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日趋紧张。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定决心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布局三线建设,其中的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省区。毛泽东强调:“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三线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先导工程,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迅速“上马”。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建成了较为完善且与全国铁路网紧密相连的三线铁路网,成为新中国调整工业布局、拓展战略纵深的基础支撑。1970年,湘黔铁路与枝柳(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铁路建设工程被合并为一个投资项目,并在党中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下,以“铁路大会战”形式迅速推进,最终建成三线铁路网中贯通东西、南北的两条交通主轴以及联系三线与一线、二线的国家级战略通道。在此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科研力量、施工经验、大型机械设备等较为有限的条件下,为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大力组织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成为铁路工程顺利竣工的重要推力。本文以此次铁路会战中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为切入点,探讨其兴起背景、实践内容与重要价值,以期管窥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群众气象,深化对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认识。
三线铁路建设中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发生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与当时我国的发展阶段、铁路建设面临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立自主原则下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形成与实践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新课题。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围绕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作了系统调查研究,着重分析了国内经济建设中暴露的问题,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我们自己不能制造,在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因此要“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这成为我国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重要方式。在具体实现路径上,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这表明我们党把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作为推动新中国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此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迅速兴起,花费少、见效快的成果不断增多,与要求高、投资大、周期长的专门性科学技术研究形成了互补。特别是在大多数实际工作中,由于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因而“更加着重于群众的技术革新”。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理论逐步系统化,涵盖了“改进设计、改进工艺、改进设备、改进工具、改善劳动组织、研究原材料的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等革新内容,明确了“自力更生,能洋则洋,能土则土,或者半洋半土,土洋结合”等革新原则,且革新成效明显,尤其是交通建设领域的革新成果数量颇丰。以20世纪60年代修筑的成昆铁路为例,筑路队伍先后在桥梁工程、土石方和铺轨作业中革新出滑动钢模灌注、预裂爆破、预铺碴架梁等技术,取得连续7个月平均双口月成洞502米的好成绩,远超此前的300米月成洞纪录,成为成昆铁路按期完工的重要保障。
