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白、江晓原：钱学森为何精心收集并制作原子能剪报？

 

火箭专家的原子能剪报集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着钱学森的两批重要剪报：一批是他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搜集的9册剪报（以下简称“9册”）；另一批是他归国后，特别是晚年退休后陆续积累的629袋剪报（以下简称“629袋”）。这两批剪报无论在形式、内容上还是范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钱学森制作的9册英文剪报

“629袋”是将浩繁的资料精心分类后，装入629个牛皮纸袋中，每个袋子上都细致地注明了所属类别。这份剪报集近2万条，其中还夹杂着会议记录、手稿札记，以及部分信件。这些资料是钱学森晚年的心血结晶，生动展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关注的工业、农业、科技、建筑、金融、政治、音乐、艺术、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以及他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宏大视野。

相比之下，钱学森早年在美国收集的“9册”内容则非常集中且敏感。这9册剪报共包含1539篇材料，其中1412篇涉及核武器和原子能领域，占比超过90%。这些剪报被整齐地粘贴在笔记本上，内容主要来自公开发行的报纸以及《新闻周刊》《纽约客》等美国主流媒体。

作为火箭、导弹专家和空气动力学权威，钱学森的研究领域与原子能并没有直接联系，那么，他为什么会有意收集这些信息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剪报大多来自大众媒体，内容并不太“学术”，甚至包括一些原子弹讽刺漫画、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城市照片、美国抓捕苏联间谍的报道以及原子能间谍案审判结果等，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对于钱学森这一行为，历史学者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钱学森这么做，是为了探索“核动力火箭”等前沿科学领域。

在美期间，钱学森与美军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他必然关注原子能及“曼哈顿计划”，并对此产生兴趣。194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原子能》的科普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原子结构、质能转换原理以及链式反应等核心知识。次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更是大胆地提出了利用核能作为火箭发动机动力的创新设想。从时间线上来看，钱学森在1945年至1950年间收集的原子能剪报，很可能对他在这一阶段关于核动力火箭等领域的科技预研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一解释虽然能够合理解释技术类剪报的来源，却难以阐明那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非学术内容为何会出现在剪报集中。

另一种解读则指向更隐秘的历史—这些精心筛选的剪报或许承载着特殊的使命。作为一位顶尖的科学家，如果钱学森仅仅是为了满足科研需求，完全可以通过订阅专业期刊、参加学术会议等途径获取更精准、深入的资料，无须花费5年时间收集大众媒体上的公开报道。1945年至1950年，正值“曼哈顿计划”落幕，冷战序幕悄然拉开，一位中国火箭专家如此大量地收集原子能剪报，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我们至少可以合理推测，钱学森早就在为回国做准备。

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制作的部分剪报

困扰调查人员的难题

钱学森的回国历程充满坎坷与艰难。1950年，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许多科学界人士受到迫害，钱学森也因被猜疑与美国共产党有联系，被吊销了从事涉密研究的工作许可证。钱学森决定辞职回国。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中国迫切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国防科技人才。然而，美国这个时候放钱学森回国显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钱学森或许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的好友罗沛霖曾回忆说：“学森对我说，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要回国，他就要光明正大地回，不能悄悄地离开。”

在准备回国前，钱学森曾面见加州理工学院的系主任，提出辞职请求，并两次拜会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向他报告了被吊销涉密研究许可证的事以及回国的打算，同时请了搬运公司的人员替他打包和运输行李。未曾预料的是，与钱学森私人交情颇佳的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却对他回国高度警惕。在谈话后，金波尔立即致电美国司法部，要求阻止钱学森回国。1950年8月23日晚，美国移民归化局的人员在洛杉矶机场拦截了钱学森。紧接着，洛杉矶地方法院的法官签署了扣押钱学森行李的命令，包括9册剪报在内的8大箱行李全部被海关没收。

8月25日，一则《机密资料被查扣——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财产在海关被滞留》的报道出现在《洛杉矶时报》上。文中称：

船上装着的八大箱子秘密和绝密科学资料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试图运送到中国去的。昨天，政府官员对其进行了指控。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稽查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复印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

