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深度演进的历史性时刻。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守成大国为维护其体系性霸权而不断加剧的战略焦虑与全方位遏制。在这场波澜壮阔又暗流汹涌的大国博弈中，战场早已超越传统的军事与经贸领域，更多地转向了思想、舆论与价值观等非传统疆域。意识形态渗透，因其成本相对低廉、手法更为隐蔽、效果更为持久，被对手视为颠覆我国政治制度、阻挠我民族复兴进程的“首选利器”。
历史上的“第五纵队”，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已演化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它不再仅仅是潜伏的间谍网络，而是扩展为受外部势力直接或间接指挥、在目标国内部系统性地从事认知操纵、社会分化与政治颠覆的隐性力量联盟。我国部分丧失理想信念、被西方价值观念彻底俘获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群体，因其具备一定的知识权威性、社会影响力与话语包装能力，极易被境外势力相中、收编与利用，成为这支当代“第五纵队”中最为活跃和危险的核心构成。他们以“学术自由”、“普世价值”、“批判精神”为华丽外衣，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离间党与人民群众关系之实。这种“披着羊皮的狼”式的渗透，危害性、欺骗性远胜于赤裸裸的攻击，危害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意识形态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灵魂与重要保障。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科学研判，并采取坚决、果断、精准且系统性的治理措施，方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公知型“第五纵队”的生成逻辑与活动特征
1、概念溯源与当代演化，从军事术语到政治
（1）“第五纵队”一词，从诞生便充满了内战与背叛的色彩，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它形象地概括了那些潜伏在内部、为外敌提供策应与破坏的隐蔽力量。在当代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其内涵与外延均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局限于军事间谍，扩展至所有受境外势力资助、指导或精神激励，在政治、经济、文化、舆论、法律、学术等领域。它们长期从事旨在削弱、分裂、颠覆国政权与社会稳定的各类组织、网络与个人。公知型“第五纵队”，特指其中以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舆论领袖等面貌出现，利用其专业知识、社会声望和话语权，系统性地传播对抗性政治叙事和价值观体系，以期在精英与民众中培育“政治反对派”和“精神外国人”的那部分力量。他们的活动，本质上是境外对华“颜色革命”战略的内生性执行载体。
（2）渗透的方式和领域。一是渗透领域的战略聚焦与系统布局，呈现出高度的战略意图和系统性。教育领域被视为“争夺下一代”的根本，毒教材、毒教师贩卖白人西方优越，高校成为重点，资本渗透相关学科，旨在从源头扭曲青少年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传媒与网络领域是制造舆论、放大矛盾、煽动对立的主战场，旨在侵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法律司法领域被用作撬动政治体制的杠杆，企图将法治引向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歧路；社科研究机构、文艺创作圈子、公益慈善组织等，也因其深厚的社会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而成为渗透重镇，意图从思想源头和社会基础层面进行“松土”，实现“软政权化”的长期目标。
2、运作手法的高度隐蔽性、专业化与智能化
它们为规避监管和打击，手法不断翻新，日趋精巧。一是资金输送链条化与合法化包装，通过设立境外壳基金会、虚构学术项目合作、支付高额“版税”、“大奖”、“咨询费”、“演讲费”，甚至利用虚拟货币等新兴技术，构建起复杂、隐秘、难以追踪的利益输送网络，为其代理人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二是话语体系学术化与温情化，摒弃了过往生硬的政治攻击，转而将政治诉求深度包裹在“学术探讨”、“政策反思”、“人文关怀”、“妇女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等极具迷惑性的话语之中，利用专业知识构建起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对抗性叙事”，以此争夺话语领导权。三是行动组织网络化与扁平化，依托加密通讯软件、社交平台、线上读书会、线下封闭沙龙等形式，形成一个个节点化、去中心化的行动单元。这些单元平时各自为战，潜伏蛰伏，一旦遇到预设的社会热点事件，便能通过关键节点迅速激活，实现跨平台、集群化的统一发声与舆论攻势，呈现出“云纵队”的特征。
3、叙事传播的内外联动与战略协同。
公知群体的舆论生产，已深度嵌入境外反华势力的对华认知战体系。境内“公知”负责扮演“内部吹哨人”角色，抛出试探性、争议性议题；境外反华媒体、政客、智库立即跟进，将其放大为“国际事件”，并赋予“道德正当性”；这股被加持过的“国际舆论”再“出口转内销”，由境内“公知”用以佐证其观点的“普世性”，反过来向国内施压。这种内外策应、高低搭配的“舆论合唱”，形成了对我国的立体化、全天候舆论围剿。
4、长期经营的战略耐心与代际更替。
它们不追求一时一地的得失，也不奢望立竿见影的颠覆，展现出惊人的战略耐心。目标是通过十年、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微渗透”、“意识滴灌”和“范式改造”，潜移默化地侵蚀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基础、历史记忆和政治认同，完成对至少“一代人”的思想塑造，为最终的“质变”积蓄能量、培养骨干、营造氛围。
多维渗透对国家安全的系统性侵蚀与颠覆性风险
公知型“第五纵队”的破坏性，绝非停留在口头争论的层面，而是体现为对国家安全各个维度的、静悄悄的、却是系统性的侵蚀与瓦解。
1、教育文化领域争夺未来与刨根断脉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立德树人的神圣殿堂。该势力在此领域的渗透，旨在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文化根基与人才基础，实施“刨根断脉”式的破坏。课程与教材渗透，通过影响教材编审理念、推荐课外读物、资助出版学术著作等方式，系统性夹带私货。典型手法包括，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污名化为“专制糟粕”；歪曲近现代革命历史，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污名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将西方价值观念、历史叙事和政治模式奉为不容置疑的普世圭臬。