(二)机械化铁路施工装备供给不足的问题突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的整体工业水平相对落后,铁路施工机械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一五”计划期间,新中国才开始着手布局和引进如凿岩机、空压机等施工机械。1957年,国家铁路基建部门在党中央关于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下,提出“施工小型机械化”的发展策略,并组织试制了东方红-54推土机、C43铲运机等施工机械,铁道部第一、第四工程局也基于此组建了配备专业化施工机械的筑路工程总队。然而,至1965年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时,仍存在铁路施工机械数量少、性能差、品种不全、不配套等问题,铁路土石方工程的机械化施工水平仅有25%。同时,在面临霸权国家武装侵略的情形下,备战的紧迫性导致铁路施工机械的供需失衡矛盾更为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关部门自主探索制造铁路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研制并生产出如胜利型130简支式单臂架桥机、中-30型振动打桩机、Z2-120装载机、CA-340自卸汽车等工程装备;另一方面集中从国外购置工程施工机械,如日本的ZC-419型15臂分四层重型钻孔台车、RS-85装卸碴机,瑞典的QQT-Ⅱ型梯架式钻孔台车等,推动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开始向半机械化方向发展。但是,半机械化也仅能保证重点工程的主要工序实现机械化作业,余者仍需以密集的体力劳动为主,铁路建设的机械化施工装备供需不平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同时,在这一时期,工业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铁路等建设工程的物资集中供给能力还不够强。比如,中央曾明确规定:“下放地方管理的机械产品,对国务院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的需要,均由所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统一平衡组织供应”,“部管二类机械产品,中央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维修需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汇总提出并组织供应”。但是,湘黔、枝柳铁路建设所需机械,“供应的数量和品种上都有很大的缺口”,特别是应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一些施工机械的“维修配件供应不上,损坏较多”,“完好只有40%”。为此,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指挥部”)最初动员铁路建设人员大量使用自带或自制铁镐等简易工具,试图以增加人力解决器械短缺问题,但不仅未能提升施工效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施工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因此,迫切需要探寻既能克服现代化施工器械短缺,又能改善施工人员工作环境,还能提升施工效率的办法。
(三)铁路沿线的地理经济状况引致系列现实问题
湘黔、枝柳铁路沿线的湘西、桂北、黔东等地,雪峰、武陵、乌蒙等山脉峰高谷深,资江、沅江、澧江、武江等水脉深切,地形破碎,产出有限,自古便是相对经济基础薄弱和交通闭塞的地区。这些地理和经济特点使得湘黔、枝柳铁路建设难度明显增大,许多具体技术性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桥隧工程技术有待优化。湘黔、枝柳铁路的桥隧分布密集,据 1970年测算结果,整个工程计划打通隧道530条,计235公里,单隧道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5条,最长约5.7公里;预计架设大中型铁路桥456座,最高桥约67米;此外尚需建设小桥涵3738座。其中,部分桥隧集中的铁路段选线,基本沿黄石—古丈—凤凰大断裂带和三江至丹洲断裂带而行,且受沅江大断裂带影响,岩性破碎,部分地段还含有软土层或膨胀性红色粘土层,或为变质砂岩、石炭系灰岩覆盖,在丰沛的基岩裂隙水侵蚀下,桥隧路基均易损坏。这些都是以往铁路建设中不曾遇到或不曾叠加出现的,因而铁路建设单位必须结合铁路沿线地质实际,在基础建设上推动护坡、混凝土等技术革新,在桥梁建设上推动桥墩、墩台等技术革新,在隧道建设上推动掘进、衬砌、爆破等技术革新,保证铁路建设正常进行。
二是交通承载力严重不足。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开始前夕,仅湖南段的运输需求总量就高达1241.7万吨,其中1970年11月和12月的运输需求就有67.7万吨,而彼时各铁路工程局和湖南省动员的车辆、船只的一次性集中运量却仅3万吨,运需与运力不匹配的矛盾极为突出。究其原因,当时的湘西、黔东、桂北等地河流附近由于水土流失导致航道积淤严重,通航能力弱,而既有公路多是连接大城市的主干道,县乡公路虽初步通车,但“修建路线多未达到规定标准”,无法承载大型运输需求。加之沿线地形崎岖、山河交错,铁路建设进场便道修筑难度和成本极高,少数铁路建设单位甚至为之更改原定配套公路的建设计划。参与铁路建设的民兵最初只能集中步行赶赴工地,施工急需的发电船等设备的运输任务,亦仅能依靠淌水拉纤或肩挑背扛等方式完成,交通运输的技术革新迫在眉睫。
