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戈：花园口决堤，给敌攻略武汉造成了怎样的滞碍?

 

（这是发于知乎上的一则问答）

 

国民党当局当年及战后很多年，一直不承认花园口决堤是他们搞的，后来瞒不住了，也是低调处理。但最近这三四十年，大陆上的一大帮果粉很高调，他们坚持认为，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他们说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是要拿下郑州，然后从郑州沿平汉路南下，攻陷武汉。而扒开黄河，形成了泛区，就成功阻止了敌沿陇海路西进，迫敌将原拟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改变为沿长江上溯进攻武汉，为日敌进攻武汉延迟了时间。

 

这是萨苏异父异母的兄弟、著名大V萨沙在《无可奈何的选择：79年前国军炸开黄河大堤》一文中的高论：

 

 

 

果真是这样的吗？还是让史料说话吧。

 

来来来，咱们找找看。

 

一、日敌停止西进，是不是受黄水所阻？

 

先说结论：不是。

 

日军大本营早在徐州会战刚刚结束的1938年5月21日，就做出指示：

 

“一，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略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

 

“二、（略）”

 

28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曾做出具体指示，其中第二条特别强调：

 

“攻占郑州，不是本次战斗的继续，要按另外命令进行……”

 

29日，日军大本营重又下达命令：“未经批准，不许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以上均载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所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二章)

 

从以上指示与命令中明显看出，日军在占领徐州后，并没有向西发展进攻的企图，不仅没有这个企图，而且一再强调，向西追击应适可而止。

 

虽一再明令强调，但还是出现了一个插曲，即第十四师团沿陇海路向西追击时攻占中牟、第十六师团沿陇海路向西追击时攻占尉氏，“中牟、尉氏的位置越过兰封一线五十公里以上，超出了大本营的意图”（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华北方面军的追击》一节）。

 

这是一个违令事件，但违令的责任不在十四、十六两个师团，而在华北方面军。也就是说，该两师团是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行动，是华北方面军违背大本营的意图，向十四、十六两个师团下达的越线西进的命令。

 

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的违令西出，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的误判。这个下面再说。

 

在大本营的纠正下，华北方面军于6月6日下达了《作命甲第三三四号》命令，命令第十四、第十六两师团停止西进追击，往回（东）撤，“逐次集结在开封、杞县、亳县、宿县一带，准备下期作战。”

 

从这道命令也可看出，既然集结地域越来越向东，越来越向津浦路靠拢，“下期作战”的方向显然不是向西，而是向南。

 

注意了，敌军这一系列操作，都在花园口决堤之前。

 

这说明啥呢？说明日军停止西进，与黄河决口并无关系。

 

其实，早在这年（1938）的年初，“在黄河南岸的郑州、开封方面为建立立足点而作战，为使将来的汉口作战有伸缩余地，华北方面军曾有此迫切系望；但因确保黄河以北，尤其山西省的治安（共产军蟠踞在山西省五台、榆社、静乐附近的山岳地带，对日军后侧进行游击战）需要相当兵力，而未被采纳。”（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一章第一节）

 

到了这年的4月上旬，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的方案再次被提出，“计划以一个军沿京汉线南下，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沿京汉线作战，及该方面敌情等缘故，需要很大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三章第二节）

 

看到了吧，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确曾被拿上议程，而且还是两次，但都被否决了，只是蒋介石集团没能得到这一情报，敌十四、十六两师团又违令突进，阴差阳错造成了蒋以为日敌将要夺取郑州然后沿平汉路南进的误判，从而扒开了黄河，以水代兵予以堵击。

 

更加巧合的是，当第十四、第十六两师团在接到《第三三四号》命令，正准备往回撤还没有撤的当儿，黄水到了，中牟、尉氏都被淹了。第十四、第十六师团是在黄水中往东撤回的，这就给中国军方造成了一个该两师团是因为黄河决堤才被迫停止西进往东撤走的错觉。前不久，一个名为“阅书阅世阅山川”的公众号发表了题为《花园口决堤，国军将领如何看？》的文章，引用李宗仁、陈诚的回忆，就持此错觉。

 

战场误判，是兵家常事，无可指摘。李宗仁、陈诚生前，日方档案还没有解密，坚持这样的错觉有情可原；长期以来（七十年代以前），海峡两岸的作者、读者也因同样的原由坚持这样的错觉，同样有情可原。

 

但是——注意但是来了——在日方档案已经公开的今天，仍然相信并传播这样的错觉，就有点……有点那个……那个什么了。

  

二、日敌溯长江攻略武汉，是不是迫于黄水泛滥？

 

还是先说结论：不是。

 

1938年5月21日，日军大本营做出关于攻占徐州后的下一步行动：

 

“一（略）……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使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继续沿津浦线地区扫荡 ，务必尽快向淮河（包括在内）以南地区转进……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要随着华中派遣军部队的转进，将第二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的部队，配置在徐州以南至淮河沿津浦线地区”。

 

28日，华北方面军向第二军下达了进入开封东南地区的命令，其中第四条：

 

“第二军应尽力以更多的兵力，不失时机地逐次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以粉碎敌人。”

 

29日，派遣军“为便于以后的作战（考虑武汉作战），命令第十三师团确保蒙城并攻占凤台及寿县一带，命令第三师团攻占淮南媒矿和配合第十三师团作战。

 

