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

对国民党在抗战中负面问题的揭露，并不是否定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官兵所作的牺牲，而是对夸大国民党所谓抗战“贡献”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驳斥。

近年来，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中存在夸大国民党抗战作用的倾向。部分自称“国军粉”的人，通过剪辑历史影像、改编影视剧情等方式片面强调国民党对抗战的所谓贡献。某些研究片面拔高正面战场的作用，美化国民党抗战形象，对于其消极抗日和军事失误等问题，或避而不谈，或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割据”和“摩擦”。这些观点不仅违背历史事实，更是颠倒黑白。

抗战意志极不坚定

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态度，从抗战开始前其对欧美列强的长期妥协态度中就可看出端倪。为换取列强支持，国民党在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面对列强入侵，不断牺牲国家利益以求妥协。1928年初，在处理“南京惨案”善后事宜时，国民党将惨案责任推卸给中国共产党，而对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武装侵略避而不谈。同年，在“济南惨案”中，国民党再次妥协退让。1931年，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已暴露日本关东军的狼子野心，但国民党依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应对措施。因此，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也就不足为奇。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退让态度，压制抗日革命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试图通过采取“不抵抗”政策“平息”，最终导致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热河四省沦陷。国民党与日本先后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华北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重兵对红军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面对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呼声，国民党却表现得冷漠无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领导人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并处决。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实属为其妥协和反动政策提供借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宣称“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然而实际上，国民党寄希望于欧美列强介入以促成停战。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再次暴露抵抗意志不坚定的问题。其一，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投降叛国。大批国民党军队高官打着“曲线救国”幌子，公开投敌，其中不乏一些中央委员。1939年至1944年投敌的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就达62人之多。其二，国民党害怕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在日本诱降之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6月，国民党第27集团军一部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杀害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在内的6名干部。同年11月，国民党第31集团军一部袭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抗日群众200余人。1941年1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大部分牺牲。其三，国民党通过多种渠道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接触。1940年3月8日至11日，国民党与日方代表在香港举行四轮秘密会谈。同年6月，双方又在澳门进行所谓和平谈判。

施行片面抗战路线

国民党不仅抗战意志摇摆不定，而且施行片面抗战路线，导致正面战场不断溃败。

一是忽视、防范人民力量。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害怕发动群众，尤其忌惮武装民众，因此只采取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并过分依赖正规军的阵地战和运动战，缺乏长远战略规划，与日军陷入一城一地的争夺。这种战术显然更有利于装备精良、军队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日军。尽管国民党设立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以进行游击战，但由于得不到民众支持而基本失败。其他战区，如第三战区和第五战区，虽然也尝试发动游击战，但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国民党游击队的构成极为复杂，多数为地痞流氓、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在游击战区，石友三、韩德勤等人实际充当“反共先锋”。

二是依赖外援，寄希望于“国际干涉”。抗日战争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心和外交的总体战，争取外援固然重要，但这不过是外因，决定性因素在于内因。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天真认为国际联盟可以主持公道。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公理，因日本反对，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案“无效”。淞沪会战期间，国民党一心期待布鲁塞尔会议能制止日本侵略，最终梦想落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参战，蒋介石开始自我膨胀。国民党试图依靠西南大后方，不断接收美援，等待国际局势出现根本性变化后，抢夺胜利果实。讽刺的是，利用美援武装起来的精锐部队，最后被国民党用于发动全面内战。

三是缺乏主动精神，惯于消极防御，导致陷入被动作战困境。国民党的战略布局存在严重缺陷，处处设防，却处处难以固守。为保存实力，国民党常常安排杂牌军驻守关键区域，中央军则远远避于安全地带。官兵普遍士气低落，精神萎靡。豫湘桂会战惨败，正是国民党消极防御的恶果。1944年春夏之交，国际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然而，日军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使中国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最终，日军因力竭而停止进攻，陪都重庆才侥幸保全。

内部腐败不堪

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充分证明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其自执政以来便深陷腐败泥潭，而抗战时期的内忧外患更加剧这一问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正是其腐败状况的生动写照。

首先是政治腐败。全面抗战初期，各级官员曾忙碌一阵，但不久竟陷入无事可做的状态。陈克文评论道：“无事可做已成为政府机关之普遍现象。”赌博、嫖娼、走私、中饱私囊等“蔚然成风”，国家危难之际，堂堂立法院院长孙科竟以勾搭蓝妮小姐为乐，闹得满城风雨。孔祥熙及其部下鲸吞美元公债案轰动全国。孔祥熙下属提出由央行职员购买部分未售出的公债，得孔同意。孔祥熙和部分官员利用官价与黑市的差价，抛售公债，大发战争财，涉案金额高达1660万美元。如此惊天大案，蒋介石也只是免去孔祥熙的财政部部长职务而已。政治腐败的另一大表现是恶性派系斗争，政学系、CC系、黄埔系、三青团等彼此明争暗斗，有时甚至大打出手。

其次是军事腐败。国民党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兵役制度，只好大抓壮丁。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谈兵色变”。无钱无关系者就要去服兵役，这正是应征者噩梦的开始，虐待新兵致伤致死案件频频发生。国民党高官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歌舞升平、花天酒地，而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士兵饱受饥饿寒冷、营养不良、瘟疫横行等折磨。时任第71军副军长的陈明仁写道：“在四团机二连晚餐，目睹抢饭情形，殊为可怜，若不解决，对抗战前途甚为可虑”。担任第六战区某新兵连指导员的王贻荪，记录了他刚来连队第二天的所见：“士兵病者颇多，而休养室则无屋辟置，呻吟于各班之中，影响全连士气颇大”。数月之后，他感慨自己的连队已经从“新兵大队”变为“病兵大队”。部队缺额严重，吃空饷现象比比皆是。郭汝瑰就任暂编第5师师长后发现，全师实际只有3000多人，却上报7000多人。每个月多领取的粮食，都被前任师长变卖后私吞。陆军腐败，空军亦如此。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钱大钧在日记中慨叹：“中国机关，无有如航委会之腐败者”。军队将领大发国难财，吃人血馒头，甚至与日伪军做起买卖，赚得盆满钵满。

政治与军事腐败叠加，国民党逐渐失去民心。军纪涣散，最为伤害民心。良好的军民关系，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础。国民党罔顾民心，忽视军民关系建设，乱抓壮丁、强征民粮、奸淫妇女等行为屡禁不止。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记载：“国内各战区强奸抢劫等事，几无日无地无之，绝难一一上闻”。身居高位的张治中有如下总结：“抗战到了末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枯竭和推行兵役法的种种弊病，如强拉壮丁甚至绳捆索绑待之如囚犯，加之在营士兵生活困苦，营养不良，前后方都是大批逃亡”。

对国民党在抗战中负面问题的揭露，并不是否定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官兵所作的牺牲，而是对夸大国民党所谓抗战“贡献”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驳斥。客观评价国民党抗战史，要遵循三个“一分为二”。一是要结合具体事例分析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不应笼统使用“贡献”一词，更不能将积极作用和贡献混为一谈。二是分析其积极作用时，要分清楚哪些是主动作为，哪些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推动下的作为。不能片面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认识其积极作用，应该具有全局视野。三是批评揭露其消极作用时要把统治者与爱国官兵区分开来。以张自忠、谢晋元等烈士为代表的爱国官兵英勇捐躯，展现了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但他们的牺牲，也直接或间接与国民党的消极妥协、战略失败及腐败堕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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