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提的一个人便是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柯劭忞。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山东省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吏、学者。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柯劭忞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是满清帝师。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柯劭忞隐居深山甘做满清遗老(以前清遗老自居)。1914年,任清史馆代馆长、总纂,1927年后来负责《清史稿》总成,并撰写了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传稿、总纂纪稿。后来,柯劭忞以一己之力,耗费二十载编纂了一本《新元史》。且来看看柯劭忞集20年之功大成的“呕心沥血之作”——《新元史》。书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八哈,是旭烈兀之长子:“阿八哈,旭烈兀长子。生于太宗七年。”1234年2月,阿八哈出生,是为伊尔汗国建立者旭烈兀之长子。据说,抚养阿八哈长大成人的是继母脱古思可敦,旭烈兀最心爱的妻子,她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然而,大秦景教碑已经被证实为假货(详见:一箭穿心,历史真相呼啸而来,伪史迷惑人心的幻术逐一破灭,助纣为虐者也露出了本来面目),景教在历史上也并不存在,只是伪史,这阿八哈的继母还能是虔诚的景教徒?看来,这书有点问题,目的不那么单纯。继续看这段:“二子:长阿鲁浑,次盖喀图。阿八哈妃八人,一为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之女。初,旭烈兀与东罗马通好,结为婚姻。罗马俗,一夫惟一妇。蒙古妃嫔多,东罗马王难之,重违其请,乃以私生女玛里亚字之。送至中途,旭烈兀已卒,阿八哈遂娶之,以是厚抚天主教人,与教王及法兰西诸国通使命。”诡异的东罗马出现了。不仅如此,旭烈兀还与东罗马通好联姻,把私生女玛里亚许配给了旭烈兀。但是,人还没送到,刚至中途,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旭烈兀的所谓长子阿八哈便娶了东罗马(也就是传说中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米海尔八世的私生女玛里亚为妻。根据西史叙事,玛里亚全名为玛丽亚·佩利奥洛吉娜。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旭烈兀的长子真的是阿八哈吗?度娘说,是的。那么,度娘的信息来源于何处呢?巧的是,度娘的信息恰恰来源于《新元史》和西人之书。《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外国八,还频繁地出现埃及字眼,甚至提到了所谓的阿八哈传。埃及字样在《新元史》书中不断出现这是打算通过蒙古西征,与埃及交战、通婚,来坐实古埃及的伟大历史吗?哈里发与蒙古希古帖木儿都发生联系了,不得不说,算盘打得挺好。你以为只有古埃及?不不不,还有罗马,罗马帝国。套路就是,先以西征的蒙古人来证明古埃及的存在,再以蒙古人、古埃及人一同与所谓的罗马发生关系,比如双方发生交战、又或买卖、联姻等等,以此来证明罗马的历史存在。罗马是古拂林国吗?当然不是。关于拂林国非罗马,笔者此前数篇文章已经给出详细考证和直接证据,详见:灭失600年,郑和舰队资料终于重见天日,甚嚣尘上的伪史弥天大谎是时候该被彻底终结了作为史学大家,柯劭忞对华夏古代典籍记述的拂林国应该本不陌生,可是,他却偏偏采信了西人伪书中的内容,而置中国典籍的诸多记载于不顾,实在有些令人“琢磨不透”。只是,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后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流毒散播至今,民间百姓一时难辨真伪。甚至,还影响了历史教科书。在利用蒙古西征证明了古埃及和古罗马后,又怎么少得了古希腊呢?于是,柯劭忞这位满清遗老又在《新元史》中写道:不仅如此,就连天主教的历史,在此书中也被大大提前了。反正,蒙古人来的时候,天主教已经传播四方了,其历史肯定比11世纪更加悠久,不是吗?如若有人对该史书中的史料来源感兴趣,想知道这些“历史叙事”究竟从何而来,作为满清帝师、溥仪伴读的柯劭忞才不会告诉你呢,人家引述西人的资料根本就没有注明出处。在《新元史》中检索“多桑蒙古史”,查不到任何信息。查多桑也没用,书中并无相关信息。《新元史》既无发凡起例的说明,也未注明参考了哪些书籍。一般而言,旧史大家撰史对材料选用均有所交代,在柯劭忞所处的年代,注明史料出处是惯例,柯氏却为什么不注明所引用的史料出处呢?