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波 巩乃鑫：毛泽东如何讲长征故事

【摘要】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的毛泽东，也是长征故事的讲述者。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毛泽东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军事等问题讲述长征故事，以激发革命斗志、传承革命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毛泽东用理论、经验、精神编织了长征故事的三维空间，构成了长征故事的核心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是长征故事所传递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长征故事所表达的理论框架，长征精神是长征故事的核心价值和灵魂。毛泽东讲述长征故事，注重传播艺术，采取不同叙事方法，创新故事的主体、客体、文体，用丰富的情感生动讲述长征人物、事件，传播、弘扬长征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根本遵循。讲好中国故事要守正创新，提炼中国话语的范畴、概念，传播中国精神，展现中华文明，让世界读懂中国。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讲述长征故事，可激发革命斗志，传承革命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毛泽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三亲者”（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亦是长征故事的讲述者，长征精神的传播者、传承者。考述毛泽东如何讲长征故事，对于构建长征话语体系，创新中国故事叙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毛泽东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可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基本内容。现有研究成果注重考证长征史实、探讨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为更好构建长征故事话语体系、讲述长征故事的理论方法打下了良好基础，进而可以对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讲长征故事加以学理阐释。笔者认为，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研究是以现有党的文献、重要历史人物回忆录、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按“为什么讲、讲什么、如何讲”的逻辑思路，提出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三个何”：何以所需、何以成文、何以实现，进而全面阐明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历史语境、核心内容和主要方法。

一、何以所需：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历史语境

毛泽东讲长征故事有革命、治理、建设主题的历史语境，围绕革命斗争、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展开。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讲长征故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毛泽东讲述长征故事主要集中于两个重大政治问题：长征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如何用长征精神团结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者是一个理论问题，后者是一个实践问题。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出现了“长征失败”的消极论调，毛泽东敏锐发现，“长征胜利还是失败”不仅是讨论军事路线，还关系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肯定长征胜利即肯定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长征则使党无法统一思想，在延安站稳脚跟。面对复杂多变的革命斗争形势，毛泽东全面分析长征，作出长征取得胜利的重大政治判断，批判“长征失败”的错误论调。

1935年11月5日，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毛泽东重提长征：“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这是毛泽东首次在公开场合肯定长征胜利。实际上，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1935年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后，仅突破沅江第一道国民党军事封锁线。同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撤退至四川的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与敌对峙，处境艰难。而国民党正调集重兵前来“围剿”陕甘根据地。面对革命斗争的窘境，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悲观情绪，张国焘更是竭力散布“中央红军失败、长征失败”的论调。为此，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用“井底之蛙”寓意批判了这种论调，认为红军只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在完成长征计划方面来说是胜利了。毛泽东肯定地说：“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党内出现质疑长征战略决策和蔓延“长征失败”的不良思潮时，毛泽东及时进行批判，将这些错误论调扼杀在摇篮中。

面对日本军事侵略步伐加快，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长征故事。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高举北上抗日旗帜，长征胜利后，党始终坚持全民抗战的主张。面对民族危亡，毛泽东把长征精神与抗日救亡结合起来，讲述长征故事，团结各方力量建立广泛而牢固的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下半年，日本发动“华北自治运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调集重兵前来“围剿”，立足于西北根据地并非易事。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指出：长征后“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他把长征精神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起来，号召青年投身抗战。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二）在党的建设语境中讲长征故事

在党的建设语境中，毛泽东主要用长征故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发现党内因胜利而滋生了骄傲懈怠和贪图享乐情绪，随即提醒党员干部不要忘记艰苦卓绝的长征精神。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讲述长征故事，及时提醒党员，防止骄傲和懈怠情绪滋生蔓延，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使全党继续保持奋斗进取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时刻提醒我们党应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他要求党员干部不能铺张浪费，要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还经常反思长征的经验教训，认为长征时期共产党犯了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背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并警示党员干部。1961年，毛泽东在题为《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中特别提及“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并指示党的干部不要怕犯错，要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经验。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讲长征故事