“第九师团5月29日集结于蚌埠，以后担任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警备。”（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华中派遣军的作战指导一节）

 

在徐州会战尚在进行时的4月上旬，大本营已经有了腹案：令日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长江及其沿岸。”

 

自5月以来，日军大本营又加紧了给中国方面舰队增强兵力，并于6月3日对该舰队发布命令：“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保证其交通安全”，并令“攻击南京上游的安庆。”

 

(上载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

 

从积极攻占凤台、寿县、舒城、桐城、安庆、芜湖，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并警备长江沿线苏州、无锡、常州的作战态势看，这明显是在做沿长江作战的准备。

 

又要注意了，所有以上这一切，也都发生在花园口决堤之前。

 

这又说明啥呢？说明日军沿长江西溯进攻武汉，与黄河决口也没有关系。

 

其实，还在花园口决堤的两个月前，1938年的4月，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方案即已拟定——

 

“以主力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

 

根本就不是有些文章所说的因为花园口决堤，才“迫敌将原拟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改变为沿长江上溯进攻武汉”。

 

（上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三章第二节）

 

 

 

三、黄河决口，给日敌发动对武汉的进攻延迟了多久？

 

花园口决堤是6月9日，武汉会战开打是6月11日……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吧。

 

四、黄河决口，给敌军的打击有多大？

 

“第二军于6月28日撤销归德战斗司令部指挥所回到徐州。翌29日，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第二军有关战死人数为七千四百五十二名——”（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军此时所属的可并不仅仅是违令冒进受黄水冲击过的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除此以外，还有第五、第十、第一百十四师团，还有混成第三、第十三旅团，还有平山支队、酒井支队，还有野战重炮兵第一旅团、战车第二大队、独立机关枪第六、第十大队、第三野战高射炮队、独立轻装甲车第十、第十二中队等。

 

这战死的7452名日兵，是整个第二军自徐州会战开战以来，所有受黄水冲击的和没有受黄水冲击的各单位战死者的总数。

 

花园口决堤，对敌人的作战行动，就一丁点儿的影响也没有吗？有，不过还真的是只有那么一丁点儿。

 

“6月12日[应为9日]的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扬子江前进”（载《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三章第二节）。

 

日军最终定下的作战决心，是以第十一军溯扬子江做主要攻击，以第二军占领大别山做牵制性攻击。

 

和4月的方案相比，主攻与助攻做了微调，与黄泛导致淮泛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里需注意，日敌将主力的运用由沿淮河微调整为沿长江，并不全是黄泛导致淮泛的原因，还有一个“能与海军协同且便于补给”的原因，这是大本营内部早在黄河决口之前就有的强烈呼声。(上载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简明日本战史》武汉攻坚战一节)

 

除主攻助攻的易位外，第二军由华东的怀远、蒙城一带向大别山机动时，原准备经寿县沿淮河溯流西进，由于黄泛的影响，不得不临时改变了进军路线。

 

日军主力的调整及第二军进军路线的改变，对作战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给第二军的西进增大了难度，但影响不大，最终还是没能阻敌第二军按时进抵大别山。

 

这便是以44个县2000余万亩良田和89万民众的生命为代价给敌军的杀伤和作战行动造成的影响。

 

 

 

五、黄河决口给中国民众造成怎样的的灾难？

 

1948年，韩启桐、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出版。该书统计，黄水造成豫、皖、苏三省44县成为黄泛区，140多万户民房被毁，2000余万亩良田被淹。造成民众的死亡，河南为325598人，江苏为160200人，安徽407000人，总计有89万人死于黄泛。

 

日敌第二军死亡的7452人中，有多少死于黄泛，有说1000多人的，有说接近2000人的，还有说数十人的、十数人的。我这里往高处估算，就算2000人吧。

 

那么——

 

89万除以2千等于445。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淹死一个日本兵，需要中国百姓445人为他陪葬；

 

南京大屠杀，有国人30万死于日寇的屠刀。89万除以30万等于2.97。这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花园口决堤造成的百姓的死亡，接近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军民的三倍。

 

黄河决口，可远远不是1938年那一年的灾难。国民政府《豫省灾况纪实》 所记：“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 ，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 。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更是司空见惯……”

 

有人可能会疑问，1948年，正是蒋家王朝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怎么可以公布这样的数字，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不不不，直到这个时候，黄河决口，还是推到日本侵略军的头上的。正如委员长的袖珍本陈诚说的：

 

“历来的黄河水患都是出于天灾，而现在在我们目前却现出了一项人类空前的罪孽，日本的狂暴军部，竟以人力来幇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战区的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灾害，恐怕【是】自诺亚大洪水以来的浩劫。我国的文明，前面说过，是以人力来消灭天灾的，一切文明的基调也都可以说人力与天然力的斗争成绩；然而日寇却恶用文明的利器来酿出天灾，以消灭人类，日寇之惨无人道的行为，实足为全世界全人类之公敌而有余了。”

 

陈诚这话，是决口后的6月13日说的。实际上到了十年后的1948年，国民党当局仍然不承认决堤是他们自己所为，还是推到日本侵略者头上的。贼喊捉贼的伎俩虽然无耻，但相对如今那帮果粉们的恬不知耻，还算好的了。至少他们还知道这“人类空前的罪孽”，这“用文明的利器酿出的天灾”，这“惨无人道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

 

作者：牛戈；来源：牛戈文草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