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敏丨赤岭少年与教育公平之问：一个文明存续的现代启示

2024年3月22日，南海的汹涌浪涛，将一则扣人心弦的现代生存传奇推至世界眼前。彼时，10岁的赤岭少年阿亮于三亚海域成功获救。这位黎族男孩，在高达6级的风浪中，独自在海上顽强生存了26小时之久。他的这段不凡经历，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最为本真的生存智慧，更如同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在无意间重重敲响了当代教育的大门。这场动人心魄的海上冒险恰似一面精巧的棱镜，清晰折射出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在物质丰富、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人类是否正悄然遗失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

这位来自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小海娃”，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小手，生动诠释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教育哲学。当城市里的同龄孩子沉浸在电子设备的虚拟世界时，阿亮早已熟练掌握了辨识潮汐规律、熟练驾船捕鱼的生存技能；当都市孩童的周末被各类补习班填满，他却正攀爬上椰树，采摘果实以贴补家用。在这场意外漂流中，他所展现出的沉着与冷静，正是源自日复一日与大自然的真切交流。获救后，网络上掀起一阵狂欢，阿亮被PS成“杰克船长”“魔童哪吒”“悟空渡海学艺”等各式各样的表情包。在这些表情包的背后，实则隐藏着现代人对原始生命力的深切追慕与向往。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动物界，残酷的生存环境常常能激发出动物超乎寻常的智慧与生存本能。人类虽在智力上远超动物，然而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人们长时间在校园中学习，所接受的大多是应试教育，过度侧重于书面知识的考试成绩，却忽视了实践能力的锻炼。再加上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达，网络搜索与AI应用的便捷，使得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答案，从而跳过了学习与锻炼的过程，宛如被精心呵护在温室中的娇嫩花朵，生存本领和技能因此就逐渐退化。这，正是大家对阿亮心生羡慕，以及他能获得全球关注和国内三大媒体报道的根本缘由。

就在阿亮的故事在全球引发广泛热议之时，相距1700公里之外的长沙，正经历着一场教育领域的轩然大波。某单位为吸引高端人才，计划推出一项高层次人才子女免试入学的“绿色通道”政策。这一涉嫌破坏教育公平的政策一经曝光，瞬间在舆论场中掀起惊涛骇浪。从秦汉时期的军功制到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中国作为发明了考试文明的国度，此刻却面临着制度根基被撼动的严峻危机。

当下，中国教育深受“圈养模式”的影响，众多学子仿佛成为了温室里的柔弱花朵。倘若再对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加以破坏，那些享受特权的群体，便如同置身于恒温环境中的花朵，后果不堪设想。利益的固化极易引发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便极为重视公平公正。历朝历代，底层百姓之所以奋起抗争，正是渴望拥有公平公正的制度与平台，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也正因如此，中国诞生了军功制和科举制这两大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普通百姓得以凭借自身的军功或科举成绩，实现阶层甚至阶级的逆袭。这种打破利益固化、助力底层民众向上攀升的制度，使得中国成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然而如今，长沙某些单位为吸引高端人才，妄图打破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这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历史的回音在此时显得格外清晰。科举制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怀牒自列，逐级考选”所蕴含的公平内核，创造了长达1300年阶层流动的伟大奇迹。据《中国教育史》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群体中，出身平民家庭的人数占比高达42.3%。这种打破门阀垄断的选拔机制，犹如一条坚实的纽带，维系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使其成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活体文明。然而，当某些决策者试图以特权作为交换来吸引人才时，他们所撕裂的不仅仅是教育公平的底线，更是文明得以赓续传承的底层密码。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它需要具备充分的竞争机制，做到让有能力者脱颖而出，能力不足者不断奋进，确保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否则，社会便如同人体一般，一旦形成血栓、患上高血压，最终将走向僵化与固化，甚至面临崩溃的危险。我们并非否认引进高端人才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以牺牲未来发展活力作为代价，显然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吸引高端人才的方法众多，例如为他们提供当地户口、住房保障，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以及车辆等。然而，一些人既不愿投入这些资源，却又一心想留住人才，于是便打起了歪主意，试图破坏教育公平，让高端人才的子女能够免试享受优质教育。这样的口子一旦打开，其危害将如病毒般迅速蔓延，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高端人才的子女并非生来就必定优秀，后天的磨练对于个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先天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显著。“富不过三代”这一现象屡见不鲜，其主要原因在于优越的条件容易使人放纵自我，不愿刻苦锻炼自身能力。在面对主客观矛盾时，不是主动让主观去适应客观，而是妄图让客观环境来迎合主观意愿。如此一来，这些如同温室花朵般的个体，自然难以经受住现实风雨的严峻洗礼。古人早已深知“人间正道是沧桑”的道理，然而如今，部分既得利益者却贪图安逸，只想守着手中的“聚宝盆”，如同仓鼠般满足于现状，以至于闹出“何不食肉糜”这般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欧美一些如同巨婴般的政客，亦是如此。倘若优越的条件持续存在，人们便会在自我退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陷入历史周期律的困境无法自拔。

 

 

的确，不能让人们因条件的优渥而肆意放纵。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那些如巨婴般的人有可能利用文明的成果来反制文明，将整个世界搅得混乱不堪。例如，人们普遍担忧现代生物科技会走向畸形发展的道路，沦为某些人消灭种族和阶级的危险工具，从而破坏自然的生存法则。同时，人们也害怕既得利益者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力量，使底层百姓在社会中的地位愈发边缘化，最终成为无业可就的流浪汉。

