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政治也叫侨民政治，这一学科集中研究种族离散中的政治行为，尤其是离散者（或简述为移民）跟他们故乡和所在国的关系，以及种族冲突中的角色，其中离散民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要点。其实移民摧毁文明的概念并不新颖，古希腊历史学家们就设计了“多利安入侵”这一概念，用来解释迈锡尼文明的覆灭。而在古埃及的第三中间期，来自利比亚的移民也夺取了埃及的权力，舍顺克一世更是成为了统治埃及的法老。从这些记录的角度来看，当代本国公民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并不完全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当然，这一看法也忽略了这些事件中的其他因素，比如本国经济社会系统的崩溃，统治者的无能与外来者受到的歧视与排斥导致的社群不和。仅从片面的视角出发的思维，是极端主义的温床，本文的目的仅仅是解释这种恐慌的来源和历史事实，对民族主义的理解，需要不吹不黑。17世纪的西欧在启蒙运动推动下出现了以共和政体新型民族国家代替传统世袭王朝国家的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就是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指出，此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努力在社会民众中创建“民族”意识，其主要特征是拥有一块传统居住地域，成员们组成“具有单一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共同体所有成员以“公民权”享有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共同拥护共和政治体制。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发动共同体成员推翻原有封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这样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具有进步性。在那些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亚非拉国家，当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被动的、防御性和值得同情的。当今有很多观点给民族主义泼脏水，片面强调文化高于血统，这好比鼓励喜当爹、鼓励心甘情愿给“隔壁老王”去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这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必然要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件不再合身的西服”的观点是存在片面性的。把帝国主义动员本国民众参加殖民侵略战争的“民族主义”宣传，和被侵略国家动员本国民众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无疑是不合适的。
资产阶级掌权后，它最大的政治特点之一就是评价体系中的“双重标准”。它们把本国的殖民侵略战争看作是“传播文明”，而把被侵略国家军民的反侵略抗争说成是“野蛮”与“狭隘”。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这种“双重标准”的具体运用仍然每天都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被西方国家妖魔化，而那些在帝国主义鼓动下分裂祖国的人却成了“捍卫民主自由的斗士”。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要中国人放弃关注本国安全和基本利益的“民族主义”，接受“并非为自己一国一族着想”的所谓“世界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至少是头脑糊涂。“台独”、“港独”、“藏独”、“疆独”等分裂运动的背后无一没有帝国主义的黑影。如中国人力争钓鱼岛和南海被占岛屿的主权，这些抗争是清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遗留问题，中国人在这些议题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因此没有必要把“民族主义”打上一个负面标签，再把它与爱国主义区分开来。叙述至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上一些移民在被移民地建立国家的例子：十八世纪，大量的中国劳工被吸引到东南亚（尤其是婆罗洲）的苏丹国进行金和锡矿的矿业发掘，积累了可观的人口。