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抗战时期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处理党和人民政府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更是他工作日程上的突出内容。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的文章，关于处理公私关系，有的直接放在标题上，如《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使用资方人员》;有的虽在标题上看不出来，但有关内容也涉及处理公私关系。陈云处理公私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对主义与方法、计划与市场、公方与私方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上。
一、主义与方法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他挑起这副担子后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好财经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一个观点给了他深刻的启发和重大影响，这就是陈云作《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时所引用的观点：“李副主席讲：‘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可以采用资产阶级的’。”当时，陈云要求财经工作干部：“我们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同时也会做生意。”这里共产党与商人的关系是主义与方法关系的另一种表达，都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结。主义、共产党有其特殊性，但方法、商人从做经济工作的角度看有其普遍性。
陈云指出：“在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在商人这一点上，我们要弄通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弄通做生意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其二，“我们要认识商品，懂得行情”。认识商品就是在使用价值上要识货，能识别商品的真假和质量的好坏。懂得行情，就是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上懂得商品的销路和价格涨跌的情况。其三，“我们要认识商人，要能够把这些人拉着”，以便扩大商业渠道。“做生意愈看得远愈好，货物周转得愈快愈好”。其四，“要会打算盘”，“要能写能算”。“在共产党这一点上”，陈云强调的是主义、立场的特殊性。“在商人这一点上”，陈云阐明的是共产党商人和资本家商人在市场经济方法上有普遍性的一面。
是不是所有资本家商人都精通市场经济的方法?陈云认为资本家中少数有大少爷作风的人是没本领的人，是不精通市场经济方法的，而戴瓜皮帽、拿水烟袋思考战略问题的资本家是精于市场经济方法的。陈云指出：“资本家中间是不是也有没本领的人?肯定有。资本家中有大少爷，靠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吃饭，但这种人是少数。”陈云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反对大少爷作风，要精通业务”，要反对“大手大脚，不在乎”的“大少爷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求向大老板商人学习，商品没有销路不收进来，不好不要。陈云批评边区做贸易工作的，“责任心太差，和商人比起来差得太远，因为老板不是自己，吃亏是公家的，不在乎”，“还有，商人运东西，要预备一块油布，下雨就遮上。我们的同志下雨也不管，还在睡觉，东西放在露天里，下雨不遮油布，损失很大。”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提出不能像大少爷那样做经济工作，而要向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旧商人学习按经济原则办经济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指出：“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账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批评忽视市场调节的一个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报告，左为刘少奇
陈云所讲的主义与方法的关系，是从经济工作上讲的。按经济原则办经济的方法，共产党人可以也需要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但共产党人的主义和这种学习的出发点与私人资本家是不同的，陈云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与主义分开呢?陈云认为，实事求是的方法与马列主义的立场是不能分的，他指出：“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正因为如此，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重视“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从《资本论》出发，不从外国出发，“我们要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
二、计划与市场
向私人资本家学习按经济原则办经济的方法，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市场经济的方法。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要求财经干部认识“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可以说陈云从做财经工作第一天起就重视“市场规律”。20世纪30年代初，陈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主持中央特科工作，“开铺子做买卖”，既发挥了隐蔽作用，又取得了经济来源，被共产国际代表称赞“这个人不简单”。那时陈云已懂得了市场规律。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边区急缺的是棉花，大量出产而富余的是食盐。他重视按市场规律办事，实现了棉花按有利于边区的价格进口和食盐按高价旺销。当时边区受国民党经济封锁进口棉花不容易。关中地区棉花上市时，每百斤国民党出1.1万元买，陈云计算后就出2.8万元去买，结果关中的棉花都流到边区，等到国民党提四倍的价购买时却买不到棉花了。当时，陈云说：“能预先了解商情，就能采取主动。”购棉的胜利，是掌握市场规律并按这个规律办事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依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行了计划经济的管理。陈云在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既体验到计划经济有克服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处，也看到了不关心产品质量、货不对路、缺少灵活性和利润观念、忽视价值规律的弊端。陈云及时提出：“现在应该来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范围内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在大范围内不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在大范围内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有不合理之处。我们要做到既在大范围内合理，又在小范围内合理。”后来，他又解释资本主义小范围内合理，指“每个资本家管理生产却有它合理的地方”，“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货’”。陈云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大小生产一律纳入计划”。“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陈云主张“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陈云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着中国共产党一直寻找着走与苏联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并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主席台右起：彭德怀、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彭真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3月，陈云撰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阐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提出来的，“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认为忽视市场调节，使宏观管理该严的不严，该宽的不宽;“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陈云运用“市场经济”概念，提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这些意见和观点，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后来，陈云批评了只讲市场不讲计划、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赞成黄克诚提出的鸟笼关系的比喻，指出：“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1988年10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这对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79年，陈云在上海
三、公方与私方
主义与方法的关系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同公方与私方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毛泽东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解放战争时期，保护私人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济政策之一。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形成了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通过保护私人工商业，处理好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陈云重视采纳李鼎铭的“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可以采用资产阶级的”，是例证之一。新中国是通过公私兼顾、公私合营和对民族资本采取赎买的办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陈云主持这项工作时，重视采取赎买的做法，而非苏联的剥夺资本的做法。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陈云提出要使用资方人员参加管理，发挥私人资本家经营管理的长处。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陈云提出在公方为主的条件下，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生产和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这就是要发挥公方和私方两个方面的长处，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1956年1月25日，陈云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及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
陈云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者：第一，在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过程中，私人工商业者有其历史进步性和对人民有利的作用。陈云指出：“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第二，工业资本家对促进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进步的积极作用。陈云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公私兼顾”政策的引领下，“我国大部分日用消费品是私营工厂生产的，解放以来，就许多方面说，它们是处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第三，商业资本家有商业经营管理的长处和经验，这些长处和经验，对国家是有用的。陈云概括商业资本家的长处：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会运输保管;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第四，在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过程中，私人工商业者是值得珍视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时90%的人是文盲，“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是我国文化比较高的一个阶级”。他们的文化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是国家建设的一笔财富，国家应该运用好这笔财富。陈云说：“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陈云还说：“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如果解放后资产阶级的工程师都不干了，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陈云提出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知识看成是民族遗产，“吸收这些有用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
中共二十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学习和研究陈云关于主义与方法、计划与市场、公方与私方关系的观点，对加深认识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有重要意义。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百年潮》2025年第7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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