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员群众一起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延安时期面对困难时，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王东辉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有无数惊涛骇浪扑面而来，艰难险阻如影随形，一道道难关横亘眼前。但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坚定不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智慧以及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路过关斩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波澜壮阔的奋斗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什么时候没有困难？一个一个过，年年过、年年好，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都是这样。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
回望历史，犹如开启一座蕴藏无尽智慧与力量的宝库，成为我们汲取精神养分、找寻前行方向的明智之举。1942年，世界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动荡之中，中国也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下艰难前行。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灯塔，在重重困难与挑战下，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审慎的态度剖析这一年，去探寻先辈们在困境中坚守的信念，在艰难中奋进的勇气，在复杂局势下做出正确抉择的智慧，对当下的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至暗时刻：“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2年的延安，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源断绝、供养人多、物资匮乏等方面。面临的第二重困难是战争威胁和军事封锁。1942年，日军对陕甘宁边区采取隔河炮击、飞机轰炸、经济封锁、特务渗透与破坏等手段，旨在摧毁边区的指挥中枢和民众的抵抗意志，破坏边区的建设与发展，扰乱边区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亦禁止“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使得延安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粮食作物小米的价格一度攀升至原来的14倍之多。面临的第三重困难是延安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加之1942年延安地区遭遇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年8月3日，安塞县遭遇大雨，导致作物被冲毁，溺死74人，11400户人家受灾。此外，甘泉、延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绥德等17市县还遭受了水灾、雹灾、风灾、虫灾和瘟疫。原本困难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毛泽东回顾那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应对危机的总方针：“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处层层困境中的延安，中共艰难地探寻着前行的方向。毛泽东在1942年1月8日提出“巩固自己，沉机观变”。笔者认为，这是这一年的总方针，也是中共度过这一阶段危机的总方略。
巩固自己，意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和能力，这里指中共本身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政权自身，通过自我的塑造和提升，使自身更加坚韧、自信。沉机观变，意为深藏机智，观察变化，它着重强调面对变化时的冷静观察和灵活应对。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敏锐地观察和分析周围的变化，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这里的“沉机”可以理解为深藏不露的机智和谋略，而“观变”则是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和灵活应对。通过沉机观变，我们可以在变化中找到机遇，化挑战为动力，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愿景。这和今天常说的“面对复杂严峻形势，我们沉着应变、综合施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方略在中共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期，但首先提出并应用于这一阶段，它的核心在于：在困难面前不慌乱，通过巩固自身实力、观察形势变化，寻找转机，最终实现突破。
统一思想：“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内部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称《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着重阐述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性，提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月8日，毛泽东又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激起千重浪，全党整风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在常人眼中，面对危机，理应迅速着手应对，然而中共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抉择——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事实证明，整风将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战斗力，使中共在危机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把握形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这时，思想的统一犹如定海神针，成为凝聚力量、制定正确策略的关键所在。延安整风体现了中共在面对困难时的冷静、沉着和战略定力。经过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统一，从而大大凝聚了党的战斗力，为应对危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统一领导：“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
1942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除了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封锁之外，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十分猖獗。而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各根据地党组织之间来往受到很大限制，各地常常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在行动上、政策上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这不利于应对危机。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对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作出了完整规划。
危机场景下，时间窗口有限，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共应对危机的关键方法。这一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卓越的效能。这一方法也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应对中习得的，而1942年是这一方法形成的关键年。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了组织的大发展，使得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上下，快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保证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越是面临严峻形势、复杂环境，越是处在困难阶段、艰难时期，越要强调党的团结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早在1938年，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2年，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阶段，中共号召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任何时期的危机，本质上都是对社会系统的压力测试，其影响能够同时穿透治理结构、社会肌理与信任网络三个维度。通俗地说，它既是政府治理的危机，更是民众信任的危机。因此，在困难时期，维护人民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危机时刻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更重要的是使得延安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回看1942年的延安，我们深刻认识到，无论前行的道路如何艰难险阻，只要始终保持思想、意志、行动的高度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没有什么艰难困苦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这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也是我们面向未来克服一切困难的底气与信心所在。
（作者单位：海淀区委办公室；来源：本文原载《北京日报》客户端，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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