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位制造业企业家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的复杂心态——既渴望得到支持，又时刻提防“越界”——映射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期政商关系的深层矛盾。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议时首次提出“亲”和“清”二字，为政商关系树立了新的标尺：“亲”意味着政府应坦诚高效地服务企业，而“清”则界定了清正廉洁的底线。
这一提法宛如一把锐利的解剖刀，精确剖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六年后，当“亲清政商关系”被总书记纳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项重大举措之一，其意涵已从简单的理念宣扬发展为具体而深入的制度性纲领。
在“亲而不清”的暗通款曲与“清而不亲”的形同陌路之间，隐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的必经之路。
一、理论溯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亲清”之必要性
政商关系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官商互动，而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交融的敏感节点。民营经济在贡献税收、GDP和就业的比重逐年攀升的当下，其健康与否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
“亲清”理念的出现，是对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深刻洞察和回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它反映了两个层面的必然趋势：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自发调整
改革开放释放了民营经济的巨大潜能，使其从小规模的“补充”成长为“重要一环”。特别是当民营科技企业在创新浪潮中奋勇前行，它们必然要求在资源分配和市场准入等方面享有公平待遇——这是生产力进步驱动生产关系自我革新的生动体现。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态衡
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写入国家战略，政府角色亟需从直接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习近平所强调的“坚决消除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屏障”，正是通过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来确保上层建筑能够有效促进而非阻碍经济发展。
确立“亲清”政商关系，本质上是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政商模式的一种超越。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权力与资本交织模式之下，诸如枪支管制等社会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陷入政治僵局。
然而，在以人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商关系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相互尊重、适度交往”，既防范权钱交易，也避免不作为现象，从而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局面。
二、现实镜鉴：两种变质的政商关系代价
尽管理论光辉灿烂，但在现实中却往往面临阴影的侵蚀。“亲而不清”与“清而不亲”如同两个危险极端，逐步腐蚀着经济发展的根基。
贵州的反腐风暴中，黔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绍峰、六盘水市委原常委付国祥等人的堕落，揭露了政商勾结的黑暗面。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真相：权力和资本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利益链条：官员将手中的审批权和监管权变成了交易的筹码，而商人则以金钱为媒介，获取珍贵的资源——最终两者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更为隐匿的是“清而不亲”的模式，这种体制性的冷漠表现为一种无形的隔阂。例如，某县工业园区对企业50万元的补贴拖延不发，表面上似乎是财政困难所致，但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服务意识的匮乏。更有甚者，一些执法者滥用职权，借“合法”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将本应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两种异化的政商关系有着相似的后果：
“亲而不清” 导致系统性的腐败现象，据2025年上半年贵州的数据显示，破坏营商环境的问题高达1345起。
“清而不亲”则造成了企业活动的僵化和停滞，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以及政策落地方面遭遇重重障碍。
当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执法部门频繁出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的情况时，总书记提出的公平竞争、同等保护的原则就变成了空洞的口号。政商关系的扭曲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最终还会抑制整个经济体内部的创新精神和成长潜力。
三、 实践突破：地方创新的破冰尝试
当三亚的企业能够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直接预约政府官员，当贵州省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营商环境观测点收集企业和群众的反馈信息，一系列旨在重塑政商生态的实践尝试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展开。
三亚市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是服务型政府的典范：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并快速响应解决问题截至2025年初已处理各类问题多达667个实现98.8%的高办结率
“涉企活动监测系统”的实施为企业提供了一道防护盾牌，防止行政部门进行重复或无效的检查
政策的实施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的企业主动申请政策优惠到现在的“免申请即可享受”福利模式在崖州湾科学城等科技园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实现了人才住房补贴的无缝对接
这些创新举措直面企业关切，用坚实的制度框架确保了“既要有担当精神又不偏离轨道”的经营环境。
与此同时，在贵州省也展开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动：
省纪委监委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整治清单，集中整治那些妨碍正常市场竞争的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作风
设立了行贿犯罪的，“黑名单”制度加大了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32名涉案人员被严肃处理
同时探索实施领导干部干预重大项目时的记录制度以期从决策源头上限制权力滥用现象的发生
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同样注重扫除障碍清除隐形的市场准入壁垒落实最惠国待遇原则；建立了高层领导与企业家的直接对话平台建立起一套高效的问题解决闭环系统；并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如核电、航天等重要领域的建设中来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垄断格局。
这些具体的地方做法不仅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亲”和“清”二者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操作可行性的深刻见解而且有力地展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画卷：在法治的基础上确保政策的透明执行和公正对待每个市场主体。
如今，在海南三亚的崖州湾科技城企业经营者们已经习惯了不必繁琐的申请程序就能直接受益的政策便利条件下的经营运作模式；而在贵州从事工程建设领域的承包商们则因能在网上即时查看到每一场公共资源交易的过程和结果而对政府的公开透明赞不绝口。
随着“营商专员”制度的逐步完善取代以往那种单纯依赖“上级领导的青睐和支持”，再加上明确界定的“法规约束范围”大大削减了不合理的隐性规则的空间一种全新的政商文明模式正日益在中国大地上崭露头角并且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亲而又清”的管理智慧不但有效地规避了欧美游说团体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局限性束缚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走得更加坚定而且步伐稳健。
可以说这正是向全世界展示的中国方案：真正的健康积极的政商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表面上的疏离而是指在携手共进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基于明确共同规则的共生共荣体系。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