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松：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理论贡献及当代启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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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松：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理论贡献及当代启示
2025-01-2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栉风沐雨的伟大斗争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从实践维度看，毛泽东从明确主体地位、强调共同富裕、重视协调发展、追求和谐共生和坚持和平道路五个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实现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从理论维度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一个保证” “两个步骤” “三个全面”“四重内涵”四个层次。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台阶，要做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始终坚持一切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善于总结历史探索的经验和智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该论断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最新成果。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不仅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构想，也为后代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梳理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对深刻理解我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逻辑、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矢志不渝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进行了先驱性的探索。
（一）明确主体地位：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探索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都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现代化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现代化的实践者，更是最大受益者。毛泽东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肯定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一，重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应当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是社会的现实状况。因此，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明确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这就决定了苏维埃所做的一切工作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和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了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状况，毛泽东提出要把人民生活同革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以革命的成果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涨的革命热情。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举措，苏区人民为了捍卫自身利益，通过实际行动坚决支持红军。到1932年夏，扩红运动成效显著，根据地“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
第二，制定保障人民利益的制度法规。制度是现代化的保障。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就通过了依法治国的法令，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利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重点解决根据地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和经济发展问题，通过《中华苏维埃劳动法》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1933年10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完善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相关法令，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等，从法律层面切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有针对税收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无论是劳动法还是税收法，其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护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由此可见，党在第一次局部执政时就已经对依法治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第三，推动实现基层民主。重视基层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与优势。在短暂的执政尝试中，苏区共开展了三次基层选举，探索了民主选举的新形式，有力推动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具体来说，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颁布了选举法，详细规定了选民的资格以及选举的程序、办法和规定等，使苏区人民群众真正拥有并行使了选举权。在政府的广泛动员、精心组织下，苏区选举选民参与率最高达到90%以上。同时，男女平等在选举中也有所体现，一些地区的妇女也开始积极参加地方选举。
（二）强调共同富裕：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探索
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毛泽东强调，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着力消除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经济政策方面，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初期面临生产力水平不高的问题，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因此，他强调要以农业集体化为基础，积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逐步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一方面计划通过改造农业“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希望改造工商业，使“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
第二，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毛泽东关注到地区贫富差异的问题，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要帮助欠发达地区，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第三，在推进人民公社方面，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集体经济和国家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借此加强农村的经济建设。虽然在此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遭遇了诸多挫折，但这一运动的初衷和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第四，在消除社会阶级差别方面，毛泽东认为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解决物质贫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社会阶级上的差别，从而实现社会的高度平等。毛泽东将共同富裕看作通向高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并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其中包括了农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概言之，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目标，旨在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尽管在实践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一目标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共同富裕的理念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三）重视协调发展：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探索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在讲话中虽未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毛泽东在实践中秉承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一体推进的理念。
第一，辩证地看待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阅读大量历史书籍和研读马恩经典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对“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能够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有了更深入的把握。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能够科学辩证地看待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1949年9月30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宣言中指出，要“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957年3月，毛泽东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政治昌盛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文化繁荣。
第二，提出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毛泽东始终坚持给予文艺和教育事业更多自由发展空间，在文艺事业和学术问题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两个基本方针成为当时我国科学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在处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求人们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外来文化，这就在指导思想上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此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他利用有限的资源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据统计，当时仅在苏区就建立了“列宁小学3052所”，“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这在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价值目标。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建设精神文明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考虑到我国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后文盲依然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现状，他当机立断，领导全国开展识字运动，兴办各类识字学校，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概言之，该时期毛泽东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也为后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四）追求和谐共生：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探索
毛泽东的生态观初步形成于中国的革命战争时期，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初步认识到森林、土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长征途中，他对中国广袤山川的自然环境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强调要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他于1955年12月21日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他特别指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强调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照顾好自然环境，避免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使农村百姓能够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且，在解决中国的土地环境问题时，他也鼓励在农村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强调保护水土资源，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和推广梯田，防止过度开垦和过度放牧，保持土地的生态平衡，防治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等。195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又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1958年8月，他再次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正是因为毛泽东大力倡导搞生产的同时要注意厉行节约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在建造大型水利工程设施时要兼顾园林绿化，才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但这里也需要指出，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免出现了一些偏离本意的情况。例如，为了解决农业农村发展建设问题，他提出了“人定胜天” “向自然界开战”“向自然界斗争”等口号。虽然其主要意图是动员百姓克服穷山恶水的自然条件，但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总体来看，毛泽东在实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但为后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坚持和平道路：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探索
