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抗日反蒋和逼蒋抗日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做出的战略决策——批判杨奎松国际决定论

 

 

杨奎松认为：“中共抗日反蒋的方针，或者把日寇与蒋介石等量齐观的做法，其实最初正是来自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它坚持贯彻这一策略方针，乃情理中之事。但是，当共产国际政策改变了之后，中共中央必须立即随之而变，开始执行新的方针，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8月16日，刚一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中共中央就马上作出决定:‘今后一切宣传应以联红抗日为中心，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与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自由，而反对和揭露每一妥协欺骗和投降的具体步骤，宣传南京内部分化与蒋系左派找我的事实。’”（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抗日反蒋”来自共产国际，中共决定取消“抗日反蒋”方针也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实际上，大量史料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最早提出抗日反蒋的是毛主席，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也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做出的战略决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

 

笔者今日凌晨发文时引用过的原始档案资料——共产国际1929年指示信足以证明，反“围剿”时期，共产国际是反对中共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的中共中央接受这一错误指示，为后来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们否定毛主席联合蔡廷锴、蒋光鼐抗日反蒋并利用福建事变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正确建议埋下了祸根。1934年4月下旬，毛主席就说：“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面对中日矛盾激化，毛主席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在毛主席看来，由于中日矛盾激化，中共的最大目标是不打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任何中国人、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中国人一致对外。正是因为蒋介石非要打中国的、革命的、人民的力量而对抗日并无积极表示甚至做出了严重卖国行为，我们才必须反蒋。毛主席是最早提出联合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最早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共产党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后来对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也有所纠正。所以，后来王明管理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经在1935年发表过抗日反蒋的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管理着《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该报就曾刊载过一份中共宣言，第一次公开称蒋介石为‘蒋总司令’，称蒋系军队为‘蒋总司令的军队’”（杨冬权：《抗战旗帜毛泽东》，第260页。）但是，由于当时蒋介石集团仍然无明确抗日表示而且以“剿共”为中心，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政治方针。据王明和蒋介石代表邓文仪的谈话记载，王明表示：“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公开表示,尽管蒋介石对人民和国家犯了无数罪行,但如果他真的调转枪口对准日本,我们会给他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共同抗日。”“不过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对我们的建议的任何具体答复。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表明蒋介石真的想抗日。因此我们的许多同志不相信南京政府真的想同日本作斗争，你们能用什么来证明,蒋介石真诚地想同日本作斗争呢?”（《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90页。）当邓文仪为蒋介石辩护时，王明指出：“但事实表明,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反共，而同日本作斗争至今还只是空话。”（《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90页。）王明对邓文仪的回答，表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抗日反蒋的态度。

 

蒋介石派邓文仪在苏联与中共驻苏联代表团交流，实质上就是在试探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商议国共关系问题。但是，王明表示：“我以为,这会使谈判复杂化,因为如果我们从这里提出一些具体条件,而苏区又提出另外一些条件,那么南京政府就会收到两种不同的谈判条件。这对南京政府和对我们党都不好办，因为如果两种条件之间有很大差别，这就会使我们的谈判遇到困难。因此最好是干脆让南京政府提出自己的条件,由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条件,在这两种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97-98页。）可见，是否联合国民党集团、怎样处理国共关系，决定权在中共自己、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共中央，而不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早在1936年1月25日，毛主席就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干部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6年，四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毛泽东传》：《第17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确确实实，蒋介石不仅没有明确抗日表示却有大量卖国行为，并以“剿共”为其中心工作之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的加剧和中共愿意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积极态度占据了全国政治道义的制高点，为了对付日本以维护英美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道义方面争取主动，蒋介石政府也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对于日本和我们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王明管理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发的称蒋介石为“蒋总司令”的文章并不是蒋介石态度转变的主要因素，中共1935年11月提出的“抗日反蒋，孤立少数”十大救国纲领给蒋介石带来的社会政治压力、中共反“围剿”的辉煌战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才是蒋介石不得不转变态度的主要因素。

 

为了维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社会统治、争取政治道义上的主动地位、缓解舆论压力、应付越来越激烈的中日矛盾，蒋介石不得不于1936年2月27日派密使董健吾到陕北。3月4日，还在亲自具体指挥东征之战的毛主席致电秦邦宪，要求他向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毛泽东传》：《第17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当国民党迫于社会政治道义压力而不得不希望与中共和谈的时候，毛主席第一时间表示了欢迎，展现了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无比的积极态度。1936年5月5日，毛主席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指出：“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毛泽东文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并未恢复，这完全是中共中央自己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

 

 

中共中央何时开始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36年6月16日，中央书记处终于在陕北瓦窑堡用张浩带回的电码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电报，汇报了国内形势和党内情况。电报最后写道：‘你们派出的人，林仲丹12月(应为11月-引者)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即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6人,余1人及电台现尚在民团手中。’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称:‘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张浩传》，第136页。）在此之前，中共没有大功率电台，在没有任何国际指示的情况下，忙于以战争创造生存条件的中共中央就很早独立自主的做出了在蒋有抗日动机情况下联蒋抗日的战略决策。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罗列出这些事实。第一，毛主席最早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代表性事件就是1933年毛主席对福建事变的正确态度，但是被坚持共产国际“左”倾指示的早期中共中央拒绝。第二，毛主席早在1934年4月下旬就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比王明管理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1935年“八一宣言”还要早。蒋介石无抗日积极表示而且以反共为重点，毛主席才必须提出和坚持抗日反蒋。第三，1935年12月王明发表在救国时报的文章只是强调了如果蒋介石愿意抗日则对其联合的态度，并没有否定在蒋介石无抗日表示而且疯狂“剿共”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反蒋”。第四，由于中共1935年11月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压力，使反动卖国热衷“剿共”的蒋介石集团在社会政治舆论中陷入了严重被动，加之日本侵华形势加剧，为了争取社会政治道义上的主动地位、避免国民党反动集团在政治道义上彻底扫地而走向孤立并失去统治基础，出于实质上战略利益需求，蒋介石集团才不得不主动找中共商议和谈抗日的问题。第五，面对蒋介石集团态度的转变，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欢迎，在和共产国际还没有恢复联系的情况下就独立自主决定了联蒋抗日。

 

综上所述，毛主席提出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最早、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最早、制定的抗日反蒋政策取得了重大战略胜利、独立自主的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联蒋抗日的战略决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干预，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作者：铁穆臻    来源：“马列毛主义者”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