三是生活物资供需不匹配。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后,湖南、贵州、广西一次性共动员了100余万脱产民兵,配合铁道兵和铁路技术工人施工。按照中央计划,全部铁路建设人员的粮肉、煤炭、日用百货等生活物资均由沿线地方组织供应,且民兵所在生产队还须以每人每月25斤的标准给本队参加铁路建设的脱产民兵拨付口粮。但是,该时期铁路沿线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不高,本就没有充裕的物资支撑100余万脱产人员的基本生活,且大量青壮劳动力和生产工具集中转移,致使集体经济投入减少而支出相对提升,加之铁路建设的耕地占用和整体搬迁,一些社队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部分社队甚至出现不按规定给参与铁路建设的民兵记工分、拨付口粮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筑路队伍的稳定和团结,以增产节约为主题的生活管理技术革新需求由此产生。
总之,三线铁路建设中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大政策”中的“小策略”。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单位坚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技术革新”的指示,有力地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建设。
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全面铺开后,参与工程施工的各单位均以领导干部、技术骨干、民兵或地方群众共同组建“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系统开展革新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强调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因地制宜和科学规范
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则。1970年8月,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就群众性技术革新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实践原则。随着铁路建设中技术革新运动的发展,总指挥部又提出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管理要求,二者共同构建起铁路建设中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实施准则。
一是将“因地制宜”贯穿于群众性技术革新全过程。总指挥部指示各铁路建设单位,群众性的“小改小革和革新创造”,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急现场所急,想现场所需”,逐项研究解决铁路建设中的各项具体问题。例如,湖南省祁东县指挥部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小组,利用石块之间的摩擦咬合性质和石砌建筑透水性好的优点,革新了干砌护坡技术,既能降低雨水过量可能引致的侵蚀危害,又减少了路基边坡的建设成本。又如,铁路建设单位在革新土机械时,坚持根据施工场地的不同特点和山势走向,重点研究不同的革新项目,使之充分发挥效用。湖南省双峰县指挥部“梓门营负责一处大填方的挡土墙,石沅在路基后的山上,就开两条滑槽,荷叶、花门、杏子等三个营都是劈边山,就充分利用地形,大搞各种类型不同的土火车、滑道板等”。
二是把群众性技术革新纳入铁路建设管理的制度体系。总指挥部提出,只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才能做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不断提高工效”。群众性技术革新的有序推进,更是需要相应的制度依托。铁路建设初期,部分一线施工单位“只抓施工不抓节约……个别单位甚至办事机构也没有”。对此,总指挥部统筹建立了经济核算制度和群众性技术革新评价制度,把革新成效作为评选“四好连队”“五好食堂”“五好民兵”等政治荣誉的重要指标,还将之视为检验铁路建设单位是否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政治标准,继之层层组建“三结合”审查小组参与落实监督,且对以王运歧等为代表的革新人物典型与以湖南新化水车团、新邵三团、黔阳县三营为代表的革新单位典型,适当给予锦旗、奖状奖励和通报表扬,为群众性技术革新提供了榜样示范和激励支持。此后,群众性技术革新相继被各铁路建设单位列入工作议程,推动铁路建设全线工地兴起群众性技术革新热潮。
(二)学习利用现代机械与施工的技术原理
总指挥部始终高度重视提升铁路建设人员的科学素养与技术革新能力,并结合铁路建设实践制定了相关实施方案,促使现代机械与施工技术知识不断转化为铁路建设的实践动力。
一是加强对现代机械与施工技术原理的学习。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全面动工之际,总指挥部指示,铁路建设全体人员都要在施工中学习爆破、架桥、土工作业等工程技术。同时,总指挥部联合省(自治区)、市(地)指挥部,分批开办了各种专业性的短期技术培训班,邀请铁道兵部队的技术干部、铁路技术工人当老师,集中给铁路建设人员,特别是未曾有过铁路建设经验的民兵,传授现代机械与施工的技术原理及其应用经验,或者组织部分铁路施工人员,在老工人的指导下,配合专业队伍担负路基土石方、中小桥涵、短隧道的施工任务,实现技术培训与铁路建设一体推进,为兴起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创造了基础性条件。例如,瑞典的光面爆破技术,是交通部第四铁路工程局(以下简称“铁四局”)一处二营技术干部在培训中讲解其特殊装药结构、周边眼选择、操作步骤规范等内容后,才在铁路建设中普及开来;又如,湖南省桃江县民兵团和安化县民兵团的技术革新小组则是在老工人的指导下,了解到爆破的热量释放和高压膨胀原理,进而革新出葫芦炮、罐子炮等新型爆破办法。
