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在她评价苏联的一篇谈话中认为“苏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建设比新中国建国后26年的建设搞得好”——这是她对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污蔑和对苏联建设成果的过分夸大。在曾经的文章中，我通过比较具体的发电量的增速对比指出，毛泽东时代新中国从1950年到1975年这26年发电量增长了42倍、苏联从1928年到1953年这26年发电量增长了37倍，不如新中国发电量增长迅速。在那篇文章，我也提到了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26年钢产量增长了39倍，而苏联从1928年到1953年钢产量增长了9.7倍、不如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发展快。今天，我们就具体对比一下中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钢产量发展速度，来证明主席的正确——特别是主席预见的正确和李海文观点的错误。
1957年1月18日，主席说：“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搞了二十一年，钢从四百万吨只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样的时间，不采取那个竭泽而渔的办法，把我们的重工业建设得比它还多一点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6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预测是正确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真实数据，1951年，新中国钢产量仅仅90万吨。到1970年，新中国钢产量就增加到了1779万吨。比苏联工业化建设二十年钢产量的增速还要快。从1951年到1970年，新中国钢产量即使由于1960年之后的苏联撤资、1967年和1968年国家主要进行探索防修反修道路的政治运动总计减少过1321万吨，仍然增加了1689万吨；从1928年到1947年，苏联钢产量总计减少过1301万吨，但是增加量为1437万吨，其发展速度仍然慢于中国。我们必须还要知道的是：一方面，苏联发展初期遇到了欧美国家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长期经济危机这一可以大规模低价引进国外设备天赐良机，而新中国不仅遭到欧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而且在1959年苏联撤资以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遭到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包围，面临的困难程度是大于苏联的；另一方面，毛主席为了预防党和国家变质、在人民长远利益和短期经济效益之间毅然选择了损失短期经济效益而探索防修反修的道路，也是有他非常深邃的考虑的，这一点是不可诋毁、指责的！
即使以新中国拥有四百多万钢产量的时间为起步时间，新中国的钢产量增速依然要快于苏联。原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老师的力作指出：“1956年，中国钢产量447万吨，所以毛泽东以400万吨钢作比。后来，到1971年，中国钢产量从上一年的不到1800万吨(1779万吨)，搞到了2132万吨。从400多万吨钢，到超过1800万的2100多万吨钢，中国只用15年，比苏联少了六年左右，时间缩短了2/7。1973年，中国钢产量曾达到2522万吨，这时距1956年，过去才17年，但钢产量反比苏联的1800万吨多出了700多万吨，钢产量增加了超过1/3。”（杨冬权：《遇见:毛泽东预见的历史验证》:《预见483》）可见，新中国的钢产量增速超过了前苏联。钢产量从四百多万吨到最终超过一千八百万吨，苏联用了二十年，而新中国仅仅用了十五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工业基础比印度和比利时都要薄弱的“一穷二白”条件下起家，创造了迄今为止最快的钢产量增速，从而为新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资源基础，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民感激和铭记的。杨冬权老馆长认为：“总之，中国后来确实如同毛泽东预见的那样，用了比苏联更少的重工业投资比例，在同样时间内产出了比苏联更多的钢铁;或者说用比苏联更少的时间，产出了同样多的钢铁，走出了一条既借鉴苏联、又同苏联有所区别的比较成功的工业化道路。”（杨冬权：《遇见:毛泽东预见的历史验证》:《预见483》）——这是完全正确的。而李海文对毛泽东时代建设成就的贬低和对苏联的过分吹捧，是错误的，是人民不能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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