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所有权的阶级灵魂：对“国有制”与“公有制”的根本性辨析

 

 

引论：在一个被混淆的概念背后

 

在当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一个最核心、也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便是“公有制”。在许多人的认知中，甚至在某些官方的话语体系里，“国有制”被理所当然地、不假思索地等同于“公有制”。这种概念上的混淆，绝非一个简单的语义问题，它恰恰是通往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最大理论障碍，更是修正主义用以掩盖其背叛、偷换社会主义内核的意识形态迷雾。

 

这种混淆，引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关乎根本的追问：国有制真的等同于公有制吗？二者的区别究竟何在？名义上属于“国家”的企业，其利润究竟流向了何方，又由谁来支配？在“国有”与“公有”这两种不同属性的企业中，工人的地位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列毛主义者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作为社会主义根基的公有制，难道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吗？一个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其实现的道路又在何方？

 

本文的使命，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论解剖。我们将论证：“国有制”仅仅是一种财产的法律形式，其本身是阶级中性的；它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全且仅仅取决于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当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时，国有制便是全民所有制；而当国家政权被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所篡夺时，国有制便会蜕变为一种更具隐蔽性的剥削形式——“官有制”或国家资本主义。因此，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归谁所有”的名义，而是“由谁统治”的实质。

 

第一章：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与“内容”——对所有权问题的阶级解剖

 

1.1 超越法律的幻象：所有制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要辨析“国有”与“公有”，必须首先打破资产阶级法学所构建的、关于“所有权”的形而上学幻象。在法律的层面，所有权被定义为一种人对物的、排他性的占有关系。据此，“国有制”便被简单地理解为，生产资料的法律所有权，归属于一个名为“国家”的法人实体。

 

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揭示，所有制并非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它要回答的，不是法律文本上的归属，而是三个根本性的现实问题：

 

1.谁实际地、有效地控制着生产资料？

2.谁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谁处于被支配地位？

3.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由谁来占有和分配？

 

离开了对这三个问题的阶级分析，任何关于所有权的讨论，都将是漂浮于空中的、毫无意义的法律游戏。

 

1.2 国家所有制的“中性”外壳及其阶级内容

 

从这个角度看，“国有制”这一法律形式，其本身是阶级中性的，它可以被注入截然不同的阶级内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无论是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将煤炭、铁路等产业国有化，还是今天许多欧洲国家的能源、交通等命脉部门由国家控股，这种“国有制”，其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作为一个“总资本家”，其经营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例如，为私人资本提供廉价的基础产品，或是在危机时承接亏损，以稳定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其利润，最终仍然是通过税收、国债利息、官商勾结等各种渠道，流回资产阶级的口袋。

 

反之，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则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此时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代表着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由这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其真正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

 

1.3 决定性因素：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结论：判断“国有制”是否是“公有制”的唯一、也是最终的试金石，就是这个“国”的阶级属性。

 

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工厂的大门上挂着“国有”的牌子，而是执掌国家政权的，究竟是代表广大工农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是一个脱离了人民监督、服务于自身特权的官僚集团，抑或是公开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国有制的一切：从生产目的、利润流向，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真实地位。混淆了这一根本前提，将任何形式的“国有制”都笼统地称为“公有制”，是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

 

第二章：“利润”的流向与支配——两种所有制下的价值分配逻辑

 

2.1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利润”：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社会积累基金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其生产经营活动结束后所产生的“盈利”或“利润”，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利润是根本不同的。它并非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而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总产品中的剩余部分。

 

这部分剩余产品，作为社会积累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其用途是明确的、服务于全体人民的：

 

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即投入到新的生产建设中去，以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另一部分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即投入到非生产性的、但对全体社会成员至关重要的领域，如免费或廉价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文化体育事业，以及必不可少的国防建设。

 

最关键的是，这部分社会基金的支配权，掌握在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其使用是受到整个社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形式）的监督、并严格按照国民经济的统一计划来进行的。它体现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原则。

 

2.2 “官有制”下的利润：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金库”

 

然而，当国家政权发生蜕变，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时，“国有企业”的利润流向和支配方式，便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此时，名义上的“国有利润”，实际上沦为了这个新阶级的“小金库”和经济基础。其主要流向变为：

 

维持和扩大该阶层的奢侈消费与高额特权：通过极高的、不透明的薪酬、职务消费、特供系统等方式，将国有利润直接转化为个人享受。

 

进行服务于该阶层利益的再投资：投资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民需要，而是为了与国际资本进行竞争、或是在能够产生更大利润的领域进行投机，以巩固和扩大该阶层的经济实力。

 

成为腐败和资本外逃的巨大源头：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国有资产和利润，极易通过各种贪腐和利益输送的暗道，被私人所侵吞，并转移至海外。

 

此时的利润，已经与创造它的劳动人民彻底异化，它不再服务于人民，反而成为了滋养一个新剥削阶级的乳汁。

 

2.3 从“全民”到“无主”再到“私分”：利润支配权的蜕变路径

 

这一蜕变过程，往往有着极为清晰的轨迹。

 

起初，在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公有资产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悄然割裂。它被描绘成一个抽象的、模糊的“国家财产”，人民对它的支配权被悬空，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随着这种观念的蔓延，那些名义上“全民所有”、却由少数机构代为“管理”的资产，渐渐丧失了真正的主人——它们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无主财产”。

 

而当权力与资本的边界开始模糊时，离这些资产最近、握有管理权的官僚与企业掌控者们，便最容易也最方便地以各种“改革”的名义——诸如管理层收购、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将“全民的财富”转化为“个人的私产”，堂而皇之地“化公为私”。

 

这正是苏联解体后，国有资产被寡头疯狂瓜分的那一幕所揭示的历史逻辑。

 

