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现各类“国际大奖”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我对光鲜的颁奖仪式早已无动于衷。如果说凡有几分独立寄望的文人，对任何带着“官方”印戳的东西，都会抱十二分的疑心，并且假设这样的“独立”文人的确存在于世间某处的话，那么他寻遍世界想找到的“非官方”荣誉，可悲地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只要有正式的奖状和奖金，有一个机构庄严宣布你中了奖，不管这个机构有着私营的一切表象，或是干脆不掩饰地自报官办，荣誉就必然是“官方”的。
当年让-保罗•萨特以“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不要诺贝尔文学奖。说老实话，听起来很爽，但心里多少有个小鼓：他是不是有点故作清高？那会儿可不明白这“官方”与诺贝尔奖有什么关联。
西边的世事表面一片潇洒，一切都在下面控制，一分一厘都是不放手的。后来随着对法国各文学大奖的公正性之幻灭，对国际电影奖包藏的意识形态子弹之厌倦，我渐渐明白萨特拒绝的理由，他点出的“官方”二字的深义，他的不同寻常的勇气。勇气时常是在面对荣誉时才真正显现出来的。
萨特拒奖让财大气粗的瑞典学院一气之下20年不再给法国文学奖，足见萨特此举之超凡脱俗，以及诺奖评委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肃。没有一处地方天上会掉几块馅饼。给你100万美元，凭什么？就凭你的文学才华？这么多钱会不烫手？所以每有“独立”影人或“独立”文人在“家里”拳打脚踢一番，一甩门到别“家”去领来“独立”和“非官方”大奖，我便忍俊不禁。想到孙悟空一飞十万八千里，在一石边留下便迹，以示逃离的快乐，却连如来的一根手指头的地盘都没飞出去。这真有点像现在这个被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世界。
西方利益永远是诺奖的中心
法国《解放报》没有在头版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而是放在报纸第30页的文化版，头版是金融危机，可见并不想炒成国家大事。
诺贝尔奖做了一系列自砸牌子的举动，尽管都可以隔岸观火地视为恶搞第三世界，但在别处放火，不见得不会燎到自己。
所以当诺奖选了勒•克莱齐奥这样一位“政治绝对正确”的作者，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新蒙昧主义乌云般笼罩西方上空，当世界主子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挑一个用闲余感情为东方“野蛮人”唱一唱挽歌的西方作家，既为了西方自己不要重回野蛮（极右势力正以巨人的步伐走回来），也向剩下的世界放一只诱人的小白鸽。
西方总是在它略显劣势时（金融海啸），对界外的众生打出友善的白旗，由进攻转为单纯洗脑，而标榜“世界主义”、乐做原始文化守护人、批判“全球化”的勒•克莱齐奥，代表的小资思维——自由、道义而不负责任，就成为正处在板块大动荡的世界可以高扬的旗帜。
你看，没有一笔不出自精心算计，也没有一事不是意识形态先行。
2006年把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时的进攻态势，这一次显然收敛了，那颗炸弹在土耳其民间引起的憎恶，固然炒爆了诺奖的“国际性”，但也搅起了外交风云。
明眼人谁都清楚一个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为什么突然倍受青睐，那几年在西方得了势的亚美尼亚移民，正利用攥在手中的法律、舆论与政治大权，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夙怨最终定性，遭到土国强烈反对。帕慕克在此关头选择了西方立场，一表态立马得奖。一个文学奖总是让分裂与仇恨加剧，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的“施舍”总是以煽风点火的方式，大门只向“背叛者”敞开，将文学世界的马车硬驾到西方全球战略的版图上，而且即便在西方内部意识形态表态也高于文学本身，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斯•恩达尔今年的一个表态应让中国幻想家们猛醒，他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永远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西方利益永远是诺贝尔奖的中心，就是这么直白。
19世纪以来就划好的国际版图，一根线都是不能挪动的，有它的核心地带（上等国），有它的外围（附庸国），有外围的外围（旧殖民地），还有永远的界外。别忘了就是非洲、拉美的“幸运儿”，也未脱出西方殖民文化圈。
因此一个文学“世界奖”本身就是荒唐的，是将纷繁世界挤压进一个思想囚笼的门票，堪称文化暴政。我总在想剩下的世界那几个“幸运儿”，尤其是那些先领到“背叛者”证书然后才被排进候选者队列的人，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后，占到的便宜会变成什么？如果千年帝国没有建立起来，百世流芳的梦想就会随之破灭，那么今天的这满把荣誉，简直就是轮盘大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
西方人剪不断欧洲中心主义的脐带
循勒•克莱齐奥的创作轨迹，发现没有一步是越了雷池的。1963年的那部成名作《审叛笔录》，正好踩在西方社会内部反叛传统、反抗资本主义的鼓点上。到了70年代，那股起自内部的反叛风，被成功“嫁接”到环保、人权的枝杈上，至此资产阶级精英专政的大树化险为夷。
这是一个绝妙的移花接木过程，只需要几桩第三世界被无限放大的“人道灾难”，对内批判的眼睛就被转移出去了，让“愤青”们去改造世界比让他们质疑体制聪明多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勒•克莱齐奥转到了“浪迹天下”的写作。