新中国刚成立，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尤其在军事上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甚大，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信心不足，并质疑国防军事目标的实现。毛泽东也认为艰难漫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伟大而坚定的新“长征”。1966年6月26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等负责人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毛泽东时刻保持战略家清醒的头脑，作出精准判断：社会主义建设如长征一样困难重重，但只要发扬长征中艰苦奋斗精神，就会取得成功。1954年10月，尽管国家国防建设举步维艰，但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他又用长征中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作类比，说明困难是可以战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些人遇到困难感觉束手无策或陷入悲观主义消极时，毛泽东讲：“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1962年，当邓子恢向毛泽东反映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困难时，他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

上述主题勾勒出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历史语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下，毛泽东善用长征精神，激发斗志、鼓足士气，为革命斗争点燃希望；在党的建设语境下，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下，毛泽东宣扬长征中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人民不畏困难，积极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二、何以成文：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以长征胜利的原因为切入点，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得出许多重要历史结论，构成毛泽东讲述长征故事的内容，笔者认为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是长征故事传递的基本经验；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长征故事表达的理论框架；三是长征精神，这是讲述长征故事的核心价值和灵魂。毛泽东用经验、理论、精神编织了长征故事的三维空间，构成了长征故事的核心内容。

（一）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毛泽东在讲述长征基本经验时，主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两方面展开。长征中坚持党的领导，有效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为维护革命队伍团结和统一，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严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制定合理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民众信任与拥护，巩固了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

第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讲述长征故事，实质上是在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他以长征胜利的原因为切入点，阐明中国革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思考长征胜利的原因，做出明确判断。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总结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的革命热情。”毛泽东在分析长征胜利的各种原因时，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能够在长征中战胜一切困难，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列主义信仰。他曾说：“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毛泽东通过讲述党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故事，得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重要原因的历史结论。

第二，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毛泽东把“为了人民、团结人民、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作为长征胜利的重要经验，在公开场合多次宣讲。他认为，正因为党认真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今后一定要团结人民。1935年11月，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随行部队发表讲话：“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建设国防推进军队现代化过程中，将延续工农红军与人民紧密相连、并肩战斗的军民鱼水情作为军队建设的重点，并提及长征前军队组建也是为了人民，“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以长征时期党和群众的关系，告诫党员干部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党内许多同志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指出：“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毛泽东以长征胜利的经验告诉大家：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不脱离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局面。

（二）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长征时期，我们党突破“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纠正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节的主观主义错误，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制定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策略，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面临的生存危机并得出一条普遍真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包括以下三方面主要内容。

第一，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讲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原理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认为，长征前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照搬苏联经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遵义会议从根本上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再次指出：“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毛泽东讲述长征的历史过程，阐述长征在突破党内教条主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讲清这条原理奠定了基础。

第二，唯物主义物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毛泽东讲用长征案例释读唯物论：长征“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为更好地论述物质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毛泽东还举了以下案例，“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借用长征讲哲学的物质观，进一步加深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理的理解。

第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长征结束刚到延安时，党内思想并不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俄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仍然存在。毛泽东提出：基于长征的经验和教训，不应当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强调：“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其中“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是指长征过程的革命实践。毛泽东仍借用长征故事，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强调：“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其中“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是指遵义会议后制定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战略决策，长征才取得了胜利。1941年7月，延安的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亲临指导并发表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讲清原理不是目的，实际在于应用。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1963年9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三）讲精神：不怕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毛泽东是长征精神的创造者、践行者，也是传播者。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长征精神”的概念，但为提炼和升华长征精神提供了历史素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被认为是他对长征精神的最早阐释。通过解读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报告、文论可以看出，他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并非局限于抽象表达，而是有着具体内涵，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毛泽东所讲长征故事的灵魂。

毛泽东讲长征精神贯穿各个重要历史时期。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作《七律·长征》，其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就用诗词讲述红军乐于吃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红军长征伟大意义时，明确指出：“红军是英雄好汉。”这句话广为流传，是对红军坚定理想信念、向生而死、淬炼成钢精神通俗形象的表达。1939年5月，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说：“共产党员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面临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严峻考验，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渡过难关、应对挑战，毛泽东多次讲述长征中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的目标。然而，当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难免缺乏信心。他以不怕困难的长征精神鼓舞斗志，确定建军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困难重重，陷入消极和悲观时，要发扬长征不怕困难的精神。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勤俭建国，艰苦朴素，不能铺张浪费。毛泽东要求发扬长征中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攻坚克难。他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毛泽东认为要弘扬长征不怕苦的精神，才能战胜前进中的艰难险阻。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我的困难又算什么？