第三章：“主人”与“雇工”——两种所有制下工人地位的天壤之别

 

3.1 公有企业中的“主人翁”：以“鞍钢宪法”为典范

 

所有制性质的根本不同，最直接、最深刻地体现在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之上。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这种主人翁地位，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革命性的制度安排来保障的。其最光辉的典范，便是毛泽东同志所肯定的“鞍钢宪法”。其核心——“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模式。

 

在这里，工人不再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而是企业管理的积极参与者和监督者。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界限被有意识地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被逐步削弱。工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智慧，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这种管理模式，其核心是“政治挂帅”，其目的不仅在于生产物质产品，更在于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3.2 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重新戴上“看不见”的锁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蜕变为“官有制”的国有企业中，工人则重新回到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尽管企业的所有权名义上仍属于“国家”，但对于工人而言，这个遥远的、官僚化的“国家”，与一个私人的资本家，并无本质区别。

 

国家（或其代理人——企业管理者），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与作为劳动力出卖者的工人，重新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异化的雇佣关系。管理者拥有了包括解雇、惩罚、调动在内的、对工人的绝对支配权。

 

“铁饭碗”被砸碎，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劳动合同。生产的目的，是利润；管理的手段，是纪律与规训。“效率”和“盈利”，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而工人的尊严、健康和创造性，则被无情地牺牲。工人与他们名义上“共同拥有”的生产资料，发生了彻底的分离。

 

3.3 从“领导阶级”到“人力资源”：话语的变迁与地位的陨落

 

这种阶级地位的根本性陨落，也清晰地反映在官方话语的变迁之上。

 

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被尊称为“领导阶级”。这一称谓，肯定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和历史使命。而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工人则越来越多地被称之为“人力资源”。

 

这一话语的变迁，绝非偶然。“阶级”，是一个具有主体性、斗争性和政治能动性的概念；而“资源”，则是一个被动的、物化的、等待被开发、被配置、被消耗的客体。

 

从“领导阶级”到“人力资源”的堕落，以最精炼的方式，概括了一个阶级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的全部悲剧。

 

第四章：理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乌托邦”吗？

 

4.1 历史的实践：人类对公有制的千年求索与20世纪的伟大尝试

 

面对修正主义的背叛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一种悲观主义的、失败主义的论调便会甚嚣尘上：他们声称，马列毛所追求的那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脱离人性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

 

对公有制的追求，并非几个“天才头脑”的一时空想，而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种深层诉求。从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到历代农民起义中“等贵贱、均贫富”的质朴理想，再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各种社会实验——这一切都昭示着被压迫阶级对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的持久渴望。

 

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为这种理想的第一次科学的、系统的、并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伟大实践。尽管这些实践在历史进程中遭遇了严峻的挫折，甚至出现了阶段性的失败，但它们在极短时间内创造的成就——从苏联的高速工业化，到中国“前三十年”的“两弹一星”与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都雄辩地说明：公有制并非“乌托邦”，而是一种能够释放巨大生产力、孕育社会奇迹的更高级现实制度。。

 

4.2 失败的教训：并非理想之误，而是斗争之艰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其教训不在于公有制的理想“错了”，而在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防止其蜕变的阶级斗争，是何等的艰巨、复杂和长期。

 

这些失败，深刻地警示我们：即使在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旧资产阶级随时企图复辟，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更危险的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由于官僚主义的侵蚀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随时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从内部来瓦解和篡夺公有制。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不懈地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才是保证公有制不改变颜色的根本保障。将这场斗争的暂时失利，归结为公有制理想本身的“不可能”，是一种懦夫和叛徒的哲学。

 

第五章：历史的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的“胎胞”到共产主义的曙光

 

5.1 资本主义自身创造的“肯定”因素：公有制的物质前提

 

坚信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乃至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并非出于盲目的信仰，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在其追求利润的疯狂运动中，恰恰在为那个否定其自身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准备着日益成熟的物质前提。

 

它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的供应链、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它发展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使得人类大规模地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

 

它缔造了作为其掘墓人的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有文化、有纪律、有全球性的联系，是唯一能够驾驭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阶级。

 

所有这些，都使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5.2 “两个决不会”与革命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这样的历史关节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日益频繁和深化，金融泡沫的崩溃、大规模的失业、无法解决的环境危机、以及帝国主义争霸所带来的战争威胁，都在日益清晰地表明，这个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正趋于其极限。而那个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也正在其胎胞里加速成熟。

 

革命，作为历史的助产婆，其到来的客观必然性，正在不断地增强。

 

5.3 螺旋式的上升：在更高阶段上重建公有制

 

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不会是过去模式的简单重复。它将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将吸取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部经验与教训，并建立在由当代资本主义所准备的、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它将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更科学、更民主的计划管理；它将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丰富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它将能够探索出更有效的、防止官僚化、保障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民主形式。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从不畏惧挫折与失败的信心所在。

 

结论：斗争，为了名副其实的“公有”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以最清晰、最决绝的姿态，划清“国有制”与“公有制”之间的阶级界限。“国有制”是形式，是外壳，是可能被任何阶级所利用的工具；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灵魂，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活生生的现实。

 

判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所有制性质的最终标准，绝不是看其法律上的名义，而是要看其利润为谁服务，工人是主人还是雇工。用这一标准去衡量，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国有制”，其阶级的面目便昭然若揭。

 

马列毛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绝非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它是被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历史地、必然地提上议事日程的科学未来。20世纪的失败，不是这场伟大事业的终点，而仅仅是其序幕。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一个真正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崭新世界，必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持续不懈的斗争中，浴火重生。

 

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去进行清醒的、坚韧的、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准备。

 

 作者：子珩墨；来源：子墨听风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