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被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对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1951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对他们说：“我呢，也很想请假两三年学习自然科学，只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1957年亲笔写信给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录。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作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作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三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3月8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两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毛泽东在信中说：“唐朝未闻官史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史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再改一改，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他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首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1958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几十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得很少;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1957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1965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重新修订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画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地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开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不能说没有工具书则无法读书，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书，确为读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时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毛泽东从长期的读书生活中深深地感到编好工具书的重要性。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它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但他自己认为，这还只是跟着书走，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他认为，应当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读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每天管很多国家大事，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要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读书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读得快，记得牢，理解得深。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读者大概都读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几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白皮书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不到十天，8月14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又连续发表四篇评论文章。他抓住并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要害处，揭露了美国当局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像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语，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体，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世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1973年，他在大病恢复后不久，还同科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1974年，他以极大的兴趣同李政道讨论“对称”“宇称不守衡”这些深奥的物理学问题。他说：“很可惜，我年轻时，科学学得太少了，那时没有机会学。不过，我还记得年轻时非常喜欢读汤姆生的《科学大纲》。”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体《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到1976年，他还要英国人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的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逝世前的那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七分钟。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五十多年前所作的诺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这里有一个书目，是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时我的登记本里抄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来源：“蓝田书院经典传颂”微信公众号，
本文原载逄先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出版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书，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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