实际上，毛泽东讲述的长征故事具体内容十分广泛，但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精神、理论、经验三方面。从故事内容出场语境来看，讲精神是鼓舞士气，讲理论在于指导实践，讲经验以警示当下。

三、何以实现：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方法演绎

毛泽东立足长征基本史实，采取不同叙事方法，不断创新故事主体、客体、文体及讲述方法，将故事发生与讲述背景融为一体，用丰富的情感生动讲述长征人物、事件，传播、弘扬长征精神。从毛泽东讲长征故事方法演绎的基本规律看，是按照“谁来讲”（主体）、“讲给谁”（客体）、“怎样讲”（文体或方法）的内在逻辑展开的。

（一）主体：“自述”与“他述”结合

毛泽东是长征的“三亲者”，又是长征的主要领导者，为能够讲好长征故事，他并未把讲故事的主体局限于自身，而是把“自己讲”与“别人讲”结合起来。“自己讲”是主体自述，保留亲历感和真实度，增加了长征故事立体感。“别人讲”是主体他述，通过他者进一步丰富长征故事的内容，加强长征精神的传播力。

第一，“自己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场讲述。在1935年11月象鼻子湾、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195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1957年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1965年在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等重要场合或会议上，毛泽东都现场讲述过长征故事。二是著述讲述。毛泽东撰写的许多著作都论及长征。如他在《矛盾论》中写道：“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毛泽东把长征作为解读晦涩哲学的案例，形象说明对立统一哲学规律。实际上，现场讲述与著述讲述并不割裂，经常会实现时空转化。如毛泽东在军政大学上课时用自己撰写的《矛盾论》，即把“著述讲”变成“现场讲”。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其中6次提到长征，后来收录于《毛泽东选集》，实现了“现场讲”到“著述讲”的时空转化。

第二，“别人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国外著述反映毛泽东如何讲述长征故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该书详尽记录了斯诺在1936年同毛泽东关于长征故事的许多谈话。还有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也记载：长征中“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两者都用著述方式表达了毛泽东是如何讲长征故事的。二是长征红军战士的著述反映毛泽东怎样讲长征故事。萧锋《长征日记》记述的长征随行见闻，有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口述记录。如毛泽东在哈达铺作政治报告，激励红军战士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还交代了当前条件下的政策导向和纪律要求：“现在到白区行动，仍然以打土豪为主，吃地主的，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陈昌奉口述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展示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故事。通过他人讲述，把毛泽东与长征故事融为一体，也使毛泽东的长征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如《跟随毛主席长征》记载：毛泽东的被褥衣服等行李驮在马背上，战士老余牵马过桥时马受惊吓导致桥拥堵，对此毛泽东及时阻止并让红军战士们先行过桥，并语重心长教导警卫员们：“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想到部队，想到大家！你们想，为了我们一匹马，误了那么多同志行军，该多不好呀！”

（二）客体：“党政军民学”全覆盖

毛泽东讲述长征故事的客体或对象，并不仅是党政军干部，还面向一般士兵、群众、学生等群体，讲述对象即客体呈现出“党政军民学”全覆盖的多元性特征。另外，他还针对不同讲述对象，及时调整内容与方法，将客体对象从国内转向国际。

第一，面向学生。这里“学生”特指在校学习者，他们或许有多重身份，如军政大学学生大多为高级指战员。面向学生时，用长征作类比，有助于讲述深刻晦涩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如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时，面向学生亲自授课，其间就多次讲到长征。毛泽东在学校当教员时，面向学生所讲内容大多为哲学课程。如他给学生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课程时说：“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