二是利用现代机械与施工的技术原理开展革新实践。总指挥部鼓励铁路建设人员充分利用现代机械与施工的技术原理,不断“创新施工机具和操作方法”,促成了多项铁路建设相关技术的新突破。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土石方掘进技术革新。枝柳铁路广西段的建设工人在“逐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先进机具”基础上,结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漏斗棚架法和上下导坑先拱后墙法,总结出蘑菇形开挖法,有效提升了隧道施工掘进、出碴效率。另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隧道衬砌技术革新。第二铁路工程局(以下简称“铁二局”)六处一段的铁路建设工人在参与双溪隧道施工时,革新了洞口拱部衬砌和带拱边挡墙、花边挡墙等作业办法,形成拱墙一体的连续柱式隧道衬砌结构,在防止隧道变形坍塌和防堵、引排地下水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还有铁四局运输营二连的技术革新小组在向铁路建设运输车队推介多极火花塞过程中,革新了铆代焊工艺、喷砂清洗器、调整器、余气回收强化节油等技术,使得汽车运输队的综合耗油量下降约10%。这些技术突破都是吸收借鉴现代机械与施工技术的创新之举,在革新过程中既加深了铁路建设人员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又为保障铁路建设进度和维护施工安全创造了良好的技术革新条件。
(三)推动传统工程施工技艺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应用
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就群众性技术革新,提出了“土洋结合”的基本方针。总指挥部在统筹落实该原则中对其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在缺乏先进机械设备和工程技术的条件下依靠“土专家”“土技术”“土办法”,坚持“土法上马”“以土代洋”的实践策略,对中国传统工程技艺进行现代转化与创新应用。
一是将“土办法”进行现代转化,运用于铁路工程施工。各级铁路建设单位根据总指挥部“靠土办法解决问题”的革新方略,大胆将中国传统水利设施、屋舍路桥的施工技艺用于现代铁路工程。例如,在修筑枝柳铁路沅江大桥时,围堰钢板桩极度匮乏。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技术工人、湖南蓝山县民兵和当地群众紧密配合,创造性地将农村修建水利设施的“木桩、竹笼、粘土围堰”等土办法用于铁路桥墩作业,成功抢修 4座水下桥墩,成为“土洋结合”的革新典范。又如,铁二局四处三营的技术革新小组将地方堰塘建设经验同桥墩机械钻孔理念结合起来,先后革新出集中排水、防塌方、透风排烟检测等办法,均为保障铁路施工进度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二是参照现代化机械原理创新铁路工程施工的“土机械”。施工机械不足是制约铁路建设效率的核心问题之一。各铁路建设单位在总指挥部关于“自己动手,土洋结合,制造施工机具”的指示下,坚持参照现代化机械原理,就地取材、制造、使用,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土机械应用体系。这一情况在工地交通运输工具的群众性技术革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湖南省双峰县指挥部艾头坪指挥所技术革新小组,参照现代工地交通运输工具的功能特性,合理利用废旧铁器、残缺木料等建设耗材,大量制造和使用结构简单且可灵活拆卸组装的土火车、土起重机、滑道板、绞车、滑槽、索道、自动卸土箱、改良鸡公车等土机械,每一项中又有许多小的革新项目,如土火车有单轨式、双轨双车牵引自动式,车箱有平板式、长箱式、翻斗式等,滑道板有平板式、泥船式,索道也有单轨、双轨等,再配以相应的自制小微新机具、新设备,以及原调拨使用的板车、翻斗车和油轮车等,整个艾头坪工地作业基本实现了“土机械化”,参与工地运输“人数比原来减少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在节约铁路建设物资器材和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明显提升了铁路建设效率,展现了群众的创新智慧。
(四)注重及时总结群众性技术革新的新鲜经验并予以推广
对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是扩大群众性技术革新效用的关键环节。总指挥部曾多次向各铁路建设单位强调,必须注重“总结推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特别是井巷掘进、土石方开挖、施工操作方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要继续推广土模、滑动模板、爆破桩、喷射混凝土等施工技术”,且形成了总结和推广经验的一系列办法。
一是将总结提炼技术革新办法和技术规范作为政治要求。总指挥部提出,“认真总结经验”,“抓好典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真理,全体铁路建设人员都要把总结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典型经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在这一方针激励下,各铁路建设单位的技术革新成果被集中转化为各种典型经验材料。如贵州天柱民兵团提供了干硬性混凝土掺片石的浆砌圬工技术革新经验;铁二局八处机械营总结了“改锅盖,用砖封炉口,及时封煤火,把煤渣清理重烧,找黄泥拌煤”的改灶经验,以及“少加多添撒均匀,烧煤适时轻轻捅,未透黑碴回炉中”的节煤经验等。基于此,总指挥部集中编印了《施工经验汇编》《技术革新汇编》,“以及单位、个人典型材料”,汇集了丰富的群众性技术革新经验,为做好经验推广打下了基础。
