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战斗力是如何由盛转衰的？

 

近年来，一些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充斥银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在这些“神剧”里，我方军民如神兵天降，杀鬼子如同割韭菜，看似“过瘾”，貌似“弘扬正能量”，其实是在侮辱我抗战军民。

 

试问，如果侵华日军当真如此不堪一击，抗战为何要打14年之久？为争取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为何要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高昂代价？罔顾历史事实，毫无底线和起码常识的所谓“艺术加工”，有抹杀、否定无数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牺牲的嫌疑。

 

当年的侵华日军，虽然经历了一个战斗力由强转弱的衰退过程，但即使到战争结束时，其战斗力仍然不容小觑，仍然能在1945年8月14日，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天，攻占全州。

 

至于在全面抗战初期，蓄谋已久的侵华日军，战斗力更是不容小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日军士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命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像掷弹筒这种概略射击的曲射武器，在日军士兵操纵下，可以达到90%的命中率。即使是遭到中国军队伏击，日军掷弹筒手也可在1分钟内开火，准确命中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拼刺刀时，两个日军士兵背靠背，就可以对抗一个班的中国士兵。

 

抗战初期的侵华日军不仅军事技术过硬，而且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化较深，战斗意志顽强。即便是部队伤亡惨重，甚至在失去军官指挥的情况下，日军士兵都能顽抗到底，甚少被俘。南京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曾打退一次日军冲锋，有个日本兵没能退下去，硬是在原地顽抗，靠手里一枝38大盖，打死打伤了几十名企图活捉他的国民党军官兵，一直坚持到日军再次发起冲锋，将他营救回己方阵地。

 

对抗战初期日军的强悍战斗力，国共双方都曾有过高度评价。

 

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的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写道：“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

 

时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全面抗战刚爆发时，日军全身着深色野战服，颜色与深秋华北庄稼地里的庄稼差不多，枪一响，能迅速的做出反应，就近找隐蔽场所隐蔽，枪法很准，冲锋时，猫着腰，身子压得很低，拼刺技术很出色，拼刺刀时，三个日军背靠背，十几个八路军也占不到便宜。”

 

 

1938年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南岳会议。在会上，蒋介石认为日军最大的优点是其精神上的“坚决”，贯彻命令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且“能够忍苦耐劳”。

 

 1940年国民党军结束“冬季攻势”后，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认为日军官兵“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和坚强不拔的斗志……例如他上次以一团人守昆仑关，任你调多少部队去攻击他攻了半个月，他只是沉着死守，不为动摇……”蒋介石还当众朗读了日军从昆仑关撤走时的留书，其中谓“经五旬半期间，驻扎该地之我军数大队，竟能与蒋军十余师周旋到底”云云，被蒋介石视作奇耻大辱。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强悍战斗力的由来

 

抗战初期的侵华日军之所以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首先得益于充分而严酷的训练。

 

1927年，日本颁布了《兵役法》，规定任何一个日本男人年满17岁，经过征兵检查合格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日本兵役分为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补充兵役、国民役这五种类型。其中现役、预备役，后备役统称为常备役。日本国民在陆军服役满2年，在海军服役满3年后，转入预备役。在陆军预备役满5年4个月，海军预备役满 5年后，转入后备役。后备役满5年后转入补充役，直至距离从陆军现役退出后满17年4个月，从海军现役退出后满16年4个月为止。至于国民役，那是专门为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日本国民而设。

 

这种兵役制度的确立，使得日本平时就能蓄积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兵员，便于战时迅速扩军。

 

 

日军的训练素以严格著称。其《步兵操典》规定，步兵单兵及大队以下步兵分队训练主要内容包括：

 

单兵教练，即单兵队列（包括射击、投弹和动作），单兵对歩、机枪的射击和掷弹筒的使用。 

 

中队教练，包括队形、战斗、分队、小队、中队的进攻、防御。 

 

轻机枪和自动炮教练，包括密集队形、射击、分队、小队、中队进攻、防御，以及夜间战斗。 

 

步兵炮、速射炮教练。

 

大队教练，包括进攻、防御、追击、退却，以及夜间作战。

 

全面抗战初期、中期来华参战的日军士兵，大体上要接受将近一年的军事训练。前5个月是新兵集训，训练课目包括队列、刺杀、射击及拉练。在这期间最少要有一次在严冬条件下的五天野营拉练，训练士兵严寒耐力及夜间应战能力。接下来两个月是常规单兵综合素质训练，强调小队、中队一级作战协调。在这期间每天必须有30公里以上行军耐力训练。 

