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先生揭示了一个问题：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土地使用权资本化、自然资源资本化、国有企业股权创造了巨大财富，本应为政府提供巨额财政收入。事实却是，国家得到的财富和国民福利打了折扣，而且出现了大规模财富转移。其中，一部分补贴了全世界；另一部分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始资本积累。
卢先生所谈到的走资问题很深刻，我们某些财政金融制度政策有需要改进的空间。比如，土地资本化形成土地财政，伴随着各地普遍出现的政府债务问题，以及许家印留给社会的2.5万万亿负债和烂尾楼问题；比如，煤矿开采的资本化，开采收入本应属于全体人民，却造就了一批“煤老板”“矿主子”，甚至有财力办一场7000万元的婚礼；比如，股市问题至今还需要政府输血救市，并没有成为增加老百姓福利的市场机制，大股东减持套现让一批人成为韭菜。土地、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并没有能有效转化为国家积累，资产流向少数人，造成贫富分化；资产流向国外，形成他国财富，维持了他国人民的高福利。毫无疑问，这是财政金融制度的失败。
中国发生的事情，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我们财政金融的治理者在反思过程中，应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比如，桑弘羊的盐铁专营、中央铸币、均输平准，为什么可以形成足够的财力，支撑汉武帝北击匈奴？比如，“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变法改革，向资产持有者开刀，有没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迎闯王不纳粮”的劫掠型财政，断绝了李自成的税源，是否注定了李自成的失败？一个贫银的封建王朝，为何被迫使用白银作为奉银？明清末年为何会发生大量白银流失海外？各地农民揭竿而起源于苛政，而苛政与铸币权旁落、与财政政策失败导致经济崩溃有无关联？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们发行了属于中国自己的信用货币，做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资产重组，毛主席为什么始终牢牢掌握财政主动权？财政的主体性和工业化进程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在严重缺少资本的条件下，为什么要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用“编辫子”交公粮的方式，以极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剪刀差”方式支持工业发展？这些历史问题，都值得思考和鉴戒。正如卢麒元先生所说，古今中外王朝兴衰大体上都与财政有关。公共财政政策是双刃剑，搞得好就是昌明盛世，搞得不好就是国破家亡。
财政金融问题需要反思，如何积累国家财富并转化为国民福利。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改革开放形成巨大的财富积累，不能只让一部分人突然拥有了那么多钱，不能拿中国的财富补贴美国、补贴欧洲，不能让国家资本积累率不断下降，导致经济发展失去动能，一套房子拿走了老百姓三十年的消费能力，最后唯一资产是房子还缩水贬值。我们的税收收入，不能只侧重于向劳动征税，向创造价值征税，向穷人征税，而从不考虑向迅速增值的资产征税，不向重资产持有者征税，不向向外转移资产的行为征税。这样不公平，这样也无益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无益于缓解阶层固化和对立。当然，如果按照卢麒元先生所说，把国有资产私有化，或者把破坏自然资源看作向全体国民征税，那么我们的税率将会高的离谱，我们透支的，只不过是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国有资产红利，而透支的这些红利，可能并没有成为财政收入进入国库，也没有通过转移支付给人民。这些财富，只不过是通过不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被特定人群拿走了。
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人才，要有哲学高度和为民情怀，懂得财政金融经世济民的深刻意义，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理论的推销员，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什么时候也不应该是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博士和专家。我们不能对人民不负责任，一味吃老本，一味透支政府信用，把土地、矿藏，把水库、山林，把地下的（人防工程）、水库底下的沙、地上的（低空经济）全卖光了；也不能一味依靠市场，把曾经为化解金融危机而“甩包袱”的措施，当成可以长久保持的经济模式，把本应该政府承担的医疗、教育事业全部市场化和产业化。这样的财政，就是劫掠式的财政，是不受人民理解和支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允许某些代理人饮鸩止渴，为解决眼下困难而僭越人民主权。
说到底，财政金融政策必须有主体性。在社会主义中国，这种主体性就是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为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谋求路径，而不是成为某些特定利益群体敛财的工具，为新一轮资产兼并提供制度政策上的“合理性”。中央铸币，就是国家要掌握发钞权，人民币发行要立法；盐铁专营，就是要保证国家税源，有了可靠的税收才能有其他各项政策的调控管控；均输平准，就是平衡，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综合国力，转化为国民福利。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作者：毛粒子；来源：毛粒子Maons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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