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到了希特勒和历任美国总统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在无数革命烈士中，吴石的命运，格外令人叹息。
记得十年前，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刚刚落成不久，即前往凭吊。
那一天，烈日当空，广场上空无一人，在吴石烈士的塑像前伫立良久，静听松涛阵阵，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怆如潮水般涌来。
吴石的被捕与牺牲，与国民党军统特务谷正文猎犬一般的穷追不舍，有极大关系。
1949年冬天，为了搜集吴石“通共”的证据，谷正文对吴石官邸进行了全面监听，布置了十部录音机，甚至连马桶水箱里都塞进了线圈，但一无所获。
谷正文并不死心。为了诱使吴石上当，他故意制造了一份“台湾防务调整”的假情报，引诱吴石获取。1950年1月29日，当吴石的副官聂曦将情报交给联络员朱枫时，被谷正文当场逮捕。
吴石被捕后，谷正文对其用尽酷刑，使吴石蒙受了巨大痛苦。他将电话线缠绕在吴石的左眼皮上，通过手摇发电机进行电击，导致其眼球玻璃体爆裂，左眼失明。
谷正文还指挥特务用“坐冰凳”“吊晒衣绳”“烙铁”“老虎凳”等十七种手段折磨吴石。据狱医记录，吴石双腿肿胀无法着地，皮肤大面积剥脱。
吴石坚贞不屈，未吐露任何机密。1950年6月，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被杀害。
谷正文的残暴，令人发指，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将他碎尸万段。
意外而又不意外的是，谷正文并非原装正版的国民党特务，而是一名中共叛徒。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191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21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他投机革命，参加爱国运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二·九运动时担任北平沙滩地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
1937年，谷正文被捕，旋即叛变，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务，后来又落水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复归国民党特务。
在叛变后的特务生涯中，谷正文表现得极为凶狠与残暴。
1940年7月，谷正文投靠日军甲字第1415部队“城里宪兵队”，成为汉奸特务。他参与破坏了中共济南工委，对被捕的共产党人残酷刑讯。
1946年，谷正文被戴笠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他利用飞贼破获了地下党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导致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牺牲。
1950年，谷正文主导“吴石案”，致使大批台湾地下党员被捕、被杀；
1952年12月29日至1953年3月底，谷正文在新北石碇鹿窟山区发动大规模镇压，前后逮捕400多人，1人当场枪决、35人遭判决死刑枪决，百余人遭判有期徒刑，史称鹿窟事件（电影《悲情城市》中有所表现）。
谷正文被台湾人民称为“活阎王”，他是台湾“白色恐怖”的主要实施者。
1955年，谷正文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企图暗杀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
……
总的来说，谷正文在反共、反人民方面，所表现的积极、狠辣，以及“成效”，令许多原装正版的国民党特务都瞠乎其后。
同样，意外而又不意外的是，“叛徒更凶狠”并非孤例——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其叛变导致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3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对早期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打击。
顾顺作为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特科负责人，叛变后不仅供出大量秘密机关地址和领导人信息，还穷凶极恶地亲自组织抓捕行动，让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体系陷入瘫痪。
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后成为军统特务，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少将主任，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专门从事渗透策反活动。只是由于这一时期，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变得非常成熟与团结，张国焘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叛徒在反噬自己的组织时，为什么格外凶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与心理现象。
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为了获得新主子的信任。
叛徒深知，“投名状”必须足够分量，才能在新阵营站稳脚跟。对旧组织越狠，破坏越彻底，就越能向新主子证明自己的“诚意”和价值；
二是为了自我合理化，逃避内心的负罪感。
无论如何，背叛行为本身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证明“叛变是正确的”，叛徒会将旧组织妖魔化，并用极端手段破坏旧组织，从而减轻心理负罪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舆论曾经把苏联领导集团称为“苏修叛徒集团”，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一定性极其准确，绝非“放空炮”。
“苏修叛徒集团”在反噬自己的原来组织——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时，也像谷正文、顾顺章一样凶残。
到了图穷匕见之时，戈尔巴乔夫直接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签署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文件，他做到了希特勒和历任美国总统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叛徒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
叛徒最凶残——记住了这一点，吴石以及无数烈士的血，就没有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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