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分析评价现阶段中国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现象及其原因和危害，探讨合理有效的应对之策，指出应该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完善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公有制经济、健全市场机制、实行国家调节、克服市场失灵、改革完善分配制度、节制资本、搞好全民教育、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完成和稳固精准扶贫和脱贫、持之以恒地反腐败等多管齐下，强调中国现在应该重点做好、分好“蛋糕”，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矛盾，及其合理有效解决的途径。
据报道，2018胡润富豪榜：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连续三年力压美国居首，以819位亿万富豪连续第三年把美国(571人)甩在身后，而且增长速度也是全世界第一。
胡润说：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惊人的创业时期，增加了210个亿万富豪。”①】
虽然2018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前100名富豪中，中国内地只有10名，但是数量也只是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且新上榜富豪最多。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3046万人，而且城市也有贫困人口，此外，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也是公认的事实。尽管现在对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中国到底是多少，国内外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仅依据上述这些统计数据就可以判断，中国现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不仅是扩大而且是过大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判这种差距，其原因和危害是什么，怎样合理有效的应对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敏感也是最尖锐而且争论激烈、分歧严重的疑难问题，也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或者感觉得到的客观事实，是不能害怕、否认、回避、隐瞒的，更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不敢触碰、知难而退、等待观望、消极应付，必须实事求是、勇于面对、深入分析研究、正确认识判定、逐步稳妥地采取恰当措施，切实合理有效解决。
一、中国现在是否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上中国贯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差，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邓小平也曾经明确地指出，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172】
还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11】
现在中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和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并存的现象，能不能以此断定中国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失败了呢？笔者认为现在还不能作出这种结论。因为，虽然中国现在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但是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公有，公有制经济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全体人民都是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即使是被私有制企业雇佣的职工也不是完全的无产者，中国农民没有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城市居民也没有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完全对立的阶级，即使是私有制经济也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约束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来看，改革不仅没有失败，相反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惊人成就，城乡贫困人口由好几亿大幅度减少到只有几千万，即使地区、家庭、个人的差别有所扩大，但是总体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不断下降，财产和收入的差距继续扩大下去，就非常危险了，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自然也就会变质和失败。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中国现在特别需要警惕和防止的，这正是习近平同志和党中央现在特别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下定决心花大力气精准扶贫脱贫、增加劳动者收入、让发展成果共享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利弊到底是什么？
合理有效缩小财产和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弄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原因和利弊得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而且没有或者少产生副作用。
-
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但是都不全面，也有的还不准确。
比如，刘国光研究员认为：
【“私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下去，‘到一定的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两极分化自然出现’。”[2]14-19】
他还明确指出：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的一系列重要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跟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过程有着解不开的紧密联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3]19】
而吴敬琏研究员则不同意“市场经济是当前贫富分化加剧主要根源的观点”，提出，
【“事实证明，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正是因为国家部门的强化使腐败和不公愈演愈烈”。[4]289-291】
笔者觉得，刘国光研究员的看法更符合实际，因为亿万富翁排行榜中的中国亿万富翁都是私营企业主；吴敬琏研究员的观点可能不准确，因为亿万富翁排行榜中没有国家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即使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腐败分子或者说“贪官”中可能实际上也有亿万富翁，那也不能说中国现在的“贫富悬殊”主要是由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家部门及其腐败造成的，而且也没有数据证明中国“贪官”中的亿万富翁比亿万富翁排行榜中的亿万富翁还要多。
总结归纳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有：私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比重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少部分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成为亿万富翁，是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分配，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通过炒房、炒股、炒外汇等各种炒买炒卖暴富，是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重要原因；实行包括按资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充足价廉，资本严重短缺、享受各种优惠补贴、回报高，是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入偏高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使得经济效益不高，主要只能赚取较低的加工费，是收入低特别是工薪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贪官污吏利用国企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之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等途径谋取暴利，因此腐败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过大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关于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原因的简略归纳说明中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是存在矛盾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必须合理有效解决，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2.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利弊
实事求是地说，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有利有弊，不是有利无害，也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贯彻了让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方针，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了多种分配方式，拉开了财产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病，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的事实。这是适当扩大财产和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财产和收入差距是有利的。但是，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劳动收入偏低，又是极其有害的。
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差距过大会导致心理不平衡，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这种看法并不错，但是不全面。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过大，不仅是社会稳定问题，更是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可能造成社会动荡，而且会减弱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经济学早已揭示的并且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的客观经济规律。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不是金融家的贪婪、金融监管的缺失、虚拟经济的膨胀、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而是美国近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化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所谓“三低一高”(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和高增长)的“新经济”。进入新世纪，信息化的推动作用大大减弱，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国把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通过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许多普通劳动者买不起房，为了扩大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采用了次贷的方式。美国政府提供担保、支持次贷、鼓励住房消费、刺激房地产业发展，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就是美国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住房消费的需求，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才采用支持次贷的方式以扩大市场需求的吗！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危机发生后，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建议信中，都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劳动收入偏低，主要有以下多重危害：首先，劳动收入的比重偏低，使得广大劳动者的消费很难增加，这是造成内需不足、扩大不易的主要原因，大大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劳动收入的比重偏低，还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也是导致“民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劳动收入偏低也就是劳动力成本偏低，还可能导致技术进步的紧迫感和动力不足、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从而严重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使得主要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数量扩张、规模取胜，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易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质量效益取胜，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最后，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违背社会主义必须走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得少数人过上奢侈腐化的生活，败坏社会风气，导致奢靡之风滋生蔓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却成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产生“仇富”心理，影响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使得劳资冲突不断、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突发群体事件的诱因，增加社会维稳成本，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维稳成本增加必然相对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也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生存型发展阶段进入以实现全面小康和富足为目标的发展型发展阶段，由拉开收入差距、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迈向缩小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共享的阶段，必须合理增加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低收入→低消费、低教育投入→低素质、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尽快进入“较高收入→较高消费、较高教育投入→素质和技能较快提高→高收入”的良性循环。
