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呈现出热点突出、“多面开花”的基本态势。毛泽东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政治思想、国际影响、外交思想和军事思想成为国外学者研讨的重要议题。整体来看，研究论题的全方位多领域、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出现新的理论增长点、良莠不齐的现象固存，是近几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征。全面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对于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毛泽东研究不无裨益。
基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一大批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研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2020—2024年牛津大学SEARCH OXFORD LIBERARIES ONLINE（以下简称“SOLO”）数据库收录的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以及对研究内容的考查，力求比较全面地勾勒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进展情况，包括基本态势、重要议题、显著特征等，为国内学界了解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前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动态提供一个窗口。更重要的是，如果能批判性吸收、借鉴其中优秀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新时代毛泽东研究说“新话”，上“新台阶”不无裨益。
一、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态势
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态势分析主要借助牛津大学SOLO数据库在这一期间所收录的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对其数量、研究者分布地区和高频词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一）论文和著作数量统计分析
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载体主要是论文和著作。在牛津大学SOLO数据库，将关键词限定为“Mao Zedong”并将时间设定为2020年至2024年进行统计，相关研究成果800余篇，将“Maoism＼maoism”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研究成果200余篇，总计达到1000余篇。
除在期刊发表的论文外，国外学者还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以“Mao Zedong”为关键词，约有100余本著作。以“Maoism＼maoism”为关键词，约为200余本著作。两项学术著作总计约为300余本。上述检索情况，充分说明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研究的热度不减。这些研究成果很好地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和应用情况，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共同构建了一幅关于这位历史巨人及其复杂遗产的多维画卷。
（二）研究者分布地区情况分析
这几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英美、澳洲、加拿大等拥有丰富学术资源和研究传统的国家。同时，苏丹、南非、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学者也有新成果问世。
日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不仅源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上的近邻关系，更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关注密切相关。2020年石川祯浩在《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中收录了多位作者撰写的研究论文，从历史、政治、文化等维度重新评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不仅研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与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等问题，还通过研究毛泽东对国外社会运动的影响，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传播及其在全球左翼政治中的角色。同年，石川祯浩的《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毛泽东照片之谜入手，多角度查考了毛泽东早期形象错综复杂的形成、改变和传播过程。日本史学研究会主办的《史林》评价，这本划时代的著作，“是理解依然如谜题一般的中国巨人毛泽东的重要一步”。2024年，东京大学中兼和津次撰写并英译《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真理从何而来》，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毛泽东时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毛泽东人格魅力以及毛泽东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作者认为，即便在毛泽东逝世多年后，他的影响仍深刻根植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体系中。
欧美地区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颇丰。2020年詹姆斯·法利和马修·约翰逊编辑的《重新定义现代中国的宣传——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从历史、文化和宣传等多学科视角，详细讨论了毛泽东时期至新时代的宣传策略及其内涵的演变。同时，通过对毛泽东与习近平的宣传策略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主要集中在革命动员和意识形态教育，而新时代的宣传侧重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民族复兴。2021年，哈佛大学托尼·赛奇在《从革命者到执政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强调，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其个人的魅力和政治策略，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小规模的革命团体转变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党。剑桥大学克里斯·马奎斯和美国东北大学坤元乔2022年编写的《毛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根源》探讨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经济思想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者指出，尽管西方观察家通常将中国当前的经济成功归因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同样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2022年，伦敦国王学院的戴维·马丁·琼斯和M.L.R.史密斯在《西方毛主义的策略：暴力运动与激进左翼》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改造来破坏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的革命理念在当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仍有体现。
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非洲地区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一些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其中，2022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高尔韦在《全球毛泽东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红色福音与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1949—1979年）》中，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模型，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如何从中国传播到全球，尤其是对柬埔寨共产党的影响。
（三）高频词汇计算分析
为更深入地了解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点与趋势，本文使用Python编程语言对所收集文献的高频词汇进行计算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仔细整理并筛选了能收集到的所有文献资料，确定并导出了出现频率在前500的高频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有意忽略了介词和诸如“Mao Zedong”“ Maoism”“China”和“Chinese”等词汇，以更准确地揭示其他关键词的统计权重。表1是排名前20的高频词汇。
表１ 高频词汇频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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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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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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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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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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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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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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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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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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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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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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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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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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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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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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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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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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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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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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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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