钱学森回国受阻以及行李被没收的事件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钱学森表现得十分冷静，并发表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声明：

我计划返回中国，是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有一个家庭问题需要我去处理……在打包行李之前，我仔细检查了所有个人物品，并将任何可能涉密的资料全部剔除出来，锁在了我的办公室抽屉里。

钱学森的行李被扣留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迅速采取行动，组织了对行李物品的严格核查。在众多接受审查的物品中，9册与原子能紧密相关的剪报尤为引人注目，成了相关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洛杉矶海关随即将包括这些剪报在内的一些资料寄送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请他们进行详细的审查。一周后，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局局长向司法部提交了审查报告，其中明确指出：“我们已对被扣押的钱学森的笔记、报告及其他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并未发现任何与原子能委员会有直接关联的涉密内容。”

这样的调查结果显然并不能消解美国海关对钱学森的怀疑，用美国海关的原话说，钱学森显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这些剪报。为尽快找到确凿的证据，美国政府决定对他的“共产党身份”以及所携带的资料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由于担心他可能会逃走，1950年9月6日，在没有正当证据的前提下，移民局的特工逮捕了钱学森，后将他送到洛杉矶的特米诺岛监狱拘留。

钱学森被捕一事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及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也亲自到洛杉矶协调相关事件，并对检察人员表示，他本意并不是拘捕钱学森，只是阻止他返回中国。在钱学森友人以及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学生等多方共同努力下，9月23日，钱学森终于被保释出狱。

【美联社洛杉矶九月二十三日电】九月七日在企图运输机密的科学情报赴中国过程中被捕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专家钱学森博士，星期五以一万五千美元保证金保释。移民当局将其驱逐出境并逮捕他，指控他是一名颠覆性团体的会员。驱逐出境案定于十月十六日开庭。美国律师托（多）林说，虽然所查获的文件尚在继续调查，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尚属机密性质的东西。

尽管行李调查结果始终未能证明钱学森有罪，但美国移民局依然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不准他离开美国，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被监视的5年时间里，钱学森没有放弃追讨被扣押的资料。1951年4月28日，他致信美国海关，要求归还个人物品：“1950年8月底的某一天，你们扣留了一些技术书籍、资料和属于我个人的行李，至今还扣留在你们那里。根据第七海军地区情报办公室的要求，就归还扣押材料，我签署了协定。他们说这些还在你们那里。我非常尊敬地要求你归还我的个人材料，包括书籍和笔记。根据我的理解，你们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再需要它们。”1954年，他又通过律师再次索要被扣留的技术书籍。

当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时，他携带了9册等资料。依据美国的《出口管理法》，海关人员可以不归还钱学森的个人工作笔记，但无法禁止他带回“9册”，因为它们属于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在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限制范围内。

谜底藏于晚年思想中

9册剪报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通过梳理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及其重要论述，我们得以一窥其奥秘。

回国后，钱学森长期关注情报科学领域，在多次谈话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深入探讨了情报事业的重要性、情报的本质属性以及情报工作的方法。在情报学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激活”理论——“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这一思想不仅对我国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揭示了9册剪报的深层价值。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聂荣臻与钱学森等庆祝欢呼

钱学森提出，情报和资料的关键区别在于“激活”，同样的资料，有的人看不出什么，有的人却能发现情报，搞情报的关键就在于要有“激活”的能力。在1983年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的重要讲话，阐述“资料”与“情报”的辩证关系：

我们常常说情报资料，我看现在要把情报和资料分开，情报之所以能产生，离不开资料，但资料不是情报。我们这个工作领域是包括资料的，但是，情报还要经过一个活化、激活的过程。也就是僵死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了的知识，或者精神财富，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东西。

在讲情报工作的同时，钱学森还讲过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二战前，希特勒追查泄露军事秘密的事件。