三、中国现在缩小财产和收入差距的合理有效途径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3-374】
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导致两极分化因而改革失败了”的局面，但是贫富差距的确也够大了，造成了劳动收入偏低、内需不足且难以扩大、严重挫伤劳动者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得劳资冲突不断、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无法维持社会稳定、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等多重危害，中国现在已经到了由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必须在收入分配上把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调整为兼顾公平和效率、合理缩小贫富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的战略。
由于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实行合理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战略，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主要应该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1.深入研究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改革创新相关制度，真正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为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且在继续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私有制经济的引导和必要的管理，降低私有制经济发展可能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影响；
2.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缓解市场失灵、竞争优胜劣汰可能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
3.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步伐，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为收入分配合理化提供有利条件；
4.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扩大内需驱动，降低成本和消耗，节约高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也为收入分配合理化创造有利条件；
5.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采取多种措施让低收入家庭成员增加就业，为收入分配合理化创造有利条件；
6.调整偏向资本、城市、强势群体、发达地区的差别性政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东部支援中西部的方针，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缩小劳资、工农、城乡、地区差别；
7.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收入，恰当调整高管的过高收入，收入分配合理向职工倾斜，适当提高工薪收入；
8.下决心有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切实兼顾公平和效率，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提高过低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特别要节制资本，[5]27-33注重在国家、开发商和失地农民之间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增值收益；
9.合理开征包括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税、财产收益税、累进所得税在内的各种收入和财产调节税，适当增加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和扶持帮助，加大扶贫脱贫的力度并且切实有效防止返贫，适当减轻企业和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鼓励投资并且使得低利企业有条件提高职工工资，增加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
10.增加教育和研发投入，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和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在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制度，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岗位培训，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投资效率，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劳动力就业和创新的能力，为创新创业、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必要的有利条件，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劳动收入；
1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监督约束，坚持标本兼治、持续高压反腐，减少不合理的等级特权，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由于特权等级和腐败造成的财富和收入差别甚至暴富；
12.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解除劳动力的后顾之忧，缓解贫富差距。
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居民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偏低，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正在下决心予以纠正。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由于财产和收入分配的调整、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相关制度的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经济利益，提高低收入容易、讨人喜欢，调节高收入困难、得罪人，特别是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阻扰甚至破坏，是一个敏感、棘手、阻力最大的难题，弄得不好可能犯颠覆性错误、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是最难进行的改革，而要提高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所占的收入比重、降低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和政府所占的收入比重，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就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但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曾经8年难产，后来产出的也只是一个原则方案，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其原因可能就是如此。所以分配改革，既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又不能视而不见、回避退缩、消极应付；既要坚定积极，又要坚持顶层设计、长期规划、稳妥有序、量力而行、合理分步推进。
四、中国现在应该重点做好、分好“蛋糕”
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做大、分好“蛋糕”的热烈讨论，有的强调现在应该重点是分好“蛋糕”，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分好“蛋糕”的问题更突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更好地做大“蛋糕”；有的坚持认为中国现在重点仍然是做大“蛋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务”，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谈得上分好“蛋糕”；还有学者提出做大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做大、分好“蛋糕”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两者应该统一起来，但两者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或者说自然而然统一的，所以必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注意分好“蛋糕”，两者都要重视，都不可轻视[6]。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的确是应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分好“蛋糕”，但在不同情况下，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蛋糕”严重不足时，首先、重点是做大“蛋糕”；当“蛋糕”分配不公，严重影响“蛋糕”继续做大时，重点应是分好“蛋糕”。
近年来，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美国家到北非、中东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已，其主要原因都不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是分好“蛋糕”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做大、分好“蛋糕”的讨论中，还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做大、分好“蛋糕”的同时，还必须做好“蛋糕”！因为做大“蛋糕”只能更多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只有做好“蛋糕”，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根据发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务”，就认为做大“蛋糕”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为做大“蛋糕”只是经济增长，而发展不等于增长，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还包括结构的改善、社会公平的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就是包括做好、分好“蛋糕”。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是做大“蛋糕”，那么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是做好、分好“蛋糕”。因为，中国现在“蛋糕”的质量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特别突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尤其是食品医药的安全形势严峻，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都出现问题，现在好像吃什么都不放心！“蛋糕”的质量问题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生活的质量。“蛋糕”的分配不公，即收入差距扩大、贫富高低悬殊、劳动收入比重过低、发展成果不能较好地共享，导致内需不足、扩大不易，严重挫伤劳动者积极性，使得增长的动力减弱，公平正义难以实现，社会稳定难以维持，维稳开支大幅度增长，极不利于做大“蛋糕”。所以说，中国现在需要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分好“蛋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J].经济学动态，2011(7).
[3]刘国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M]//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45位著名经济学家纵论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简新华.节制资本，缩小贫富差距[J].当代经济研究，2015(5).
[6]卫兴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N].人民日报，
[6]梁婧，张庆华，龚六堂.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城市规模是否过小？——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5(2).
[7]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J].世界经济，2012(5).
[8]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经济研究，2015(2).
[9]Olley G S，Pakes A.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R].Nber Working Papers，1992，64(6).
[10]Levinsohn J，Petrin A.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70(2).
[11]范剑勇，冯猛，李方文.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世界经济，2014(5).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1月第6期）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com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