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五五”规划的预研阶段已经开始。“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要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3个五年规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作为3个规划的中间衔接，承上启下，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五年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内容包括总体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等。无疑，总体发展规划尤为重要，而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即GDP增速。
鉴于“十五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作用，“十五五”期间GDP增速必须为在2035年我国经济从总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这就是对“十五五”期间我国GDP增速的战略要求。此战略要求既涵盖GDP实际增速，即以2020年价格计算之增速目标；也涵盖GDP名义增速，即以当年价格计算之增速目标。
一、GDP实际增速要求：“十五五”期间年均4.8%
“十五五”期间对GDP实际增速的要求为年均4.8%。为何有此要求？这是由“十四五”规划提出的2035年我国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的目标所决定的，是2035年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量化要求。
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意味着2020-2035年的15年间年均实际增长4.73%。2025年我国GDP的实际增长，从目前形势来看，达到5%很有希望。由此，“十四五”期间，即2021-2025年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可增长5.3%。
那么，对“十五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速，战略要求是多少呢？
首先须认识到，2035年翻番是硬性目标，则2021-2035年年均4.73%的实际增速是最低要求。加之所预测2021-2025年年均增长5.3%，则对2026-2035的10年来说，年均增长4.5%是最低要求。这是第一个约束。
其次，就年均增长4.73%而言，一年如此增长并不难，但15年年均以此速度增长的难度远高于一年。这不仅因为通常意义上可持续增长的困难，还在于在国际环境复杂、国内消费不振的压力下这15年间我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必然放缓的趋势，更在于增长放缓速率的不可低估。
我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就历史性地从10%以上的高速逐步向中高速放缓。这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客观规律和历史更迭的反映，其存在与演进既不可逆转，亦有其必然性。GDP的增长曲线，与任何其他事物的增长曲线一样，呈抛物线形态，即在起飞阶段高速增长，在一定时刻出现拐点，然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向中高速、中速演进，最后以匀速运行。从经济理论上看，这正是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阶段成长论所揭示的。2010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曲线的拐点；此后的增速放缓就是拐点已过所致，且会遵循持续放缓的客观规律。因此，2021-2035年间我国GDP实际增速必然呈现“前高后低”持续放缓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GDP增长曲线的斜率，在起飞上升时期很高，那么对在放缓下行时期的斜率轨迹也不可低估。这就是说，对“前高后低”放缓的速率要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对此很难准确估计，但从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自2006-2010年的11.3%放缓至2011-2015年的8.0%、2016-2020年的6.1%和2021-2025年的5.3%（如前预测）的速率来看，2026-2035年间的速率每5年放缓0.5个百分点并非一个很悲观的估计。需要强调的是，从保险角度必须做好应对这个规律的准备。这是第二个约束。
在上面两个约束下，要实现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番的目标，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应分别为4.8%和4.3%。就“十五五“期间而言，增速应达4.8%；否则，2035年比2020年实际翻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或“十六五”期间为实现此目标的压力太大。这就是2035年翻番目标对“十五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速达到4.8%的战略要求及其背后的逻辑。
对此，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现阶段，包括“十五五“期间，我国不应再追求GDP增长速度，不应有具体的增长目标或增长目标不应定在4%以上。如上所析，这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有2035年GDP翻番的目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因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认为今后我国仅应该追求高质量发展，而不应再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在此有必要澄清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说，发展不等于增长，这没有错，两者是有所不同。但必须看到，增长是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展涵盖增长、深化和升级三个方面，其中增长居于首位，所以谈经济发展是不能脱离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对于现阶段仍然须有中高速增长且具有此等潜力的我国经济而言。
关于后两个方面，即深化和升级，代表的是经济质量的提升，这当然很重要，我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不能由此否定经济增长是深化和升级的基础。不仅不能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较快增长对立起来，而且需要认识到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哲学意义上，这其实是质量和数量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同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一样。于后者而言，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意义，而没有形式，内容根本就不存在；于前者而言，没有质量，数量就没有意义，而没有数量，质量也就不存在。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只能在较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阶段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1/3左右而又处于努力追赶过程中的经济体来说，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不可能放弃追求一个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其实，虽然重视程度不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是将经济增长作为其首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定期发布的最重要数据都是该国GDP增长速度。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作为最大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是否就更有理由这样做呢？贬低甚至蔑视GDP增长速度的倾向是有害的。