二是采取内外结合的革新经验推广策略。铁路建设单位的群众性技术革新,涉及工程施工和生活管理两大部分。总指挥部针对革新内容的使用范围制定了不同的推广策略:第一是对内组织铁路建设单位开展讲、看、试一体化的革新经验现场交流会。在交流会上,与会人员首先听取技术革新典型的经验汇报,然后参观革新成果实例,最后进行现场应用演示与动手试验,直观展示革新成果的实用性。其中,以“新化水车团、新邵三团土火车、土吊车、旱地泥船”为样板的土机械革新经验,以三锅一囱回风灶为代表的改灶节煤经验,均是在现场交流会上获得一致认可后,才迅速推广到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全线。第二是对外派遣技术革新经验推广工作队。在铁路沿线社队,工作队一方面带领当地群众开展播种育秧、合理密植、落水晒田、及时治虫、施肥壮籽等冬种技术实践,另一方面在当地举办冬种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并免费培训育秧员,带动了地方冬种高潮,仅湖南攸县一地的亩产总量就增长约5%。这使相对分散的革新成果得以快速向铁路建设工地及其沿线地区推广,拓展了群众性技术革新的应用效果和影响力。
纵览铁路建设中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既有对“洋”技术、“洋”理念的学习和借鉴,又有对“土”技术、“土”工艺的创新与改造,总体上呈现“洋”原理和“土”应用相结合的鲜明特征。这虽产生于新中国在铁路建设技术尚不够成熟和国民经济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但对保障铁路的顺利建设竣工,发展铁路沿线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线铁路建设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既包含铁路建设单位组织的革新成果应用与技术推广,又涉及大量革新骨干在筑路工地和家乡社队间的有序流动,对铁路会战的圆满胜利和沿线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一)提升工程施工效率,保证铁路建设进度
提升施工效率是铁路建设单位工作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三线铁路建设中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最大价值所在。
一是直接增效突出。其中,土法围堰、桥墩挖孔桩基础、干硬性混凝土掺片石等桥梁施工技术的突破,加快了桥墩建设进度。例如,草坪 1、2号大桥桥墩作业时,铁二局三处310工程队采用挖孔桩,共计减少挖方7539方,节约劳力9188工天。蘑菇形掘进法、隧道衬砌、光面爆破等隧道施工技术的综合运用,促使隧道掘进、运碴速度大幅提升。例如,铁四局五处一段一队担负下导开挖任务时,将一班分成三组,每组放两排炮,平均日进4米多,耗用工时减少40%。土机械运输工具的体系化应用,更是使得工地运输效率成倍增长。较为突出的是湖南邵阳分指车站指挥所,其48个连队中27个都实现了运输“车子化”,物料转运工效由过去每人每天0.5立方米,提高到1.5立方米;湖南吉首分指龙山县指一连,用空间索道搬运片石,日均搬运量由5方增加到30方,提高工效6倍;贵州省安顺县民兵团利用铁皮棱槽装土法和漏斗装土法,装车速度由1小时10车提高到15至20车,工效显著提升。
二是间接增效明显。铁路建设单位在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制造了类型多样且数量众多的施工和生活用具,保证了铁路桥梁、隧道、道基、护坡等各项工程顺利落地。铁路会战伊始,总指挥部就要求筑路队伍大量回收可利用耗材并运至生产厂再加工,但铁路建设沿线运力不足,回收物品只能送至特定转运站后再转送生产厂,不仅耗时较长且会导致资金积压。后来经过群众性技术革新,大量回收耗材就地得到充分利用,既有利于减轻铁路建设单位回收、保管、转运的压力,又能在后勤体系运转机制上打通物资回收、加工、调拨全过程,在总体上提升物资利用率和流转率。由此观之,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超出了技术范畴,已然成为三线铁路建设后勤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丰富铁路建设物资供应时,降低了人力和资金使用的非生产性浪费,为保证铁路建设进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增强民间技术积累,改善基层生产生活条件
三线铁路建设中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多是由“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带领,并经驻地社队群众配合方才完成,且部分群众本就是技术革新小组成员,直接参与了系列革新活动。因此,不少革新成果随着铁路建设工程的推进逐步向铁路沿线扩散。铁路建设阶段性结束后,大量有着技术革新经验的民兵返回家乡,开始有组织地向社队群众传授土机械制造、冬种等新技术,促使革新经验集中下沉至社会基层。这不仅增强了民间的技术积累,而且改善了基层特别是铁路沿线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一是延长农产品产业链。铁路建设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成果及其经验传播,推动社会基层兴起“大规模的有耕作、植保、加工、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性农机技术革新活动,农业生产机械化和生产力水平得到一定提升。例如,湖南浏阳金刚公社民兵返乡到农机站工作后,立即带领公社群众开展技术革新,不仅先后改制并推广了500余件农用机具,而且研制出农副产品加工、打米、扯面、磨面的流水作业成套设备。