在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立足本国国情谋求同他国的合作，矢志不渝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和谐世界新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与他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会晤及谈话交流时，多次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谈判时，独创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逐渐演变成许多国家之间交往默认的准则。毛泽东认为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平等是交往的前提，国际交往绝不能搞大国主义，因此在许多会见外国宾客的公开场合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长期的方针，并表明中方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建交。例如，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呼吁：“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针对国际上散布的“中国新帝国主义论” “黄祸论”等抹黑言论，他强调：“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度把握，按照综合国力划分出了“三个世界”，主要是以美苏为首的第一世界，以其他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这一科学合理的划分既为壮大世界和平发展力量提供了依据，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出的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和谐画面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明确了这一命题的本质要求，初步构建了这一命题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方法，成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伟业。毛泽东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形成了诸多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一）一个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和本质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深入广大革命根据地，广泛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毛泽东考虑到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现状，创造性地发明了投豆法、画圈法、烧洞法和喊选法等民主选举方法，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采用“三三制”的统一战线原则，极大地团结和巩固了一切抗日力量，为抗战早日取得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得以贯彻落实，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随后，毛泽东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对民主制度进行探索和完善。
第一，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毛泽东认为，民主必须是广泛和真实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应当实行民主政治。并且，由于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才真正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必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唯有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民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才能够得到根本保障。
第二，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目标。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是衡量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第三，阐述民主监督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毛泽东对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成果。毛泽东认为，民主不应该被看作治理社会的方法，而应该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只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使民主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权力，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此后，我国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断得到加强，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二）两个步骤：中国要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进国家工业化。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 “两步走”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调整。前期，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强综合国力，迅速完成工业化的物质积累，毛泽东效仿苏联“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也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 “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1957年，毛泽东又详细制定出实现现代化的10-15年与40-50年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具体内容是：首先通过10-15年时间的建设，奠定现代化的工农业基础，再经过8-10个五年计划实现对美国国民经济的反超。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将重心放在了钢铁产量上，希望通过提高重工业品的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目标，这一战略在当时被称为“以钢为纲”。显然，这种依靠单一指标、希望在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大国的战略构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最终导致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遭受巨大挫折。“大跃进”后期，在吸取该教训之后，毛泽东对“超英赶美”的战略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深刻认识到实现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于是，他在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综合考量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和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后，适时对现代化战略的步骤做出了调整。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我国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次年，毛泽东就对“两步走”战略进行了更加科学的规划。他首先对“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做出调整，指出第二步的目标是“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从“超越”到“接近”的转变，表明毛泽东已经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1963年9月，根据我国的发展情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两步走”战略进行了优化，指出：“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战略构想很快就正式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从多次转变中可以看出，“两步走”战略调整优化的过程也是毛泽东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规律认识的过程。最终，这一战略对我国建设现代化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三个全面：中国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毛泽东曾大量阅读马恩经典著作，熟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构想的现代化蓝图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整体推进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在搞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因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评价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维度，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途径。因此，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不断壮大社会经济基础，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积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其次，在政治建设方面，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为后续我国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根本基础。当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构想可以概括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最后，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摒弃糟粕文化，在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分的同时提防文化入侵。此外，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彰显出自身的先进性、独特性和民族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求人们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当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
（四）四重内涵：明确“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
从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的内涵、目标和阶段的规律性认识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过程，经历了从实现工业化的“一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四化”发展阶段。
