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这篇文章很牛,但是很多人过度神话了它。
把它单纯地视为了一篇预言性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各种解读充斥着一种成功学的味道,反而背离了这篇文章的灵魂:实事求是。
《论持久战》不是预言,而是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它告诉当时的人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我们能赢。
但关键是什么?是你得去做,得付出艰辛和努力,得流血得牺牲。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等若干年后抗战就胜利了。
为什么伟人当时能写下这篇处处充满辩证法、处处充满唯物主义的雄文?仅仅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比别人乐观?
都不是,当时的聪明人、具有乐观精神的人很多。如果你要他写一篇以论持久战的命题文章,估计也写得出一篇类似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但是,他写完之后可能自己都不信。
为啥呢?因为他没有实际干过呀,光凭脑子空想,没用!
《论持久战》诞生的时间是1938年5月,自卢沟桥事件爆发已经过去了10个月。伟人领导下的共产党也有了10个月的抗战经验,很多人在对此文作解读时忽略了这点。
自全民族抗战以来,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面对全新的形势,面对全新的敌人,这仗要怎么打?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只有三个师,总共才4.5万人,党的家底都在这,如果战略决策失误,盲目地与敌人拼消耗,把部队打光了该怎么办?
红军开赴前线抗日,应该怎样作战?
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伟人提出: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
而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有意思的是,而在几天发出的一封电报中,说的还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
可见,游击战和运动站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为啥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的后期早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改不过来。有的将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反而显得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打一些大仗。
对于这个问题,伟人耐心地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
除此之外,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伟人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关于根据地的重要性,伟人早在井冈山上就作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根据地就像人的屁股,人走多了走累了就可以坐下来休息。
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不久,山西太原失守。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在敌后广大农村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此时,伟人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了八路军在山西的军事部署:
115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开赴晋西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120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9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这个布局十分有深意,这四个区域不是局促于一隅之地,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
这就像是在说,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以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
这也给全国打了个样:只要国家各地都能采取这种办法,最终的胜利怎么会不属于中国呢?
1938年春,抗日战场发生了新的变化,华北平原地区的日军兵力出现空虚。伟人立即抓住这个机遇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区进入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但是很多人信心不足,毕竟自井冈山起,红军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平原地区咋搞?
经过一步步地实践,华北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起来,一个个根据地逐渐建立起来。
这也进一步检验了独立自主游击战这种战略的正确性。
在1938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起来,根据地不断扩大。八路军发展到将近16万人,扩充了三倍,南方的新四军也发展到25000人。与日军交战1600多次,歼敌五万四千多人。
这些丰硕的战果和骄人的成绩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是对的,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方针是对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部队的官兵是能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复的失地会越来越多,军队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被消灭敌人也越来越多,虽然不知道最后的胜利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一定会来。
正是积攒了丰富的抗日战争经验,伟人才有底气、有信心地在国军节节后退、国土大片沦丧、国人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提出论持久战的思想。
尽管敌人很强大,尽管前路很曲折,但是他看见了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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