第二，面向党政军。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吴起镇果树园打麦场召开发表关于长征的重要讲话，面向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1935年11月，毛泽东分析中央军长征的“雪地讲话”，面向的是陕甘支队军委直属队的指战员们。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及长征，面向党的活动分子。面向党政军主要讲述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战略战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战略战术经验。在长征中，他曾和李聚奎谈道：被敌人袭击时，应随机应变，避开了敌人的锋芒，“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后，毛泽东面向党政军干部的讲话，阐述长征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二是团结互助。如1935年10月29日，毛泽东出席了红一方面军在陈洪场召开的营以上党员代表会议，分析指出：“南北两支红军的会合，召开营以上党员代表会议，是有很大意义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全党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冲破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各军团各有所长，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为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为开辟西北新局面，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粉碎性的打击。”

第三，面向群众和其他群体。除面向群众现场讲述之外，毛泽东还利用诗词、论文等形式将语言转化为文字，把听众变为读者，突破时空限制，扩大受众面。如毛主席撰写的《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于1957年1月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这些关于长征的诗词，面向社会所有群众。集中反映毛泽东讲长征故事主要内容的《红星照耀的中国》书籍被译成英文，在全世界传播，其面向群体已转向国外。1960年5月7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时，论及长征：“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1963年3月6日，毛泽东向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介绍革命经验时也讲到长征，“红军原来有三十万人，经过万里长征，剩下不到三万人，不足十分之一”等。可见，毛泽东讲述长征故事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内群众，而是面向世界大众。

毛泽东面向大众讲述长征故事，除以长征精神鼓舞士气外，还有塑造中国共产党、军队形象的政治功能。正如《长征记》征稿函记述的那样，“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地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综上，毛泽东在讲述长征故事时，针对不同听众对象，调整讲述的内容与方法，面向学生讲哲理，面向军队讲战术、面向党员讲团结，面向群众讲道理，这些都展现出了他灵活的叙事技巧和对听众实际需求的深刻洞察。无论是政治演讲还是与群众、士兵的交流，无论面向的对象是谁，毛泽东都充分利用语言或文字魅力，将长征的艰辛与壮丽展现出来，使得长征故事在不同场合中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文体：“诗”“论”益彰

从文体上看，毛泽东讲长征故事主要有诗词和文论两种形式。诗词音韵铿锵、字字珠玑，直抒胸臆、以情动人。文论逻辑缜密、哲理深奥，以理服人。从故事传播效果看，两者相得益彰。

第一，以诗言志。毛泽东在讲述长征故事时，既注重艺术表达的诗词之美，又强调哲理思辨的文论之深。“诗”“论”结合构成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文学体裁，也使他讲述的长征故事既有文学温度，又有历史厚度。同时，毛泽东又以其独特的书法艺术，以文字魅力增强了长征故事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毛泽东巧妙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借物抒怀、托物抒情，通过诗歌语言的节奏、韵律和意象来表达情感和思想，展现了长征中许多感人画面。这是毛泽东讲长征故事最形象的艺术表达。如在长征途中开篇之作《十六字令三首》写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借山之高耸、奇险、威武写出了红军顶天立地、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在北国清秋景色中回顾了长征的胜利，表达了红军长征中思念苏区百姓的细腻情感和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七律·长征》也是他在长征期间创作一首经典诗词，用“只等闲”“腾细浪”“走泥丸”表达了红军不畏困难勇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现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

毛泽东用“毛体”（毛泽东的字体）撰写的关于长征的诗词无疑会增强长征故事的感染力和传播力。“书为心画”，毛泽东独特的狂草透着汉字的浑厚、雄强，婉转盘丝又颇具力感。他的手稿《长征》能够流传较广，除诗词内容体裁的表达效果，“毛体”的艺术魅力也是重要原因。这份手稿字迹相互穿插但干练利落，参差跌宕更具质感，易于穿透读者心灵，引起共鸣。毛泽东书写的《忆秦娥·娄山关》，笔锋翻滚激荡，借书法的艺术性表达了长征中力挽狂澜的气势，书写的《清平乐·六盘山》，字体跳荡飞动，把诗情笔意融合在一起，再现了中央红军精神抖擞踏过六盘山时的情景。“毛体”散发着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之美，把长征的寓意深深镌刻于人们的心灵深处。