“十四五”规划虽未设定对GDP的五年年均增长目标，但明确提出并实际执行了年度预期目标，这表明我国对GDP增长仍然十分重视。预计“十五五”规划也将延续这一务实做法，其合理性值得肯定。
二、4.8%实际增长的可行性：增长引擎何在
针对“十五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长4.8%的预期目标，不乏质疑之声：在已经快速增长了40多年后，我国经济还有如此中高速增长的引擎或动力吗？这实则是关于增长可持续性的长期核心关切，其反复被提出。对此，值得重申并强调的是，增长引擎不仅依然存在，且仍强劲。具体体现为以下五大强劲引擎。
第一引擎为科技跃升。科技跃升意味着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成果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我国科技水平已大幅提升，但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具有很大提升空间。人类社会正值从信息技术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向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共同主导的第五次工业革命转型时期，这为后发国家的科技跃升提供了契机。我国已在此转型中占据先机，且科技跃升正当其时。美国对我国的科技打压无疑造成了很多困难，但这阻挡不了我国科技腾飞的大势，反而会加快我国科技跃升的步伐。今后我国将在面向未来的数字科技和绿色科技领域取得进一步的跃升，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通信、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领域，同时，依托这些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及其产品进行全面改造与升级，为产业迭代更新和产品结构优化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并提供核心驱动力。这种科技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将成为未来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最大引擎。
第二引擎是经济结构升级。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与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我国经济结构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今后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又一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经济结构包括宏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企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及产品结构等。这些结构进一步升级，就是要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加大消费的比重，减少投资及出口的比重；在产业结构上加大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比重，减少传统产业的比重；在企业结构上加大高新技术及科创企业的比重，减少低技术含量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重；在消费结构上加大服务性消费与高档商品消费的比重，减少一般商品消费尤其是中低档商品消费的比重；在投资结构上加大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减少房地产和传统基建投资的比重；在对外贸易结构上加大进口比重，减少出口比重；在产品结构上加大高档产品比重，减少低档产品比重，“去旧换新”，加快以新设备和新消费品置换旧设备和旧消费品。当然，上述比重增加到什么程度，要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不是盲目地对标发达国家。推动上述经济结构持续升级，不仅本身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内涵，更将通过释放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等多重路径，全方位构筑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引擎。
第三引擎为城市群崛起。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道靓丽风景线。城市群，即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集聚与融合而形成的联合体；其中的若干城市，包括一至几个主导城市和多个卫星城市。必须看到，城市群是人类城镇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区域空间形式。目前各国的城市群，从发达国家中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英国伦敦城市群，到发展中国家中以孟买、圣保罗、雅加达、墨西哥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为中心的城市群等，当然还包括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等，人口总量都是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占本国GDP比重很多超过20%。因此，今后我国持续城镇化的方向是进一步城市群化，使得人口进一步向城市群而非向中小城镇集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市群发展战略正在我国稳步推进，其中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五大重点城市群加速崛起。这促使人口、产业、贸易、资金、消费及基础设施等要素进一步向这些城市群集聚，同时其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间的融合进程显著加快。这种集聚与融合将激发新的经济需求、催生新的资源配置、塑造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进而形成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第三大引擎。