 

日军新兵在转入小队、中队级协同战术训练时，老兵们往往会强制要求新兵训练一些《步兵操典》以外的科目。例如立姿加重物持枪长瞄，打夜间100米外香火头，避弹奔跑及针对避弹奔跑的射击方法，狙击与反狙击术，突发情况下防守与反击的动作等，这些都是在战场上非常实用的技术。

 

再接下来的1个月是中队、大队级作战训练。新兵从这个月开始接受野战射击训练，游泳训练及强化刺杀训练。除此之外，另有每天40公里的行军。 

 

最后2个月搞大队、联队级作战协同，高级技战术动作及火线机动。

 

 

经过这样系统的训练，全面抗战初期和中期的日本普通士兵，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单兵作战技能。

 

全面抗战初期，侵华日军不仅士兵单兵作战技能优秀，而且基层军官也具备颇高的素质。这一时期的日军军官，基本上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毕业生为主。从1889年起，高中毕业生被陆士录取后，首先作为一等兵到基层部队当兵，半年后升为上等兵，而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则在这个时候直接作为上等兵下部队锻炼，3个月后升为伍长，再过3个月晋升军曹后进入陆士正式开始学习。

 

1920年以后，陆士分设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本科1年10个月，中间需在部队服役半年。1941年，为提高军官的合成军队指挥能力，学员入学后不再分专业，改而进行各兵种专业课程兼顾的综合训练。

 

陆士的教学内容共分两个部分：文科和术科。文科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之外，还有制图学，测量学，士兵心理学、化理学、兵器学、战略战术学等。术科就是专业课，预科统学步兵操典、马术、剑道、刺枪术、军事体操，本科按兵种设术科，工兵科设有筑城教范、渡河教范、爆破教范等等。

 

陆士的训练非常艰苦，每天午后连续进行四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哪怕是炎热的天气里，陆士学生也常常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跑步。若是谁有一点差错，就会受到处罚。

 

在土工作业科目中，学生从午饭后开始作业，到了晚上就得挖出规定的深度，中间不能有一分钟的停顿，挖土、抛土的姿势不能改变。几个小时下来，学们们手掌都要被磨出血泡来了。即便累成这样，学生返回学校途中还得高唱军歌，摆出所谓“英勇”的姿态。

 

游泳训练时，教官会用小船将不大会水的学生载到离海岸很远的深水区域，然后将学生一个接一个推下海，教官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在海中挣扎。除非有学生被海水呛到无法将头探出海面，眼瞅着就要淹死了，教官才会将他救上船，官面授游泳要领后，便再次将学生推下海，如此反复，直到学生学会游泳为止。

 

 

日军非常重视对对现役军官实施技能再教育。各技术兵种的军官学校，像骑兵学校、步兵学校、战车学校、野炮兵学校、重炮兵学校、高射学校、工兵学校、通信学校、自动车学校、辎重兵学校、飞行学校等，学员全部是陆士或者海兵毕业后，再经选拔入学深造的。这样的军官培训体验，能够保证各专业兵种军官的高质量，便于各兵种间的互相沟通和配合。

 

全面抗战初期，侵华日军不仅军事素质优良，而且深受法西斯教育的毒害。

 

陆士非常注重向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封建忠君思想，和为了“大日本帝国”不惜肝脑涂地的军国主义思想，以非常残忍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其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每周一下午进行的“精神训话”，训导学生在4年的学习生活中，成长为不怕苦、不怕死、忠于君王、服从指挥、服服帖帖效忠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人。精神训话的具体内容大致有：“大日本帝国肩负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重任”，“军人必须向日本天皇陛下尽忠”等等。

 

除此之外，陆士在每月的8日都要举行诏书奉戴日仪式，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建国节、国兵纪念日等都要举行学生集会听特殊训话。训话中提到天皇时，人人都必须立刻以立正姿势表达尊敬。

 

在普通士兵中，日军强调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老兵对新兵拥有绝对统治权，宣扬军人必须服从天皇命令，灌输“皇军”是“天之骄子”的思想，并不断开展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反共灭华教育，意图宣传大和民族优秀，并污称中国人为“劣等种族”、“野蛮人”， 称日本军队的使命就是要让天皇的“威光”广被全世界，也就是所谓“八肱一宇”，侵华战争就是作为那个“神圣使命”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为了把中国民众从欧美列强的欺压之下解放出来的“圣战”，是为了解决日本“人口过剩”、捍卫日本的“生命线”、“主权线”，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防止中国赤化”。

 