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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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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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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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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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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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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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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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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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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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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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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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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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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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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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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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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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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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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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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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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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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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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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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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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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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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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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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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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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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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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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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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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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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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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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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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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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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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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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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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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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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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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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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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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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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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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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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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１可以发现，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呈现两个基本态势：一是热点突出。毛泽东的“超凡的个人魅力”、“革命”思想以及“影响力”成为国外学者话语体系中最为关切的内容。二是“多面开花”。毛泽东对“社会”“文化”“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以及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宣传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国家观等都被国外学者纳入研究视野。
二、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议题
近五年国外学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议题十分广泛，不仅涉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政治思想、国际影响等内容，而且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军事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成为国外学者持续研究的重要对象。
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研究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阿敏达·史密斯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一文中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它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掌握并验证关于物质和社会现实的真理，进而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策略，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杰曼·霍斯顿认为，朱熹重视“心”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使得毛泽东同样强调个人的意识和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新儒家关于“学以致用”“中”与“和”的思想有助于毛泽东理解实践和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毛泽东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相呼应，这些新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丰富元素被毛泽东吸收并“用以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争取人权和民主化的持续斗争”。
圣保罗联邦大学的若昂·吉列尔梅·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斯在《毛泽东的方法论贡献：苏联国家批判笔记》中指出，毛泽东的方法论注重从内部矛盾出发解释社会现象，强调内因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建立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读之上，并且为理解苏维埃国家提供了新的视角。
２．“两论”研究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托马斯·比德韦尔在《矛盾论与主体论思想——金日成和毛泽东因社会政治条件而对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改造》中认为：“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十分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并将“矛盾”作为哲学的核心概念，以此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矛盾论》可视为毛泽东对辩证法贡献的顶峰”。