阿亮的个人经历揭示了一个生物学上的重要真相：在适度压力的环境下，人类的潜能能够呈现出指数级的爆发。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所进行的“习得性无助”实验表明，那些完全规避挑战的个体，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出现系统性的衰退。这一现象与当代教育形成了残酷的对照——某省会城市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学生平均每日的户外活动时间竟然不足30分钟，高达70%的青少年甚至无法准确辨识基本的方位坐标。

这种“去自然化”的教育模式，正在催生一种新型的认知残疾。当AI能够在瞬间解开微积分难题，导航软件可以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时，人类的空间感知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等基础能力却在持续衰退。英国《自然》杂志的跟踪研究显示，1990年后出生的人群，其海马体体积相较于前代人缩小了8%，这与空间认知能力的集体衰退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阿亮的海上求生经历，恰如一剂及时的清醒剂，提醒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过程中那些被技术所替代的原始技能。

赤岭阿亮的漂流事件与长沙破坏教育公平制度的新闻，引发了我们对现代教育的深度思考，同时也让我们对伟人时代的教育理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伟人的引领下，通过团结和组织人民，充分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不断迈向胜利。在那个时代，没有“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鲜见巨婴般的个体，人们并非是温室中娇弱的花朵。彼时文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并未成为让人懈怠的温床。这是因为伟人让每个人都肩负起时代与社会赋予的重任，年轻人积极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人民群众的再教育，经受住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填平了极端落后与先进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的不懈奋斗、无私奉献与英勇牺牲，铸就了时代的脊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同时也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人才。

由此可见，艰难的条件往往能够激发人的巨大潜能。倘若没有伟人时代那一代人潜能的爆发，我们很难想象能够走出发展的低谷。如今，不少人感慨，当下的年轻人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已不像当年那辈人那般坚韧。然而，当下的条件又不足以让人不计成本地培养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整体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瓶颈状态，这种情况在教育领域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阿亮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让人们切实体会生活的不易与艰难，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使其得到充分的锻炼。因此，开展艰苦朴素教育意义非凡，适当设置苛刻的条件能够更好地锻炼人。古人治理黄河时，通过收窄河道，集中水流来冲刷泥沙，从而有效地改善了泥沙堆积的问题。教育亦是如此，当问题堆积如山时，就需要收缩“河道”，即确保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让优秀的人才引领大家共同进步。

长沙事件所引发的公众愤怒，本质上是对文明基石的坚定捍卫。教育公平绝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源分配问题，它实则是文明得以存续的战略支点。北宋改革家范仲淹创设义学，明太祖诏令“科举取士，务在得人”，这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维持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活力。当代研究证实，教育代际流动系数每提高0.1，社会创新能力指数便会相应增长15%。

特权教育所引发的“血栓效应”具有极其致命的传导性。以美国“常春藤盟校”的传承录取制度（Legacy Admission）为例，这一制度导致精英阶层固化现象严重，其新生中来自全美前1%富裕家庭的比例竟高达38%。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平在中国绝无立足之地，因为我们的文明基因中深深镌刻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密码。任何破坏考试公平的举措，都是在动摇“奋斗改变命运”这一社会信仰的根基。

阿亮的生存奇迹与长沙的教育争议，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文明进步与生存本能之间寻求平衡？先人的智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启示。都江堰“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哲学，强调的是疏导与约束之间的动态平衡。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过度的保护就如同堰塞湖，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巨大危机；而适度的压力恰似束水攻沙，能够冲刷出深邃的成长河道。

这种教育哲学在当代仍有着鲜活的实践案例。芬兰将森林生存技能纳入必修课程，日本中小学广泛开展“30公里徒步”训练。这些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守护着文明进程中的原始生存智慧，因为他们深知：一个失去逆境应对能力的民族，即便拥有再高耸的科技大厦，也难以承受现实风雨的轻轻一击。

破解当前教育困局，需要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狭隘思维定式。人才引进与教育公平并非是一场零和博弈，关键在于制度设计的智慧。深圳的“孔雀计划”在提供科研经费的同时，绝不触碰教育红线；杭州人才房政策与学区脱钩的创新实践，都有力证明了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城市的人才净流入率反而比那些实施特权政策的城市高出15个百分点。

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教育理念的重构。当北京某重点中学将“荒野求生”设为选修课，当上海推出“城市生存挑战”研学项目时，我们从中看到了教育回归本真的希望曙光。这些实践与怀特海的教育哲学不谋而合：“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他们自我发展。”

站在人类世的十字路口，阿亮的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已超越了教育范畴。考古学家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我们的祖先将“教”字刻作手持棍棒教导孩童之形，而“育”字的本义是妇女生育。这种原始意象所揭示的教育本质，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教育终究是要培育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而非仅仅制造出精致的工具。

当马斯克担忧AI会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时，或许我们更应警惕自我驯化所带来的能力退化。阿亮在惊涛骇浪中展现出的生命韧性，以及长沙事件所揭示的制度红线，共同勾勒出文明存续的双重底线：既要牢牢守护公平竞争这条生命线，又要始终保持逆境求存的原始动力。这正如黄河治理的古老智慧——筑堤束水藉水攻沙，既要构筑起坚实的制度堤防，又要保持文明河道的自然冲力。

总之，以社会根本利益为导向来规范教育，才是国家发展的长远大计，绝不能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为标准来发展教育。这便是近期这两起教育热点事件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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