长期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不断强化的法西斯思想，造就了抗战初期日军的高素质。

 

 

侵华日军官兵军事素质在逐年下降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广大觉醒了的中国民众积极投身抗战洪流中，迫使侵华日军拉长战线，分散兵力。在旷日持久的全民抗战中，侵华日军战前累积的高素质兵员和军需物资逐渐被消耗掉，导致其战斗力逐步下降。

 

1938年以后，随着侵华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军开始大量编成负责后方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这些部队以征召的预备役军人为主体，不仅编制装备比现役师团差，战斗力也与现役野战师团有相当差距。

 

侵华日军的步兵中队按正常编制，人数应在200至240人之间。但因战死、伤残、疾病等因素，各部队减员严重，又得不到及时补充。到1942年，每个步兵中队人数仅保持在120至150人之间。因此，就侵华日军同一战斗单位而言，因兵力减少，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为弥补兵员不足，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修改《兵役法》，无限期延长服役年龄，降低征兵体检标准等，致使侵华日军的军事素质一再下降。

 

战争初期，日军士兵中90%以上为现役兵或预备、后备兵，年龄多在20至30岁之间，并经过较充分的军事训练，战术动作敏捷、射击技术良好，身体也很健壮。

 

 

从1938年4月起，日军中开始大量编入军事、身体素质较差的“补充兵”，以补充部队减员。补充兵一般仅经3个月左右的训练，军事技能较差，身体素质也远远不如原先的现役兵和后备兵。

 

全面抗战战争初期，侵华日军新兵入伍体验非常严格，其后逐年放宽。1938年，侵华日军新兵平均身高1.66米，体重56公斤。1939年分别降至1.58米，52.5公斤。1940年又分别降为1.5米，50.6公斤，1941年分别降到1.49米、50公斤；到1943年，分别降至1.46米和47公斤。

 

1943年入伍的侵华日军新兵，如果按全面抗战初期的标准，合格率仅为10%。甚至连许多跛子、近视、独眼、花柳病患者也被征入伍。

 

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侵华日军于1940年以后，还补充了许多16、17岁的“娃娃兵”。这些“娃娃兵”行军就掉队、上战场就后退，仅能担任警戒等一般任务。

 

冈村宁次回忆，至1941年前后，侵华日军中“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青的补充兵”；被称为中国派遣军“王牌军”的第3师团与第13师团，1944年时“再无钢筋铁骨之威”，而“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全军建制已感力不从心。”

 

到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在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兵源枯竭，不得不扩大征召范围，将更多的“胡子兵”和“娃娃兵”送至中国战场。

 

不仅如此，这些兵员的训练时间、训练质量都根本达不到《步兵操典》的要求，军事素质颇为低下。又瘦又小还吃不饱的“娃娃兵”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体力还是刺杀技术都直线下降。过去往往是两三个中国兵才能够压住一个日本兵，到了1944、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的时候，情况已经反过来，变成一个八路军一把刺刀、能够压住三个日本补充兵动弹不得，最后乖乖束手就擒。

 

 

全面战争初期，侵华日军下级士官级（相当于排级）以上现役军官，一般都毕业于陆士。由于侵华战争的扩大和伤亡大大超过了日本军队所预想的程度，所以日军现役军官严重缺乏。

 

陆士第53期学生于1937年春天入学以后，日本军部又在1937年的秋天扩大招生，并大幅增加了1938年春天入学的第54期学生的招生名额，本来应该于1939年春天入学的第55期学生也提前在1938年12月入学。

 

为弥补战争消耗，陆士不仅扩大招生规模，而且将学习期限由4年改为2年，后又缩短至一年半，许多的学科和科目都被删减掉了。

 

如此一来，学员的知识结构明显有欠缺，指挥能力下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可即便是如此，这些接受速成教育的陆士毕业生仍然不敷中国战争的消耗。

 

于是，从1941年开始，日本军部又办起了军官短期训练班，学习期限仅为6个月，吸收刚出校门的大中学生加以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毕业后充实到中国战场各战斗部队，作为“干部后备生”。由于这些人缺乏实战经验，军事训练周期也短，因此指挥能力很差。

 

与此同时，侵华日军还设立了教导队，从各部队选拔了一批有作战经验的士兵，进行就地培训后，亦充作“干部后备生”。这些“干部后备生”逐步替代了侵华日军中的陆士出身的军官。

 

1943年夏，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36师团第210联队第3大队的78名军官中，陆士毕业生仅有8人，其余全是“干部后备生”。这些干部后备生或是缺乏作战经验，或是文化程度不高，因而总体军事素质较差。