课堂与学术导向渗透，在高校讲堂和学术研究中，以“学术无禁区”为名，行“政治宣传”之实。他们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解构英雄人物，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正当性。通过操纵学术评价体系、引导科研经费流向，鼓吹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国际化”，实则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导向服务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议题，使我国家学术自主性受到严重削弱，知识生产体系面临沦为西方理论“注脚”的危险。渗透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部分青年学生产生深刻的思想混乱、民族认同感弱化、家国情怀淡漠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缺失。在无形中培养出对西方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妥协的一代”、“迷茫的一代”，甚至“反对的一代”，从源头上危及国家长远发展所需的政治合格、可靠顶用的人才质量，其危害可谓深远而致命。
2、媒体舆论领域，操控认知与撕裂社会
在信息时代，舆论场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人心的流向。精准议题设置与话语操控，依托境外资金支持的媒体平台、精心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精准设置议程。每逢国内出现社会矛盾、政策调整或自然灾害，便闻风而动，刻意放大负面因素，将个别问题普遍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社会问题政治化，极力煽动公众的焦虑、不满与对立情绪，系统性地制造并渲染“官民对立”、“医患矛盾”、“贫富冲突”、“地域歧视”等。利用大数据算法和社群传播，将精心筛选的片面、极端信息精准投喂给特定群体，构建起封闭的、排斥主流声音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不断强化其预设立场。对敢于亮剑、坚持真理的党政干部、学者、媒体人实施有组织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与人格污名化，平台禁言等，试图在舆论场制造“寒蝉效应”，让正义之士不敢发声、不愿发声。它们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基础，极大地干扰了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政策解读与形象塑造。更危险的是，它可能将个别、孤立的舆情事件催化、升级为现实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直接冲击社会稳定，为外部势力干预提供口实，其破坏力不容小觑。
3、法律司法领域，扭曲法治与挑战权威
法治道路的选择，直接关乎国家的政治走向与长治久安。争夺法理话语权，他们一法学家、律师等身份片面、教条地援引西方法学理论、法律条文和司法判例，以所谓的“普世法治”、“司法独立”、“宪法审查”等概念为名，攻击我国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原则，质疑我国法律法规的正当性，试图将司法审判与政治领导、人民利益根本对立起来，鼓吹一种脱离国情的、绝对化的司法至上主义。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或社会关注度的司法案件，迅速组织所谓“专家学者”、“律师联盟”进行联署声明、撰写文章、召开研讨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企图“绑架”司法、影响裁判结果，将庄严的法庭变成其进行政治表演、挑战政治权威的舞台。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破坏了司法公信力，危险的是，它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使法治脱离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根本宗旨，最终动摇党的执政法治基础，将法治中国建设引入歧途。
4、政治安全与执政根基，潜在的颠覆性风险
所有领域的渗透，其最终指向都是国家政治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通过系统性的思想瓦解、社会信任撕裂、精英阶层俘获与关键领域腐蚀，公知型“第五纵队”旨在一点点地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持续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号召力与社会动员能力。他们的目标，是在社会内部培育不满与对立，在政治关键节点充当外部势力“扳道岔”的内应力量。一旦时机成熟，这股潜伏的力量便会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其危害具有显而易见的潜在颠覆性，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心腹之患。
构建五位一体的系统性防御与反制体系
制止公知型“第五纵队”的渗透，是一场综合性的斗争，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战略耐心和战术精准，构建一套标本兼治、攻防兼备、内外联动的系统性治理体系。
1、筑牢法治根基，实现依法精准打击与保障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必须将反渗透、反颠覆斗争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中国式的法治思维，加快专门立法进程，应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借鉴相关国家经验，尽快研究制定《反境外干预法》或《反渗透法》。应成为该领域的“基本法”，明确界定“第五纵队”行为、境外干预内政行为的法律定义、构成要件、证据标准与法律责任，为依法识别、预警和打击提供清晰、权威的上位法依据。尤其要对“接受境外资助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与境外组织合谋进行系统性政治渗透”、“里通外国充当政治代理人”等核心行为作出精准描述和严厉罚则规定，按照间谍特务罪论处。适时对《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保密法》、《网络安全法》等进行修订完善，增加针对意识形态渗透、认知域作战、网络政治谣言等新型安全威胁犯罪的专门条款。进一步强化《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执行力度，细化其资金流向、项目内容、境内合作方的监管与透明度要求，堵住法律漏洞。
指导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必须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深刻理解立法原意。立法名为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既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法律震慑；又切实保障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与人身权利，避免扩大化，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2、创新协同机制，提升整体作战快速响应效能
“第五纵队”的活动是跨领域、跨部门的，我们的应对也必须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建立国家级联合研判与指挥中枢。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统筹下，整合宣传、统战、网信、教育、科技、人社、公安、国安、外交、金融等关键部门的资源、数据与职能，建立一个高规格、实体化运作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联合研判与应急处置中心”。该中心负责对境内外渗透活动进行全天候监测、多源情报融合、深度分析挖掘和动态风险预警，为中央决策提供支撑。