是怕被发现什么吗?经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得知,根据后世学者的许多考证得知,原来,柯劭忞在编写《新元史》时,是吸收了西方编写的所谓元史书籍,其中包括法国人多桑所著的《多桑蒙古史》、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全史》,伊儿汗国的《黄金史》等等。此外,柯劭忞广泛收集元代史料时,还利用了《元朝秘史》和《元史译文证补》,从《永乐大典》和相关的史籍、秘史中广征博采,最后终于在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万字的《新元史》。《多桑蒙古史》是19世纪初瑞典东方学家、外交官多桑(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所写的一部蒙古史,所叙时间为十二世纪初至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共3卷,从蒙古族起源到忽必烈时代。下册共4卷。书后附录4项:波斯诸蒙古汗世系表、察合台系诸汗世系表、钦察诸汗世系表、世系表中人名对照表。1799年,多桑子承父业、步入仕途后,历任驻西、普、法、荷、德等国的外交公使,1850年被召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法语著成《自成吉思汗至帖木儿之蒙古历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s-Khan jusqu'à Timour)》(1834-1835年初版,1852再版),后来,又出版了一本《高加索人阿布·卡西姆的旅途(Des Peuple you Caucase ou Voyage d'Abou-l-Cassim)》(1828)。前者经过民国史家冯承钧翻译,在国内以《多桑蒙古史》闻名于世。中华书局本陆峻巅译序 (1958年)有趣的是,这本《多桑蒙古史》被发现存在大量谬误。冯承钧在翻译时便指陈其弊,该书中的人名地名、某些事件方面出现了诸多疏漏:人名之误:如塔马察之子,据《序纪》为豁里察八篾儿干,《宗室世系表》则为豁里察八篾儿台。“干”、“台”音异,必有一误。又如大理酋长,《宪宗纪》为段智兴,《世祖纪》则作段兴智。地名之误:太祖与王罕合攻篾八乞,《太祖纪》指为那莫察山,《脱黑脱阿传》则称在孟察。纪年之误:如速不台征伐篾儿乞,据《太祖纪》事在太祖十二年;《据脱黑脱阿传》事在太祖十一年。纪事有误,如太祖与王罕之联姻一事,据《太祖纪》,太祖不愿嫁女于王罕,王罕不愿嫁女于太祖,而据《客烈亦王罕传》,不愿与王罕约婚者为桑昆。又如扎木合之死,《太祖纪》称扎为伏诛而亡。……巴托尔德语曾明言:多桑利用的资料校订不多,且仅参考一份抄本,因此错漏也不少。冯承钧等诸多学者在翻译时发现了此书存在大量问题,因此绝不可贸然将其当作参考资料。史料来源就存在诸多问题,那这《新元史》采信的西史岂不是大大的有问题?再看柯劭忞书中究竟有没有注明史料出处。通过检索发现,无论是输入“多桑”,还是“多桑蒙古史”关键词,都查不到相关信息。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全史》,书中检索不到相关史料注引的字样。西人所著伊儿汗国的《黄金史》,书中也检索不到相关史料注引的字样。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回头再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新元史》这本书,其缺漏其实甚多:1、同一件事,在前后不同之处,重复提及,这种情况还不少。例如,至元三年八月世祖赐高丽国王诏书,《世祖本纪》有载,又在《高丽传》和《日本传》分别提及。世祖赐高丽王诏书内容多次重复,文字几乎一模一样。至元十年二月,世祖赐缅王诏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世祖本纪》的记载,与《缅传》中记载文字相同。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2、翻译之时,译音缺乏统一的规范,一字数译,比较随意。译音无定的情况在书中非常严重,一会儿称黑达达、白达达、野达达,一会儿又改称黑塔塔、白塔塔、野塔塔。《序纪》:“蒙古衣尚灰暗,故称黑达达。其本非蒙古而归于蒙古者,为白达达,野达达,详《氏族表》。”《氏族表》:“蒙古氏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古者,·皆为白塔塔儿,浓一皆为野塔塔儿。”前面明明写的是“客你敦”,后面又改称“客弥敦”;一会儿是“脱黑脱阿”,一会儿又改成了“托黑脱阿”;一会儿是“垂河”,一会儿又作“吹河”;一会儿写“忒尔马塞楞”,一会儿又作“答里麻失里”、“答儿麻失里”,“答失麻失里”。还有把“谟阿图堪”,又写成“莫图根”的,令后人连猜带蒙。一个是四个字,一个是三个字,这四个字的,与三个字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太祖纪》:“十六年···九月,帝亲攻八米俺城,皇孙谟阿图堪中流矢卒。”