 

 

侵华日军的后勤供给状况日益恶化

 

尽管侵华日军在华推行“以战养战”政策，疯狂地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并对本国人民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但仍远远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

 

敌后抗日军民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粉碎侵华日军的“经济开发”，“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抗日军民实行统制贸易，设置关卡，杜绝资敌物资外流；发行货币，禁止敌钞流入。在敌占区，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矿山，抵制日货，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越来越多地消耗日本的财力、物力。

 

毛泽东主席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国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长久以往，日本军事经济渐渐衰竭、战争财政拮据，反映在侵华日军中，则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在这方面，我们用数据说话。

 

1937年7月至1942年6月，1942年6月至1943年10月，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侵华日军二等兵的军饷分别为8.8日元、13日元、19日元；上等兵军饷分别为10.24日元、15.5日元、22.15日元；兵长军饷分别为11.24日元、18.5日元、29日元；伍长军饷分别为14日元、22.96日元、36日元。

 

从表面看，自1937年7月到1944年6月的7年中，侵华日军的军饷增长了2倍以上。但是，侵华日军内部实行强迫储蓄制度，即“贮金”制。每次发军饷时，规定的贮金先被扣下，战时不得支取。仅扣除贮金一项，就可看出士兵月薪的增长仅是一种假象。

 

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1940年1月至1942年6月，1942年7月至1942年12月，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侵华日军二等兵每月的“贮金”分别为0.3日元、3日元、5日元、10日元；上等兵每月“贮金”分别为0.5日元、5日元、10日元、10日元；兵长每月“贮金”分别为0.5日元、5日元、10日元、15日元；伍长每月“贮金”分别为0.5日元、5日元、10日元、20日元。

 

   也就是说，仅强制扣除“贮金”一项，就将侵华日军士兵的实际军饷拉回到全面抗战初期的水平上。

 

 

   除了“贮金”外，因物价不断上张，货币不断贬值，也直接影响了侵华日军士兵的实际购买力。全面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酒保”。所谓“酒保”，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专为日军官兵服务。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烟、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士兵有钱可随意购买。

 

到1940年以后，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大队以下的“酒保”均被取消。“酒保”供应的物品，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强迫士兵购买。1944年以后，一些士兵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更快，面包价格上涨了3倍，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白糖价格竟上涨了100多倍。

 

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也日益恶化。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后来递减为50%，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约700克），每餐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应上，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士兵可吃到猪肉、牛肉及鸡、蛋等，后来逐步被生鱼、腌鱼、海带等代替。至1943年后又被代之以酱、蔬菜、南瓜、萝卜等。蔬菜均由部队自行生产，士兵连饭也吃不饱。1940年6月后，不少侵华日军部队改以面条、馒头为主食。

 

 

小林清上等兵对他在39、40年在山东作战的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

 

“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够吃， 如有演习或者长宫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 老兵还能想点办法，可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肚子饿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一个人放风，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

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做实行“减食”训练。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便给我们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过去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

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海带）。 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的肴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与长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 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此外，长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 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  

 

     在营房驻守的时候，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

 

总之，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日益困难，侵华日军的供给状况日益恶化，其军队内部官兵待遇的极大反差，直接削弱了侵华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侵华日军士气日益低落

 

全面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在优厚的物质待遇刺激下，陶醉于一时的军事胜利，对日本军部和政府吹嘘的“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打下武汉可结束战争”、“速战速决”等宣传深信不疑。受煽惑的日本国民向出征官兵祝愿、馈赠礼物，向前线官兵寄送慰问信、慰问袋等，进一步激发了日军官兵的士气，甚至连绝大多数一、二等兵也都抱有“一定要为国牺牲”的决心。

 

但当大批“补充兵”涌入部队后，由于其军事、身体素质较差，在勤务和作战中，行动迟缓，常遭军官、老兵、现役兵的打骂。也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妻室或家庭负担，所以顾虑重重、思想负担较重，由此在他们中间率先产生了厌恶军队生活、厌恶战争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敌军工作部门，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火线喊话等形式，在战场上，在敌军驻地及活动地区，广泛开辟政治宣传阵地，揭露日本军部的欺骗宣传，指明战争真相，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战、思想战和心理战，以启发侵华日军士兵的良知，促进其觉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侵华日军中不仅是补充兵，就连一些现役老兵、下级军官也对战争产生了倦意。军队中“保重身体”渐成相互招呼的口头禅；“保着你的命回来吧”也成为国内来信的通用语。侵华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都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消极怠战现象严重。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抗日力量已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军的作战士气已经大为低落，突出表现在侵华日军被俘人数明显增加。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7月至年底，华北八路军仅生俘20多名日军官兵，其中绝大多数为伤后被俘或打光了子弹后被俘。1938年3月至5月，八路军、新四军生俘日军104名；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的3年中，共俘日军1771名。