德鲁夫·贾恩在《毛泽东（1893—1976）》中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他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若因他的曲折探索而忽略他的理论贡献和持久影响是错误的，正是毛泽东及其政治思想的复杂程度，使得毛泽东及其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莱顿大学的贝尔坎特·伊萨耶夫在《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翻译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始思想“创造性翻译”到中国语境中的过程，不仅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动态适应和本土化，还使其能够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发挥作用。
东京大学的中兼和津次强调，毛泽东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而“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两论”不仅是“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个途径”，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把重要钥匙”。
（二）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文化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国外学者不仅分析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政策，还对毛泽东宣传思想以及一些重要文本进行了研究。
（１）意识形态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贾夫龙·阿卜杜齐莫夫在《毛泽东意识形态政策》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构成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政策的基石；实践的重要性被毛泽东高度重视，并运用于社会变革当中；毛泽东重视教育和意识的概念，并强调教育是实现社会变革必不可少的途径。此外，他还阐释了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意识形态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应用。
（２）宣传思想和政策问题。英国公开大学的艾米·简·巴恩斯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哈里特·埃文斯在《中国宣传海报中的革命英雄》《大英图书馆展出的中国宣传海报》《中国宣传海报》等文章中指出，宣传海报不仅是传播毛泽东意识形态政策的重要工具，还具有塑造革命英雄形象和激发群众革命热情的价值功效，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和动员作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加拿大历史学家齐慕实在《中国的导向性公共领域——毛时代宣传国家的历史视角》一文中强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的宣传政策是十分有价值的，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体系及其赖以运作的基本意识形态——整风学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对悠久的治国传统所做贡献的一部分。”
（３）重要文本研究。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宇野木洋在《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参照系讨论》中探讨了文艺政策在中国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体现。文章指出，尽管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毛泽东时代和新时代的文艺政策都强调文艺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都坚持政治标准的优先性，都倡导文艺创作者深入了解并表达“工农兵”的现实和需求。尼赫鲁大学的萨巴里·密特拉则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依托，在《新文化的形成——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与艺术》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强调艺术和文学应当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需求，他的文艺政策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认为艺术应当为政治服务，号召通过艺术作品激励人民为革命事业奋斗。
（三）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政治思想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话题。近几年来国外就下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１）正义感。乌兹别克斯坦的贾夫隆·阿卜达齐莫夫指出，毛泽东政治思想“不仅有趣、有分量，而且与现实世界相称，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感是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唯一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素，他始终关注的是什么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这种正义感不仅是毛泽东政治活动的驱动力，也是实行政治政策和决策的基础。
（２）“继续革命论”。日本学者金承熙在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写的《再论“继续革命论”》中指出，“‘继续革命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新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毛泽东这一思想“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推进革命、处理阶级矛盾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需要；中共二十大将‘自我革命’定义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党保持进步性、进行防腐拒变的需要，从理论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核心，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丰富与发展”。
（３）统一战线。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伊曼纽尔·乔达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胜的法宝》中认为，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强化了党的统一性和战斗力，展示了其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策略运用能力。广岛大学的水羽信男则详细分析了毛泽东在1935—1937年的统一战线策略，并指出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向和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吉尔斯·吉厄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资产阶级（1949—）：从联合到抑制再到当代相互依存》中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他认为，现代中国在延续毛泽东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这一政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通过合作和支持来确保私营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目标一致。
（４）新民主主义理论。京都大学江田憲治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如何确立的？——以中共中央的“五四”纪念论述和国共关系为线索》中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复杂且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不仅反映了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还融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视角，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划时代的理论贡献。
（四）毛泽东国际影响研究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国际影响的研究集中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以及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无数争取自由与正义运动的热情。
（１）对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的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全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去殖民化历史》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全球反殖民运动中重要政治力量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鼓舞了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洪轩等学者在《“已取得成就的继承者”：D.N.艾迪特、印尼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1950—1965年》中强调，艾迪特策略的成功归因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有效本土化和创新应用。印度布尔达万大学的斯瓦吉特·高什在《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从纳萨尔主义到毛泽东主义》中指出，纳萨尔派运动深受“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及其对党的领导的重视等观点被印度毛派广泛采纳，他们使用这些策略来增强地位扩大影响。
（２）对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影响。英国诺丁汉大学乔·帕特曼在《毛泽东、中国与黑人解放》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坚决支持美国黑人为种族平等和自由而进行解放斗争的“光辉的榜样”；中国坚定不移地秉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立场根植于“毛泽东的革命国际主义”。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毛泽东思想、反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以中国和黑豹党为例》中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为“组织和个人如何参与全球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提供指导”，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为被压迫者提供了一种“将反种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新颖的革命方式。
（五）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近五年国外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探讨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学说、对美苏政策以及文化外交等问题，取得了一定进展。
（１）国家安全。罗马尼亚科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卢西安·杜米特雷斯库在《中国安全理论的变化与延续：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指出，毛泽东国家安全学说的核心是“和平共处”“独立自主”“反帝反霸”，这些核心内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增强了中国在军事、体制和经济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够在苏联和美国的对抗之中保持独立。此外，作者还细致分析了中国安全理念从集中于国内发展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显著变化。作者认为，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政策在反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同时在全球化参与、经济外交、多边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以适应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
（２）美苏关系。苏丹阿古斯·鲁斯塔曼等人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和关系》中指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强调反帝反霸，既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威胁进行防范，又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保持警惕。这些政策不仅塑造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为后来的中国外交策略奠定了基础。