第二，以论达意。毛泽东凭借其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讲述着长征故事，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道理。他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关于长征的论述，奠定了长征故事基调。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他用人们熟知的典故作比，“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深入浅出地阐述长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在名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准确分析了长征是红军战略防御的继续，这种战略防御在陕北要持续下去。他的《矛盾论》用长征释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可见，毛泽东在著作中把长征作为解读晦涩哲学案例的论据，不但以深入浅出的文笔向人民群众传递了哲学真理，还以实事求是的文风传播了长征故事。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谈道：万里长征消耗了人民军队的力量，现在却发展到91万，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他用事物由弱到强的内在发展规律，断言这支军队将最终击败日军，在可能爆发的解放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四）方法：“情”“景”融合、“知”“行”和合

“情”是内在的，指情感表达。“景”是外在的，指场景再现。场景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毛泽东注重渲染、创设长征故事的场景，使“听众”置于情景之中，真正让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同时，他还善用，“知”是理论或经验，“行”是实践。毛泽东深谙“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又强调实践的创新意义。

第一，“情”“景”融合。毛泽东灵活运用“情”“景”交融法，以长征中真实的故事和人物为中心，融情于景，创设长征故事实景，抒发感情。毛泽东善于运用比喻、象征和寓言等修辞手法，创设长征故事场景，使其更加诙谐有趣，容易被听众理解和接受。1935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市甘泉县象鼻子湾村，面对300余名红军战士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阐述了长征胜利及其重大意义。他利用寒冷的雪地自然条件，创设了讲述长征故事场景，增强了故讲述事的实效性。毛泽东还创设虚拟的农业生产场景，将长征比作“播种机”，说道：“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他生动形象地借农作物生长自然规律阐述了长征的伟大之处和深远意义，使群众尤其是农民了解当时长征后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

毛泽东跨越时空，创设长征中真实的历史场景，融情于景。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在致徐海东的慰问信中提及：“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这实际上是将人们带入长征的真实场景，表达了对革命同志深切的感激之情。1945年4月，贺炳炎在参加党的七大时见到了毛泽东，以左手行军礼。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今后你就免掉这份礼吧！”毛泽东的一句话流露出对贺炳炎的革命友情，也把人们顷刻间拉回贺炳炎“负伤后，在无麻药或和止痛药情况下，用伐木的锔子锯掉他的右臂”的长征历史场景。

第二，“知”“行”和合。毛泽东讲长征故事，善于把“知”（经验与理论）与“行”（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讲理论，又在理论中讲实践，表现出“知”“行”和合的特征。

一是在实践中讲理论。长征后，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一直强调长征中是如何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延安时期，面对党内思想不统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重提长征时期党如何在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思想的实践过程，并对得出的“马列主义只是指导方向的，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进行宣讲。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及革命根据地领导发动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多次提到坚持遵义会议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毛泽东重提长征，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是在理论中讲实践。讲清理论必须重回实践，毛泽东用长征实践进一步阐释如何从失败中走向胜利的原理。毛泽东不断总结长征经验教训，提炼出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理论原则，但他从不固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条文，而是十分注重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延安时期，毛泽东写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目的正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他专门为学生讲授“实践论”的哲学原理。《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全面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他提出：“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兹前所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借用长征实践讲清矛盾相互转化的规律。

毛泽东关于“知”“行”统一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他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深刻理解，而且展示了他作为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和卓越智慧。毛泽东将长征经验和理论创新应用于实际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在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过程中，长征精神和理论创新始终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

不同主题相互交织，是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历史语境，经验、理论、精神共同构成他讲长征故事的核心内容。主体、客体、文体的创新使毛泽东所讲的长征故事内容形象生动，传播力明显增强。从历史意义看，毛泽东讲长征故事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作出了长征胜利的重大政治判断，为全党全军指明了前进方向；二是总结了长征的经验与教训，统一了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彰显了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毛泽东用长征实践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普遍理论，为党和国家探索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重要历史启示。

毛泽东所讲的长征故事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他对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民主革命问题的思考，也是他对经济全面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刻考量。重温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进，不忘初心才能创造伟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长征故事愈发彰显为时代所需。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每个人都是长征故事的讲述者，都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发掘长征故事资源，创新传播方式，优化传播策略，弘扬长征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高晓波，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巩乃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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