 

日军官兵除在战场上不甘为法西斯卖命外，在兵营里不担任勤务，不按规定时间出入兵营、酗酒、嫖娼、赌博等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日军“酒保”及驻地的饭馆里，常可听到烂醉的日军士兵狂喊着“凯旋吧”、“回国吧”等等。一些下级军官也日夜沉湎于酒色中，贪污、敲诈、吸毒，堕落现象屡见不鲜。据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945年初的统计资料表明：华北日军将校以下士官患花柳病者达90%；士兵患花柳病者达30%-40%。对此，日军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均不敢加以干涉，怕受暗中报复，只得放任不管，以致军纪败坏，一发不可收拾。

 

 

侵华日军内部反战斗争日益高涨

 

深陷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侵华日军，在战争结束之日遥遥无期、胜利无望、难以归国等诸多因素触发下，官兵一步步陷入极度苦闷、悲观以至绝望之中，致使日军内部出现连续不断的逃亡、自杀等反战事件。

 

1941年春，晋西北广武日军警备队士兵木村多郎，出征多年，思家心切，于极度苦闷中喝得酩酊大醉后自杀；右玉一日军士兵欲逃亡回家，出据点后遭追捕，遂举枪自杀；4月30日，河南新乡日军机场一驾驶员由于厌战，乘飞机一架，并携炸弹若干，凌空俯冲机场自杀，停机坪上50余架战中的大部分被毁伤，还炸死炸伤了10多名日军。

 

随着时间推移，日军中还出现士兵成批集体自杀事件：1941年夏初，湖北宜昌龙泉铺附近的6名日军，相约预立遗嘱自杀。结果3人自杀，3人逃亡未归。5月中旬，驻望都城3名日军士兵集体自杀。后搜出遗书两封，自述在日本军阀压迫之下，进行侵略战争，前途渺茫，绝无生趣。1943年12月，在驻扎于河北省馆陶县的第59师团第42大队第5中队几名士兵，因拒绝执行中队长命令，而使用武器反抗，酿成了轰动了整个华北派遣军的“陶馆事件”。

 

不仅是普通士兵，就连一些侵华日军下级军官，也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也步入自杀行列。1941年春，山西代县城日军警备队长林锐在随军妓院中，突遇其弟妻，得悉弟已战死，弟妻所得抚恤金为政府强迫储蓄，生活无着，被迫充当营妓。当晚，他一反平日对士兵的宣传，痛斥战争罪恶，并预言中国必胜，然后举枪自杀。

 

琢县城一年长日本军官，生有二子，也均被迫来华参战，长期沓无音信，因念子心切，此人长期抑郁。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国内俩儿媳来函，云：“汝等三人，远离祖国，我二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备尝冻馁之苦，现决于某日卧轨自尽。想信到之日，即我等殉身之时。谨少焚香纸，以慰孤魂……”这个军官悲愤交集，遂悬梁自缢而死，一时轰动全城。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意识不断增强。在兵营里，反战官兵积极宣传，建立反战团体，对日本军部展开各种形式的公开和秘密的反战斗争。

 

据八路军缴获的日军秘密文件记载，1939年，华北日军宪兵在华北日军部队中就侦查出包括9名将校在内的136名反战官兵。其中共产主义者为123人，社会民主主义者8人，其他5人。

 

一些觉悟了的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则伺机摆脱法西斯军队的束缚，在战场上倒戈，或从兵营里逃出，投奔抗日根据地和中国抗日军队。据延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初统计的资料表明：如果将八路军每年收容的日军定为100，其中自动放下武器或主动投诚的日军数在1940年仅占7%；1942年增至18%；1943年后则高达40%以上。

 

在日军逃跑、投诚过程中，曾发生多起被日本军部血腥镇压的事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44年，南京18名日军士兵集体投诚新四军未遂，而惨遭镇压事件。

 

侵华日军是一股反动腐朽的力量，它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非人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决定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惨败。

 

但是，世界上行将灭亡的东西，从来不会自然消亡，侵华日军内部的弱点也不会自发地增长与扩大起来。侵华日军战斗力的逐步下降，军心逐渐涣散，直至最终覆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者：西西河的康夫；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