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臣：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深刻剖析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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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臣：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深刻剖析
2023-08-08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找寻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各种社会力量前赴后继，各种方案轮番出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学习欧美国家，主张走“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尽管这些主张和方案具体提法和表述不完全一样，但本质都是要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社会之路”，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屡次被实践证明在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的前途只有一条正道，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为什么中国没有也不能走向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有很多相关论述和剖析。本文拟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和剖析为基础，专门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帝国主义不容许”，就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依据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与交通网，控制中国的海关与内外贸易，以便向中国大量销售它们的工业品；在中国开办各种轻重工业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资源，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排挤与打压，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在中国开设银行，强迫借贷，垄断中国的金融与财政，以便在金融与财政上堵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扶植在中国的代理人，包括培育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及将中国的封建势力改造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向中国的反动政权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大量军火，甚至直接出兵，扼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近代以来，每当中国人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目标努力时，帝国主义必然会予以干涉，直至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为止。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就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职位，窃取了胜利果实。不可否认，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侵蚀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冲击了中国的封建主义经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些现实条件。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帝国主义不容许”。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完全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不仅会丧失在中国已经获得的特权与市场，而且会面临一个同自己竞争的强有力对手，这必然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列宁就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帝国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外大肆侵略扩张、剥夺他国发展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是濒临死亡的，就更加需要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例指出，日本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它就更加依赖中国，要倾其全力来武装占领中国，把中国变为它完全的殖民地，这就彻底剥夺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所以，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社会主义不容许”中国走“资本主义社会之路”，是毛泽东深入剖析中国革命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的起点。这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随着自身力量逐渐增强，也“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就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即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即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同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它在时代背景上已经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根本区别，它已经成为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不仅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扶助，而且获得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前途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他指出，资本主义是向下低落而日趋衰亡的，社会主义是向上高涨而日渐兴盛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当时的苏联就代表着社会主义力量。苏联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去领导和帮助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斗争。1937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人。当谈到“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在国际环境上，“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就是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支持。得益于这些援助和支持，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可以避免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走出一条与之完全不同的新路，也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新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一方面对农民阶级施加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与文化奴役，另一方面对外勾结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帮凶。因此，这一阶级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其中的大地主阶级，更是坚定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与大地主阶级一样，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他们一方面和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被其豢养的阶级，因而是一个带有浓厚买办性质的阶级。对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他们占有着规模极其巨大的经济资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对于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总是结成反革命联盟，联合起来扼杀中国的民主革命。例如，在大革命后期，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就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结成反革命联盟，疯狂抢夺革命果实，残酷镇压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牢牢控制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统治权。毛泽东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的反革命联盟，一直是“以封建的、买办的、垄断的方法剥削劳动人民，并压迫、损害或限制自由资产阶级”。因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就是他们直接的政治代表。他们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政策，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们宣扬“民族至上”，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宣扬“国家至上”，实际上“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他们宣扬发展经济，实际上则是在“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他们宣扬推进“民主”，实际上则是“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他们宣扬建立“近代国家”，实际上则是“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发展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民族资产阶级曾幻想国民党政府能够发展资本主义，幻想蒋介石能够成为中国的“基马尔”，因而转身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结果却让他们完全失望。蒋介石没有成为中国的“基马尔”，国民党政权也没有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政权，而是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维持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毛泽东指出：“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心存幻想，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表示怀疑，因此站在两者之间，鼓吹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新方案，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进而使中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独立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这个方案迅速破产。1947年12月，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这就进一步证明，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的。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 “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首先源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过于弱小。19世纪 60至 70年代开始，得益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也得益于洋务运动的刺激，一部分旧商人与地主开始投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19世纪末 20世纪初，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了一次新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仍然十分弱小，而且这种状况在后来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到了90%左右，而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到10%左右。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又控制着最大和最主要的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可见，在整个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经济力量过于弱小的状况，养成了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源于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民众，不敢发动民众和依靠民众。孙中山就曾主张“平均地权”“扶助工农”和“唤起民众”，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民众发动起来、觉悟起来以后，革命会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从未将上述主张切实付诸实施。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缺少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原因就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不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因而畏惧民众力量壮大之后与其争利。1939年5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关键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自己的力量之所以太弱，“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民众，不敢发动民众和依靠民众，决定了这一阶级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这一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毛泽东就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具体来讲，一方面，因为他们软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就敢于压迫他们，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有矛盾，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积极性，在一定的阶段可以和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一起组成联合阵线。例如，他们曾经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领导者，发挥了领导作用；在其他革命斗争如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则是参与力量。这是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软弱，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即便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有时甚至会背叛革命，充当反革命的帮凶。这是他们革命不彻底的一面，或“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的一面。例如在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时参加了革命，但是后来他们又投靠了反革命。与两重性特点相联系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特点。毛泽东指出：“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他列举了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里的中间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一方面站在革命的立场要求国民党“给”，一方面又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要求共产党“出”，他们就在两者之间动摇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这样，他们就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成功，不可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指出：“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决定性因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能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自身特点决定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尤其是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开办的工厂。19世纪60至70年代，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中，无产阶级力量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资格更老，力量也更大。除了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无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富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等一般优点外，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一些特殊优点。毛泽东将这些特殊优点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其严重程度与残酷程度世界罕见，因而中国无产阶级有着坚决与彻底的革命性；二是在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久，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实践，因而是中国社会中最有觉悟的阶级；三是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因而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保持着天然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联盟。这些特殊优点说明，无产阶级是中国最革命、最先进、最有群众基础的阶级。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并由此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样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逐步由民族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来实现的。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凭借着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事实也的确如此，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参与和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从而使得这个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重大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斗争，虽然历经挫折，但仍然保持了革命的坚定性与持续性；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并始终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力量，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指出：“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步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分两步的，“头一步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进行第二步的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前一个革命的任务完成了，才能去进行后一个革命。但是，“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同样，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前途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之问。效仿西方、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一度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之路”方案在不同历史时期屡次改头换面，但最终都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行不通”的原因有很多种，既有来自帝国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外部因素，也有来自国内阶级力量方面的内部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综合多种因素，究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客观条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限制和决定了中国既不可能亦步亦趋走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不可能效仿俄国直接跃升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二是缺乏主观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之路”的主要提出者——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根本无力实现其所提出的政治设想，没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赢得最终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此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既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之路”的彻底失败，也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的论述和剖析，深刻分析和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本质，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其中的内在逻辑，深刻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的文献”，原刊于《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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