第四引擎是多维度追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在多个维度上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包括城乡、东中西、传统新兴和贫富之间的不平衡等。不平衡就是有差别，有差别就会有追赶；后进者就可能产生向先进者看齐从而追赶的意愿。所以就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乡村对城市的城乡性追赶、中西部及东北对东部的区域性追赶、传统行业对新兴行业的行业性追赶和中低收入居民对高收入居民的贫富性追赶。这些追赶的空间还很宽阔。比如，就区域性追赶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但大部分的追赶是在局部范围进行，即，邻近县之间的互相追赶与发达城市之间的互相追赶比较激烈，而全国范围内东、中、西、东北之间的互相追赶不够明显，导致当前东、中、西、东北之间仍存较大经济发展差距；省际与市际之间的互相追赶也不充分，造成邻近省份与相邻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不小。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性追赶将大规模展开，中、西部及东北追赶东部的速度将加快；省际与市际之间的追赶将在城市群兴起的带动下加速。其他贫富性、城乡性和行业性的追赶也是如此。显然，追赶催生增长；后进者加快增长才可能追上先进，先进者保住增长才能维持领先地位。于是，整体经济增长得以提升，这也成为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第五引擎是深化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性引擎。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提升空间很大。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更多的民营及外资资本；二是探索出一条国有控股权下企业市场化经营的路子。金融市场的改革的重点，一是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债券市场的扩大；二是银行业，国有银行要提高现代化与国际化水平，民营银行则应发展壮大，尤其是应培养一批专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中小微民营银行。对外开放方面，在美国极力打压我国的形势下，开拓新的货物出口市场，同时大规模增加货物进口，完成从货物出口大国到货物进出口强国的转变，并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弥补货物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加速我国服务业的现代化。日益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将呼唤改革开放新举措，包括加快“内循环”，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等。这些改革的深化必将增强改革效应和经济运行效率，促使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更强的经济增长引擎。
上述五大增长引擎是“十五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4.8%乃至今后2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行性基础。
三、GDP名义增长要求：“十五五”期间年均5.8%
对“十五五”期间GDP名义增长的要求是年均5.8%。为何有此要求呢？因为自党的十四大以来，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始终是我国的核心发展目标。由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不甚明确，而最低发达国家的标准按人均GDP计算是清楚的，所以2035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最低发达国家，即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较易判断，也更易实现。
此行任重道远。IMF数据显示，2024年人均GDP最低的发达国家是克罗地亚，其人均GDP为23380美元，2025年预计升至24000美元。假设其人均GDP在今后10年年均名义增长2.5%（按保守估计），则2035年将达30722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409美元，在此基础上，假设实际增长翻番实现但GDP平减指数（整体经济的广义通胀率）上涨为零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为20818美元，比最低标准发达国家的30722美元仍相差48%。所以，仅靠实际增长翻番，我国仍然难以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还必须依靠人民币升值和GDP平减指数上涨来消除这一48%的差距才行。
相信48%的差距是可以消除的。由于今后10年我国人民币升值和GDP平减指数上升合计达到48%是大概率事件，加之发达经济体增长亦有波动下行的可能，因而203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最低发达国家的水平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是很有可能的。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在乐观的同时必须保持审慎。就人民币而言，近年来对美元贬值了10%左右。考虑到目前人民币和美元在实际购买力上的巨大差距，长远来看，人民币确有很大升值潜力。但人民币国际化是其升值潜力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of the Renminbi/RMB）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完全可兑换是我国防止外部金融冲击、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防火墙，而且我国从未承诺何时放弃。今后10年正值美西方国家阻挡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关键时期，防止外部的金融威胁和经济冲击更为重要，所以我国仍不会承诺也不会硬性地过快推行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
基于当前趋势研判，未来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存在升值动能，但不宜将48%的升值幅度视为基准情景。若GDP平减指数持续处于负值区间（反映实际利率与产出缺口压力），则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所需升值幅度或超48%，此情形更受制于结构性改革进程与货币政策协同效力，绝非必然结果。这就要求GDP平减指数，也就是广义通胀率要作出贡献。为此，GDP平减指数至少须从近年来的负值区间升至正值区间。至于正值达到什么水平，参照其他GDP实际增长率在0%-3%的国家的通胀率目标都设定在2%左右，对我国这样一个GDP实际增速在4.5%以上的国家来说，广义通胀率或GDP平减指数年度上涨1%，或今后10年上涨11%，是符合逻辑也是实际可行的。
这意味着，“十五五”期间我国GDP的年均名义增速应达5.8%。由此人民币只需升值至更容易实现的37%，而非48%或更高，2035年我国名义GDP就将超过最低水平发达国家，从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且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
因而，5.8%是2035年我国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对“十五五”期间GDP名义增速的战略要求。
实际上，2%-3%的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更为理想，这将大幅加快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进军中等发达国家的步伐。应该认识到，通胀率太高当然不利，会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但通胀率太低，特别是为负，消极影响也很大，除了导致GDP名义增长速度降低外，还将严重损害经济的实际增长。一是会降低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减少利润，因为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销售数量，也直接取决于产品销售价格，这将抑制企业投资。二是企业利润降低使得员工工资奖金等收入增长减缓，这将抑制居民消费。三是通胀低迷使得居民和企业都感觉现金珍贵，所以更不愿消费或投资。这些都将直接抑制GDP中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主要元素，从而抑制GDP的实际增长。