首先是实现“一化”方面。早在革命时期，由于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人，大量优秀的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那时毛泽东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评价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毛泽东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强调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讲话时首次提出工业化的设想。次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用若干年的时间“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强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直到1957年2月，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具体的实践方案和路径，号召“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其次是实现“二化”方面。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成为提出“二化”的萌芽。不久之后，毛泽东又对其做出深入阐释，指出“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这表明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我国是农业国的基本国情，不能单纯追求工业的发展，应当使工业和农业协调推进。再次是实现“三化”方面。1957年，毛泽东两次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最后是实现“四化”方面。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底，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说明毛泽东更为深入地认识到了国防现代化对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以及争取稳定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后来经过周恩来的补充和完善，到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正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写入文件。至此，“四个现代化”的经典表述正式形成。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四个现代化”稳步推进。直至今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依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启示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为我国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体系，顺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没有前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宝贵的经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寻找经验启示，有益于在新征程上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着眼基本国情：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一切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苏联成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革命实践，并以工业化的方式带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决定通过模仿苏联模式迅速扭转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而尽快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在模仿苏联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事实证明，只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建议和呼声，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发展目标方面，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社会治理的民主性，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制造”已经逐渐向“中国智造”转变，科技创新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政府要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要建立配套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知识产权的创造，激励全社会创新创业。
第三，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要更加注重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今天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重要动力。新征程上，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决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也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对外开放，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此，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加强国际交流，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第五，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具体来说，是要注重发展乡村产业和现代农业，鼓励农村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和适应性，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过程中，也要重点关注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充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二）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看来，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极为复杂的宏大事业，要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序推进，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其次，阐明党的领导应该是全面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强调，党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加强领导。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性质和方向。再次，提出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打铁还需自身硬。毛泽东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全党同志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加强党领导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不断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变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最后，明确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依靠农民群众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实践来看，人民群众才是党执政的根基所在。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要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确保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优势。现阶段，党员干部队伍中依然存在个别对党认识不足、理想信念不坚定的贪污腐败分子。整治腐败问题，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思想，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不断肃清党内的不正之风，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另一方面也要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同时又将“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创造性地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继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之后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答案。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新征程上，党要始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举旗定向的领航作用，使党员干部将从严治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凝聚社会各方现代化建设的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注重理论创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创新
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的思想火花在碰撞中不断产生，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不断被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朗。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民的实践先导和行动指南，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和实践品格，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三次伟大飞跃并形成重大理论成果。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成了划时代的重要思想产物。其中，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要矛盾学说、“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与“两步走”战略等，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全党和全体人民智慧形成的伟大思想结晶。后来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注入了不竭的思想动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在汲取历代领导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代化道路做出了前瞻性的预见和全局性的谋划，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还形成了许多新的观点和重要论断，推动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当前，我国已经成功开辟了一条走社会主义的、摆脱外部依赖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康庄大道。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吸收前人的思想智慧。既要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坚定理论自信、增强理论底气，又要持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增强党和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
（四）总结经验智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和智慧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之所以能够规避很多问题，少走许多弯路，是因为他能够及时将实践经验总结升华为规律性的认识，并以此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例如，在现代化的目标上，毛泽东对工业化的认识经历了从“一化”到“四化”的发展。起初，毛泽东仅着眼于实现国家工业化，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愈来愈严重地显露出来。此时，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并吸取苏联的教训，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扩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在现代化的战略上，毛泽东一度提出了“三年超英，十年超美”战略，这一做法导致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但在吸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毛泽东重新对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了考量并调整了战略规划，提出了“两步走”战略。
稽古振今，开创未来。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从而为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一是要以史为鉴。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对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和改革实践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探究取得成果和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顺利推进提供历史借鉴。二是要坚持稳中求进。从历史上看，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也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盲目冒进，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只有积极稳健和可持续发展，才是实现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最优解”。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三是要居安思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也依然存在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教育资源不均衡和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问题。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各领域出现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要平衡和处理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作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在思想上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在实践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汲取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智慧，理清中国式现代化生发的历史逻辑，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理论逻辑，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5JD71008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永松，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修订发布，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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