《察合台传》:“十六年,·····太祖复进攻八米俺,察合台长子莫图根中流矢卒。”除了人名、地名外,纪年、纪事、世系方面也存在许多谬误,甚至还存在取舍删改不当的问题。由于时间仓促,宋濂等人所著《元史》未列艺文志,后来,钱大昕专门补写了《元史艺文志》四卷,魏源在撰写《元史新编》时单列采录,柯劭忞的《新元史》明明参考了魏源的《元史新编》,却删去了艺文志一项,令人颇为费解。此外,柯劭忞还很诡异地修改了一些文字,例如:宋濂《元史》之《赡思传》中,叙其先世云:“····其先大食国人”,柯劭忞在编撰《新元史》时,却把“大食国”删除,修改为“其先西域人”。西域是广泛的地理概念,其范围并不确定,可以在中东,也可以在欧洲,而大食国是一个确定的范围名称,他为什么要这么改呢?既然元史中已经明确注明赡思先世为大食国人,柯劭忞无凭无据,又无详细论证,为什么要修改别人的祖先来源呢?而且,《新元史》使用的另外一些史料,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使用的《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原文的流传元代“脱卜赤颜”早已不存。并且,《元朝秘史》不是史书,而是类似历史演义性质的文献,与蒙古的金册国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元史译文证补》30卷,为近代洪钧(1839-1893)所撰。洪氏曾出驻欧数国公使,得波斯人拉施特、法人多桑、英人霍握儿特等之元蒙史著作,博搜约取,首开以西方史料证元蒙史之途径……明白了《新元史》史料来源和诞生经过,可以来查查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的真实情况了。查阅《元史》,根本就没有“阿八哈”这个人。不仅没有“阿八哈”,所谓的将其养大的继母“脱古思可敦”,也根本不存在。有意思的是,元代从未出现过“阿八哈”,却在清代通过《新元史》突然出生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继母“脱古思可敦”在《新元史》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可是,她在现行的西史中却存在。度娘说,她在我这里也是存在的。注意,在柯劭忞的以下生平简述中,对其参考西方伪书资料一事只字未提。正常情况下,编书时参考国内的诸多资料也都有所提及,例如邵元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均的《元史译文证补》等等,可为什么到了参考、引用何种国外资料时,却只字不提呢?为什么???当《新元史》问世后,柯劭忞很快就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于文学博士学衔。1921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如是这般,官修“二十四史”就变成了“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柯劭忞总成的《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通读历史,不难发现诸多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中,有条脉络隐隐浮现:西方伪史通过一个忠心耿耿的满清遗老的力作,试图将其编造的故事,转变为中国的国家正史,并永久流传。钱玄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恰好把日本疑古派的作派学了去,回国后与顾颉刚、胡适、刘半农等人,一起将之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时至今日,百年过去了,影响仍然存在。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称“疑古玄同”,最先鼓动废除汉字,真是一言难尽。“大禹是条虫”,则是顾颉刚疑古的登峰造极之作。顾颉刚引《说文解字》之言“禹,虫也,从禸(蹂),象形”,以及“禸(蹂),兽足蹂地也”,解释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大禹都成了“虫”了,敢问,虫子怎么治水???耐人寻味的是,顾颉刚的私塾弟子黄现璠曾言:“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结合上述分析来看,日本学者为什么会对顾颉刚推崇备至?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还是“挖祖宗根基”的立场?我们为什么文化不自信?为什么在这方面屡屡吃亏?祸根就是这帮胳膊肘往外拐的学者里应外合搞出来的。来源:昆羽继圣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