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发文《许家印家族信托“防火墙”，被彻底击穿》，披露恒大许家印案件有关司法细节。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就恒大许家印家族信托案作出判决，不仅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资产，还将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
文章详细分析了此案判决的法理支柱。简要说，一是实质重于形式。许家印作为委托人仍实质控制信托财产；二是欺诈性资产转移。许家印明知恒大债务“黑洞”，仍将巨额资产注入海外信托，属欺诈性转移。三是信托独立性缺失。受托人无法独立管理信托资金。四是债权人保护优先，债权人应当免受不诚实债务人侵害。
说白了，许家印转移到海外的离岸信托，不是资产，是银行债务，需要国内银行为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外的富贵生活买单；是老百姓的购房款，如果楼盘烂尾不能交付，需要这些老百姓为他子孙后代衣食无忧买单。
欠债的人，如不是债务爆雷，可以一直锦衣玉食当“大爷”，债务越大越不能倒。恒大倒了，许家印被抓了，债权人血本无归，各个城市恒大烂尾盘的购房者受影响，却让地方政府和纳税人为他兜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可是这样的事情竟然真实上演。
这次香港高级法院判决，如能得到海外执行，将断了国内高净值人群的后路。卢麒元先生说，中国有10万高净值被转移到了海外，走资导致中国资本积累率下降。具体走资数字，可能没有官方统计。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恐怕是富豪的普遍选择，包括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这些资本，是中国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是土地等生产资料换来的资本，甚至是银行借款，本应该留在中国，用产业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高净值人群好像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信心，庞大的财富没有安全感，通过各种渠道“出海”，办理了海外信托，好像就能高枕无忧。这部分高净值人群的执念，其实是一种错觉。
看看许家印。自己身败名裂，费尽心思为子孙安排好的巨量财富，也因为法理不容正面临被债务人追偿。他和妻子丁玉梅离婚，而丁玉梅也早已被香港和伦敦法院冻结了全球资产，包括在伦敦的33套豪宅，连日常开销都要向法院申请豁免。更惨的是，丁玉梅将自己与许家印的小儿子许滕鹤告上法院，追讨一笔超过10亿港元的款项。夫妻离散、巨额财富被冻结、家庭关系撕裂、母子对簿公堂，曾经风光一时的许家印，恐怕不会想到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即便许家印不出事，存在境外的资产也很难说安全。守财奴葛朗台，把钱存在海盗那里，最终还想拿回来，简直是异想天开。
自由和法治不可偏废，而法理不能违背天理。有法治保护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违背法理，甚至违背天理，所谓的财富自由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空欢喜一场。
阻击离岸信托只是补救措施，是补窟窿。更应该为高净值立规矩，实施精准有效的国家资管，资本数据要清晰，资本离境要交税。如果我是人大代表，我会呼吁直接税立法，离境税、遗产税、赠与税，总之，要对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征税。信息化时代，这是不是多数群众的意愿表达，征税的具体数据和社会效果，完全可以进行核实验证。
直接税立法，需要顶层设计。这符合天理，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符合共同富裕的愿景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期盼。其实，也符合高净值人群的自身利益。未来，只有在中国，富豪资产才会有可信的法治保障。完税后，高净值会被官方认可，有了合法身份，就不需要信托，更不用担心风险。
高净值人群不是超人。他们成功，是站在了时代风口，有政策扶持，有劳动群众的价值创造，有牺牲资源环境的代价，甚至还有改革初期资本积累的“原罪”。这些高净值资产，应当留在境内，转化成产业资本，创造就业岗位，改善劳动者福利，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推动共同富裕。他们要离境，为境外国家和人民服务，就应该有所补偿，而且是比较高税率的补偿。这种税率计算，应当把前面那些“隐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这样，对国家和人民才是公平的。
那些呼吁彻底市场化、资本全球化，呼吁取消资本管制的经济“砖家”，代表不了人民的声音。相反，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已经被证明是金融殖民的马前卒。高净值听这些专家忽悠，无疑是让自己“羊入虎口”。
为高净值立规矩，事关社会集体审美。作为上层建筑的价值观，一定源于经济基础。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会让这个社会多一些踏实，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内卷。从税政开始，从国家资管开始，让高净值人群在制度约束下工作，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高净值尊重劳动者，人人平等，社会才能和谐，基于现实的价值判断才能形成社会整体价值观。
为高净值立规矩，才能让共同富裕提速。
作者：毛粒子 来源：毛粒子Maons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