走，买点当地盛产的柿子吃吃，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和留校的老同学和跟我一样提前报到的新同学玩。我个子虽然不高，因为性格开朗，待人诚恳，初中时经常锻炼，身手到也灵活，加上篮球、体操方面还有些技艺，大家也愿意和我玩。后来开学后，同学们就选我当了班上的体育委员，为我以后改行埋下了“伏笔”。 采煤和机电是学校的两个重点专业。我们这一届招了很多班级。大多数都是失过学解放后重新上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我当时已经18岁了，还算是年纪小的。我们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是河南人，中共党员，解放前是位童养媳，已经二十多岁了，个子很瘦小，还显得苍老。生活上、思想上她象关怀小弟弟一样关怀我们，学习上却很吃力，但很刻苦，我们课外活动的时间，她经常用来补习功课和做作业。在她的帮助下1956年3月我加入了青年团组织。同时我参加了在太行山上营造当时全国第一大青年林的义务劳动。 195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在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总理的号召，激励着亿万颗年青的心，全国掀起了一个 “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学校更是热火朝天，特别是我们这批解放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年轻人，纷纷为自己制定了十二年的科学发展规划，列出了达到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的具体时间表和相关措施，并为此而发奋着。 要向科学进军，就意味着要发展教育事业，要建更多的学校，需要更多的教师，当时教育部解决不了各部委对教师的需求，要各部委自己解决。为了适应煤炭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煤炭部在部属的煤校分别办起了各学科的师资培训班，同时在部属煤校中选拔优秀在校学生改行当教师。体育师资训练班正好办在焦作煤校，人数为30人。焦作煤校负责调选8人，实际上报到的只有3人。我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工作积极又认真负责，深得体育老师的好评和喜爱，在推荐参加体育师资训练班学员的人选时，自然就想到了我，我被选上了。 班主任动员来了。第一次我回绝了，因为我太爱自己所学的机电专业了。这是我报考时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在我“向科学进军”的十二年规划中，就明确的写着：“要为改变我国采矿工业的落后面貌而献身!”后来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经过班主任、团支部三番五次的工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通了。我想起了失学在家的情景，想起了社会上还有很多想读书的青少年，我是一名青年团员，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组织需要，我没有征询母亲的意见，就欣然同意改行，参加了培训班。 不知不觉又迎来了新的学年。开学在即，各地煤校急需师资，煤炭部催促我们八月要结束学业，师训班不能按原定计划教学，要提前结业，奔赴工作岗位。 我被分配到萍乡煤校。当我登上南下的火车，回头看了一眼站台上悬挂的时针，这一瞬间正好是1956年9月8日11时整。我在焦作煤校正好学习、生活了一年一个月一天另一小时。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即将回到家乡，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位教育工作者，而且是部属中等专业学校的人民教师。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的培养和信赖。这时我才十九岁。 国家发展了，一年前北上，经过武汉，还要在武昌下车乘轮渡过江，到汉口再上火车，这次回来，已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通火车了。家里也发生了变化，母亲的合作小组变成了合作商店，收入也增多了。 …… 我们这个进城的农民家庭，靠什么改变的命运呢? 一靠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 二靠合作化，靠集体的力量。 三靠免费教育。 四靠政府分配的工作。 （来源：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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