构建“大监管”与“协同执法”格局。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联合执法与应急响应机制。一旦监测发现协同作案线索或重大风险苗头，相关职能部门即可根据预案迅速启动联动程序，在情报共享、联合侦查、证据固定、同步打击、舆论引导等方面实现无缝对接与高效协同，实现对渗透网络的整体识别、预警与摧毁，避免各自为战、反应迟缓。
运用科技赋能智慧治理。大力研发和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海量网络信息、资金往来、人员轨迹进行智能关联分析，精准识别异常传播模式、隐蔽组织形态和潜在渗透线索，提升对隐性、潜伏性渗透活动的早期发现和精准预警能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预警。
3、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卡住要害切断输送渠道
管住关键领域、关键人群和关键要素，才能卡住渗透的“七寸”。加强对重点领域（高等院校、科研智库、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司法系统、文艺团体）从业人员，特别是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学科带头人、项目负责人的日常管理、政治把关和纪律约束。完善出国（境）审批、学术交流备案、外事纪律教育等制度，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和利益冲突审查机制。关心关爱广大知识分子，为其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增强其归属感和向心力。
金融监管、反洗钱部门要与国家安全机关建立更为紧密的协同作战机制，构建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特别是通过复杂交易结构流向敏感机构与个人的资金的监测、分析与预警系统。对于查实的用于渗透破坏活动的资金，要依法予以冻结、没收，坚决斩断“渗透的粮草”。
严格落实网络平台、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内容提供商的主体责任，健全覆盖全流程的内容审核、过滤与纠错机制，全面审查平台的资本来源于舆论动态，对于经常发布负面舆论的平台，坚决依法取缔，绝不姑息迁就。对于教育领域，要强化教材编审和国家课程标准的权威性、统一性，全面清理规范各类讲座、论坛、课外辅导机构、夏令营、研修班等活动，防止其成为错误思想的传声筒和扩散器。
4、巩固思想阵地，构筑内生免疫与精神屏障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必须更加主动作为，固本培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从根本上提升社会的“免疫力”。深化理论武装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教科书，集中顶尖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理念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深、讲透、讲活。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解释中国实践提供中国理论。
彻底摆脱刻板生硬的宣传模式，深入研究并适应分众化、可视化、互动化的新媒体传播趋势。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和技术，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与历史定力。
实施全民素养提升工程。将国家安全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法治教育、金融素养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各行业的社会宣传教育中。要教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如何辨识西方话语陷阱、如何批判性地看待网络信息、如何抵御消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从内心深处建立起对渗透言论的“精神免疫力”和“价值鉴别力”，使外部势力无可乘之机。
5、拓展国际斗争空间，营造有利外部与规则环境
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关起门来无法赢得最终胜利，必须敢于并善于在国际场域主动出击。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与参与规则制定。利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边平台，积极倡导“网络空间主权”、“数据安全”、“反对数字霸权”、“防止外部干预内政”等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共识的国际治理理念，推动形成反干涉、反渗透、反颠覆的国际共识与法律规范，抢占道义制高点。
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与追逃追赃。通过双边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多边渠道，与友好国家深入开展执法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腐败、洗钱、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等，追踪和打击境外反华组织的实体和资金链。持续深化“天网行动”，加大对外逃违法犯罪分子的追逃追赃力度，压缩其生存空间。
构建国际传播统一战线与争取话语盟友。有计划、有组织地支持国际上的友华、知华人士和媒体发声，鼓励我国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网络意见领袖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和主流媒体，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系统揭露某些国家搞意识形态渗透、“颜色革命”和双重标准的虚伪性与危害性。要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同情与支持，逐步瓦解反华舆论同盟。
防范化解公知型“第五纵队”的渗透危害，是一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是新时代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打赢的关键战役。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坚信自身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也要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风险意识，对渗透颠覆活动的现实危险性保持高度警觉。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法治为纲，以机制为要，以监管为盾，以宣教为剑，以国际合作为翼，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唯有如此，方能有效粉碎任何形式的内外颠覆图谋，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赢得最终胜利。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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