在1935年，正当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机器开始加速运转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雅各布的德国新闻记者，出版了一个小册子，书里具体记载了当时正在重新武装的德国军队的情况，其中包括德国军队的组织机构、参谋部的人员构成、各个军区的情况，并且列举出了168名指挥员的姓名、简历。希特勒知道这个小册子以后大发雷霆，要追查是谁泄的密。这时候雅各布在英国，德国的情报部门想法子把他从英国弄到德国来审讯。雅各布说，他这本书上说的每一件事情，在当时德国公开的报纸上都有，而且他拿出了所有的证据，哪一条，在什么报上，一条一条都讲出了来源，都是公开的东西。审完之后没法判罪，只好不了了之。

钱学森评价说：“由此可见，搞信息并不神秘。有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公开的，只不过是点点滴滴散布在各处，要害是你怎么把它综合在一起。”

第二个故事是恩格斯只靠报纸公开发表的消息，便能预见战争的走向。

普法战争的时候，马克思住在伦敦，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常常写一些关于普法战争情况的文章。有一次他预见将要打一次大仗，这一仗怎么打法，最后胜败如何，恩格斯都预见到了。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并立即用快邮寄给马克思，让马克思交给伦敦的一家报纸。马克思收到文章后立即坐上马车赶往报纸编辑部，第二天早上这篇文章及时见报了，这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战争的情况、进展、以至于结果都与恩格斯的预见完全一致。那么恩格斯有什么特殊情报渠道吗？没有，只靠报纸发表的消息。

钱学森说：“报纸发表的消息是一种死知识，恩格斯对这些死知识进行分析加工，把它放到一个系统的框架中去……这样就把死情报活化了，不明显的东西变得很突出了，这就是情报研究。”

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便是：善于搜集、使用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信息，通过细节分析以及综合加工将其“激活”，得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情报。而钱学森在美国收集9册剪报的行为甚至目的，与雅各布、恩格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报纸是公开且最容易获取的信息来源之一，其简短的报道中有很高的真实性、及时性及诸多细节。钱学森以为，能有效使用公开报纸上的信息是一种高明的情报工作方式。从9册剪报的收集来看，他也亲身践行了这一理论。

钱学森在美国拥有最高级别的保密许可证，出入五角大楼工作，赴德国提审过纳粹科学家并且与多位美国军方高官有交往。对于情报尤其是科技情报工作，他并不陌生。可以推测，他在打算回国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不能带回工作中接触到的保密资料，他无意触犯法律，又深知原子弹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于是便从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中收集相关信息带回祖国。

研究人员回忆，钱学森回国后曾悉心指导我国科技人员从美国报刊中获取情报的方法。他格外注重对相关资料的调研分析，强调美国出版物中蕴含着大量关键信息。钱学森还教大家从美国学术期刊中筛选有价值的内容，甚至连商业杂志上的航空公司广告，都能成为推断美国国防工业发展动态的线索。这表明，钱学森在利用公开资料获取情报方面非常娴熟。由此可见，“9册”不是普通的剪报，蕴含着待挖掘的情报资源。

笔者发现，9册剪报的资料至少涵盖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根据钱学森提出的情报学“激活”理论，我们得以看出，9册剪报的收集有着除却学术研究以外的意义。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钱学森虽公开表示自己“为核弹做的唯一一点事”是向钱三强推荐了郭永怀，但历史表明他的贡献远超这一自谦。

钱学森与郭永怀的合作始于海外求学时期。两人同为冯·卡门的弟子，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郭永怀回国后，钱学森力荐其加入原子弹研究团队，这不仅是对师弟学术能力的认可，也体现了他本人对核弹研发方向的深刻理解。尽管因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无法直接参与核弹工程，但钱学森密切关注相关进展。他曾多次提出关于我国核武器研发的建议，例如七机部和二机部弹头工作的分工，以及特种装药核弹头的发展等。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现场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的头衔证明了他在“两弹结合”试验中的关键地位。

至此，9册原子能剪报谜团的答案初现端倪，其揭示着一个真相：真正的机密并不在扣留的行李中，而是藏在科学家的头脑里。

（责任编辑：王双）

（原题：《钱学森的9册原子能剪报之谜》）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