他之为更多读者接受，也是从“外部写作”开始的，师从的就是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当然还有诗人兰波，但学兰波不容易，兰波恨“野蛮人”，也不处在需要装善的年代，不光心里装满恨，还要有刀一样的眼睛，先割自己。
勒•克莱齐奥显然没有这么“心狠手辣”，我在他的文笔里总是看到女人的影子。实际上“外部写作”自19世纪西方殖民征服时代就是时髦的营生，那是西方人寻遍世界只为了证明自己优越的年代。
20世纪后半叶殖民战争结束后，“外部写作”换掉了赤裸裸的征服者面目，捡回了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左翼人文主义的老唱词：野人是可爱的。但也并非不划界，只有完全屏弃现代文明的才是可爱的。
西方人很难处在一个中庸位置，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别一个极端，我称之“无事生非”，从一百年大摧大毁的文明改造，一跃而到“越原始越美好”，跨度之大，令人晕眩。
后来全世界出了一群小资，蜜蜂般涌到穷乡僻壤，为原始部落、宗教迷信唱赞歌，一脸神圣。勒•克莱齐奥一步不差地也做了环保主义信徒，并成了印第安及太平洋土著文化的捍卫者。诺奖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是一个“直接参与行动的环保主义作家”。
我丝毫不怀疑作家偏爱原始文明的真诚，只是质疑“原始的必是美好的”这类倒行逆施的逻辑。在北美、欧洲和北非等大陆都有落脚点的他，有没有想到这份飞来飞去的自由，得自污染环境的飞机！人类每一平方公里的视野，都来自现代交通的进步。
我从他们对奋起追赶的文明之憎恨，体味到西方左翼“人道”之虚伪，对哺育世上无数生灵的宏大文明，他们唯恐改造得不彻底，生怕那样的文明真的复兴会遮盖他们的光彩。我后来听到“原始文明守护人”之类的头衔就不自在，你何不多建几个动物园去溜达！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如果不是自认上帝，有什么资格裁定哪里可以进步，哪里必须保持原始，哪里最好一草一木都别动。
勒•克莱齐奥1978年在《陌生人》中写道：“我愿为世界的美，为语言的纯洁，为站在动物与儿童一边而写作……”在他向往的世界里，云云众生是多余的，因为不够纯净。我对只接受动物与儿童世界的人宣示的“善”是打一百个问号的。
战后试图洗白西方自己的那套“人道主义”词语，将勒克莱齐奥从里到外洗得一点异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的作家，或披挂一层轶事故弄出一身腥味的文人，让我最不知说什么好，他们身上其实只有两个字是让人忘不掉的：幸运。
我昨夜失眠，一口气把勒•克莱齐奥2004年出版的《非洲人》读完，开页第二段头句话便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梦想我母亲是个黑人。”对于身材颀长、金发碧眼、有着标准雅利安人脸庞的他，一生只凭着这身皮囊，走到哪里都是主子，却浪漫地幻想做奴隶的后代，若不深究的确让人掉泪。
你当然可以解释为这是“艺术的胸襟”或“思想的良心”，而且我也没有权力怀疑他的真挚，但我知道有些痛苦是只有透过自己的皮肤才能感觉到的。比如某日你随便进了巴黎一家小店，至那一天以前你一直以为买卖方之间只有一道墙：金钱，你挑了两只土豆，忽然就有一双手伸过来夺下土豆，说：“不卖！”不卖是不卖给你，并没有别种解释。而你与他素不相识，之间只隔了这么一张皮。
所以梦想做有色人和只能做有色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荒谬。有些仁慈剑一般直刺卑贱者的灵魂。所以我一直以为行吟诗人的慷慨必以在人生战场的彻底失败做筹码，非此权当是无病呻吟。
这里面包含着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在“野蛮人”身上寻善的贪婪，也不排除抓住奴隶的一无所有清洗灵魂的打算，更有把异文明永远挂在墙上的审美意图。诺奖评委们说他是“超越统治者文明的人道探索者”，我却认为西方人不管怀揣多么美好的愿望，都剪不断欧洲中心主义的脐带，那是一切精神的养料。
勒•克莱齐奥更像是在寻找失去的天堂，在他的《淘金者》第一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此时此刻所有我感觉到的，所有我看见的，都好像是永恒不变的，我不知道这一切很快就要消失。”向“外”寻找，时常是向“过去”寻找时的一条岔路，那么“过去”对勒•克莱齐奥来说，究竟是人类一路前行一路丢失的东西，还是刻在他童年旧梦里的帝国殖民地幻影，还真不好判断。就像诺奖忽然不再选斗士，而是挑了一位温和人物，一个时不时愿意将灵魂放出西方精神牢笼的作者，究竟是傲慢与偏见的退潮，还是两场战斗间的喘息，也无从下断语。
勒•克莱齐奥1940年4月13日生于法国尼斯，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时常也自称是印度洋岛国莫里斯人，让人错以为他沾过一点土人的血液，至少是为其并无半点探险色彩的教书的一生布下传奇。其实他父母是表兄妹，祖先从法国西海岸布列塔尼移居英国殖民地莫里斯岛，是岛上的上等白人，父亲家族后来破产去了英国，而母亲这一支来到法国。这样纷乱的背景却有着相近的血脉，有点像他海阔天空的写作却循着最正确的路线。
我很难对文学幸运儿做出公正的评价，还是留给时间吧。他的文字优雅从容，一如他的美男风度，他喜欢铺陈广阔的空间，记录人在空气中的感觉，有时精确，有时琐碎，多数时间他是在稀释，丰产之必然，而缺少刀一样刻骨铭心的东西，似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力量。
读勒•克莱齐奥让我再次感到文字的苍白无力，它们自作多情地将世界分装到很多精致的盒子里，再像猎手一样为盒子囚笼去世间捕捉灵魂，这时才发现已经永远捕不进来，人类文明早已越过了文字的绳索。
作者：边芹，旅法作家，独立学者，主要作品《被颠覆的文明》《谁在导演世界》《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和《广岛之恋》等。原刊《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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