所以，将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从负值区间拉回至正值区间并提升至1%或以上，应是“十五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任务之一。
四、宏观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大幅改善供求关系
对上述GDP实际增速和名义增速两大战略要求的共同挑战是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这一挑战造成经济扩张乏力，从而GDP实际增长速度难以达到潜在水平，同时导致通胀率易跌难升，使得GDP名义增长速度更慢于实际增长速度。
基于此，大幅改善供求关系是实现两大战略要求的根本途径。所以，一方面要提升需求，一方面应减少低端供给和提高供给质量。鉴于今后外部需求环境将不可控制地恶化，提升需求主要依靠提升内部需求，包括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供给和提升供给质量，首先是控制新的产能建设，防止“内卷式”规模扩张，同时消减过时的旧产能、旧产品和生产更高质量产品以满足高品质需求。
鉴于当前供需结构性失衡的严峻态势，需实施“超常规”政策组合。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加积极有为，大力提升宽松力度。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首先，通过财政渠道根本性提高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这些居民是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群体所在，他们消费倾向高，提高其收入将取得显著的政策边际效应；就中长期而言又具有减小收入差距的重大意义。所谓“根本性”，是指不只是采取一次性消费补贴（如消费券）等，而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等手段进行持续性的收入二次分配。其次，显著增强“两新”政策，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力度。针对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一年多前推出的“两新”政策，既去旧供给又创新需求，一举两得，的确是治病良方，且在外部需求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也是提升内需的必由之路。同时，从中长期而言可促使我国面貌再度焕然一新，向现代化再迈出一大步，意义十分深远。既然如此，“两新”政策的实施力度应在2024年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并轮番实施，以在全国各地和各行业都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两新”经济浪潮。在这方面，财政政策既大有可为也必须主动作为，以大幅度的财政补贴提升居民和企业的投资力度：一是鼓励居民进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虽还能用但用得不够满意的传统旧消费品折价卖出的同时购买现代化的新消费品；二是促使企业设备更新—以现代化的新设备置换传统的旧设备。最后，重振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和重大的经济意义。那种认为我国基础设投资潜力已经耗尽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新型基础设施需求正在强势兴起且潜力巨大，包括5G基站、6G网络、大数据中心、算力平台、AI所需电力装机，网络、新能源设施，网络、节能环保装备等。即使是传统基础设施，也有很多新的项目，包括巨型项目如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和跨省运河修建等，也在等待投资。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团队测算，未来5年我国至少还有约31万亿元的增量公共投资空间。持续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将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也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在以上三大方向上，财政政策应加大力度，以持续性的大规模政府发债和提升赤字率予以支持—毕竟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明显低于很多国家。
货币政策更加有为。通胀率低迷，是货币政策宽松的基本依据；促使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由负转正，是今后10年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达目标。货币供应量应保持总体市场流动性达到充裕的程度，同时结构性地大力增强对中低收入居民、中小微民营企业、高科技、新兴产业和“两新”政策实施的信贷和普惠金融支持。特别是，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不强的现状，应进一步降低储蓄存款利率。应该看到，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除了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够快外，还在于居民收入未能充分转换成消费需求，形成了消费堵点，而其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不够。2018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连续7年两位数增长，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速度。消费意愿不够，反映我国居民传统的节俭意识仍然很强，喜欢存钱，谨慎花钱。这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宽和保障度不够高有关，很多人担忧未来的养老与医疗，因而多存钱，少花钱。其实，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仍大幅高于消费品价格指数，更加剧了人们存钱而非消费的意愿。在该形势下，除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应进一步降息，缩小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之差，降低居民的存款动机，促使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搬至消费品市场。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已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仍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正常年份的水平，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也属偏高水平。考虑到我国虽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但又是一个特殊的新兴经济体，商品与货币市场的供需关系呈现与发达经济体类似的总体上“双过剩”的局面。为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应不惜采取低利率货币政策，将银行利率调至足够低的水平，必要时甚至向零利率水平靠拢。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作者：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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