（３）文化外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高尔韦在《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文化外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转向》中，通过聚焦中国与墨西哥、加纳等国之间的文化外交模式，揭示了文化交流、派遣文艺团体出访在毛泽东时代推动中外友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毛主席语录》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有力地支持了全球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作者还认为，“今天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一带一路’等，往往是建立在早期文化外交的经验之上，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六）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毛泽东作为举世闻名的军事家，他创造的一系列军事思想，包括战略战术原则，迄今仍对国外学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１）人民战争策略。俄罗斯安德烈·科瓦列夫在《毛泽东和人民战争策略：历史教训》一文中揭示了毛泽东如何巧妙地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文化遗产，制定出有效的人民战争战略，使得中国共产党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最终夺取政权。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甚至可能是20世纪历史上最出色的战略家。作者坦言，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著作，至今仍具有革命潜力和社会文化意义，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弘扬”。
（２）革命战争策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佩恩在《毛泽东与嵌套战争策略》中指出，毛泽东将中国的战略困境分为三层：1911—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毛泽东在不同的战争层次采取不同的战略，利用各个阶级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在每个战争阶段占据优势。佩恩认为，毛泽东的嵌套战争策略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也不断扩大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３）毛泽东军事伦理思想。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萨姆纳·特维斯在《毛泽东的战争伦理（1927—1949）》中指出，毛泽东区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并将正义战争理论应用到军事行动当中去，他的军事策略包括军民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禁止虐待士兵、公平对待战俘和保护民众财产等。毛泽东强调军事指挥官拥有勇敢、智慧和审慎等道德品质对军事行动成功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毛泽东在极端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了一个既符合军事效能又能体现高道德标准的战争伦理体系。
三、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征
从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在研究的论题、方法领域，还是在新的问题场域的拓展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一）论题广泛
通过梳理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逻辑路径。首先是宏观研究，其着力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整体逻辑的研究，主要探讨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史、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等问题，力图从整体上勾画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肖像。其次是中观研究，其专注于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诸如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进行研究。最后是微观研究，这类研究是对中观研究对象或问题的进一步具体化，成果最多。诸如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两论”、人民战争、妇女解放、生态治理、情感治理、宣传教育思想、语言风格以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等论题都被纳入研究和讨论的范畴。甚至还有学者独辟蹊径，以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公司为例，研究毛泽东思想对当代跨国公司组织文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后，国外学者更为关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二）研究方法多元
近五年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方法和视角有了一定进步。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除了国外学者常用的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得到积极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波兰的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采用计量文体学这一新颖方法研究为什么毛泽东的语言会对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中国的日常用语。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通过多个模型对《毛泽东选集》与张爱玲、莫言文学作品中词汇的“困惑度”“系统性”“特色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毛泽东的语言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以及更突出政治术语和集体主义等风格有关。从研究视角来看，“全球化”视角继续得到重视。像埃文斯就指出，只有从全球去殖民化历史角度出发，才能重新评估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三）出现新的理论增长点
2020年以来，毛泽东在新时代的价值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理论话题。在两者关系问题上，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学者认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自我革命论”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丰富和发展外，福特汉姆大学的安妮·伊丽莎白·韦斯顿还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等在习近平的执政中得到了延续。即使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也脱胎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遗产。有学者讨论了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情感治理模式之异同，毛泽东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系，并指出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理论，强调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创造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优秀作品。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治理方面政策和实践的演变，分析了毛泽东与习近平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性。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问题，捷克共和国国际事务协会观察员菲利普·塞博克在《为什么革命领袖“永远活着”？》中指出：“毛泽东思想被视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毛泽东确实永垂不朽。”还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遗产在当代仍可感受到”。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影响：其一，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其二，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这些研究成果较好地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对于驳斥国外存在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有着重要导向作用。
（四）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现象
虽然国外多数学者能秉持比较理性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状况。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迎合政治需要，打着“再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幌子故意抹黑、污蔑毛泽东形象，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特别是以往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得到彻底清算，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和失真的情况时有发生。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整体上立足于勾画毛泽东正面肖像的成果中，也掺杂着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成果虽然结论有误，但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学习。这就需要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仔细甄别，既不能因为其中的糟粕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囫囵吞枣不加取舍地全盘照收，只能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加以批判性借鉴和吸收。
四、结语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使得他成为一定条件下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晴雨表”和“参照系”，毛泽东研究在当代中国甚至构成了政治权力话语建构与反建构争夺的核心场域，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也关乎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在此意义上，国外学者眼中的毛泽东肖像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形象，帮助更多国外民众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大问题。因而，一方面，要自觉借鉴国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科学建构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具体成绩以及深远意义”，不断挖掘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价值，在国内讲好毛泽东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与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学术研究共同体。如国外学者埃文斯主张应当建立一个毛泽东研究的跨国互动的动态网络，揭示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化应用和本土化实践。我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研究力量，针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错误言论，及时发声，勇于发声，敢于发声，共同维护毛泽东的国际形象。
作者简介：王振民，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雨潇，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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