这一过程将群众性技术革新的技术力量转化为物质财富,既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二是健全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技术革新民兵的返乡,给基层社队带回了新鲜的技术经验和充足的劳动力。不少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利用这些优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例如,湖南省常德县一团三营的 700余革新民兵返乡后,制造使用如土带锯、土鼓风机、土水轮机等“土机械”,建成了牛旺嘴大堤;安乡县安康公社革新民兵,借鉴冬种治虫技术革新经验,主动参与公社的水塘灭螺工作;津市革新民兵参加了公社路坡防护工程建设和植树造林;等等。其中,仅湖南在1971年便新增“植树造林69万多棵,维修各种农具54571件,修乡村小便道930公里,修乡村小桥1149座”,“新修和维修各种大小水利工程3449处”。可见,三线铁路建设中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切实增强了基层社队的技术力量,为铁路沿线广大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培养多元专业人才,充实社会基层组织
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总指挥部统筹领导湖南、贵州、广西三省(自治区)指挥部,创办了各类党团骨干学习班,以培养具备政治工作素养的党团干部,同时指示统属单位抓好技术培训工作,以“达到建路炼人双丰收,铁路建成心更红的目的”。据统计,截至1973年,仅湖南段筑路队伍中就有5003名革新能手入党,54086人入团,培养出如混凝土工、拖拉机手、测量员等各类技术专才95300余人,为充实社会基层组织提供了丰沛的人才资源。
一是充实社会基层的技术组织。铁路会战阶段性结束后,大量接受过技术革新理论与实践训练的民兵,集中返回各县农业机械局、公社农机站等单位,成为20世纪70年代前中期基层地方完善“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技网”的中坚力量。至改革开放前夕,许多在湘黔、枝柳铁路等三线工程中成长起来的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骨干,被吸纳进入新的地方科研体系和基层科协组织,成为地方自然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来源。另有一部分受过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锻炼的青年选择进入高校继续深造,逐渐成长为推动专业领域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涌现出赵克佳、杨和平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二是充实社会基层的政治组织。铁路建设完成前后,部分拥有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经历的筑路民兵被选入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或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以发挥他们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例如,截至湘黔铁路完工前夕,仅湖南就有“57399人被提升为生产队以上各级领导骨干”。较为突出的是双峰、安乡、临澧、汉寿四县,被“选拔到大队、生产队担任党支书、队长、政治指导员、民兵营长、连长等领导骨干3024人”;酃县民兵共计1748人,其中“328人进入铁厂,904人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委员(10人),大队党支书或干部(423人),生产队干部(471人)等职务”。这一情况使得党的基层组织在短期内集聚起规模庞大且富有革新意识的人才队伍,夯实了党在社会基层的政治基础,有利于巩固党对基层的领导权。
回望三线铁路建设的历史现场,尽管受到时代条件限制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整体上看,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仍是卓有成效的,不仅解决了筑路中的许多技术问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路任务”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且培养了技术人才、推广了先进经验,对铁路沿线地区发展生产力和充实基层力量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也为后来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对我们今天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仍然有所启迪。
(作者:崔海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岳小川,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党的文献”微信公众号,原载“《党的文献》2025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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