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华人们自发的组织起了华人社团，又因为荷兰人和当地苏丹国的骚扰，聘请了来自广东的团练（类似民兵组织）来担当雇佣兵角色，逐渐发展成了“公司”这一组织，对于这些公司是否应该被称为共和国，或联邦，还是简单的结社组织，其实研究尚且具有争议，梁启超在著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将“陈兰芳”标榜为其一，这大概是对兰芳第一任总统陈兰伯和第二任总统罗芳伯混淆而形成的古怪误传的结合，在书中他描述“陈兰芳”为“土酋”即可窥见这一国家政治形势的混乱特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兰芳为首的公司联邦控制了爪哇岛相当巨幅的土地具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同时也与外界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这一点上来看，不论兰芳的国家性质是什么，但是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被承认主权的国家，是不同于最后在其他国家领土上形成的半自治华人社区的。而出于对荷兰人的入侵的考量，兰芳也主动以公司的名义朝清政府朝贡以换取保护，从而使得荷兰人忌惮。
兰芳共和国自公元1777年（清乾隆42年）定都东万律、建政立国，至公元1884年（清光绪10年）灭亡于荷属东印度政府之手，共传国108年。国家领导人称为「大唐总长」，历12任、共产生11位领导人（有2位回任）。兰芳建国之初，统属华籍群众约四万多人，归服之土著民族有二十余万人。兰芳共和国为拱卫中枢，有效治理内陆山区的土著部落，罗芳伯甚至另外分封得力战将吴元盛为藩王，建立「戴燕王国」，以为兰芳共和国的外藩。兰芳共和国管辖领地之广大、与实力之坚强，使得当地的坤甸苏丹，亦愿意与之和平相处、画地分治，称雄于西婆罗洲。自1884年，兰芳被荷属东印度政府灭国后，百余年的岁月中，世界的局势几度动荡不安，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后的印尼独立战争、中国的国共内战、印尼国内政争（九三O事件）等，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局势堪称是祸乱相踵、内外交侵。经过这许多年战争与政治纷乱的淘洗，历经荷属东印度政府、日本军政府、印尼独立政府等政权，历任掌权者基于对华人族群势力的忌惮，而蓄意对华人文化与史料大肆破坏、抹灭。一段历史的记忆就此渐渐封尘。在并入美国以前，德克萨斯经历了一段复杂的时期，首先是西属德克萨斯时期，在这一时期的的卡萨斯归属于新西班牙总督区，虽然西班牙自称主权，但是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其实直到法国人建立圣路易斯殖民地开始，才活跃起来。1762年法国的波旁王室放弃了北美内陆的领土主张将其转让与西班牙波旁王室后，这一地区成为了以后的西属的德克萨斯，但拿破仑出售法属路易斯安那使得事情复杂化了，也就是知名的路易斯安那购地。这一采购后，因为西属路易斯安那的界定问题和与德克萨斯接壤的法属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划分不明确，美西对领土的划分争执不下，直到“亚当斯－奥尼斯条约”条约的签订，将西属佛罗里达划归美国后，才在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间进行了明确的领土划分。随之而来的，则是1810年轰轰烈烈的墨西哥独立战争，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历史其实极其复杂和引人注目，这场起义并不算事实意义上的成功，这期间的详细情况可另外撰文讨论。
我们需要谈到的则是墨西哥1824宪法，这一宪法使得墨西哥成为了一个19+4类似美国的联邦共和国，各州事实上享受着高度自治。德克萨斯因为远离墨西哥首府人迹罕至，极其荒芜，同时此时的墨西哥几乎处于财政崩溃边缘（极大程度上归功于西班牙人的焦土掠夺），墨西哥政府为了开拓财政和抵御试图重夺自己家乡的印第安人，大幅度鼓励移民和垦荒团前往墨西哥，但是事实上第一批被称为“老三百（old three hundred）”（读者若是感兴趣，可以去搜索关于老三百的历史，这一历史被得克萨斯州政府非常详尽的记载了，甚至于老三百中每位移民的名字都有记载，可见他们对此的重视）的移民抵达德克萨斯定居于“德克萨斯之父”斯蒂芬·F·奥斯丁的土地上（这块土地也被命名为奥斯丁），并不是墨西哥政府许可的，而是通过奥斯丁与当地的西班牙总督的沟通而实现的，虽然奥斯丁在其后前往墨西哥城确立了自己拥有土地的法理权利，但是各位应该也能察觉墨西哥垦荒的混乱。随着被称为“Empresario”的垦荒者进一步进入，在墨西哥规划的墨属德克萨斯的二十四块垦荒地，除了一块地区的墨西哥垦荒者人口高于美国外，几乎整个德克萨斯，都被美籍拓荒团占据。墨西哥也同时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带来的危机，发布了许多法令（包括禁止移民，增加进口税，取消免除赋税福利，禁止使用奴隶等等等等），但是都收效甚微，而且还导致了美籍移民和墨西哥政府之间不信任加剧。随着不满的加剧，德克萨斯人对于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尚且还并非独立的呼声，更类似于高度自治），1829年墨西哥废除了奴隶制，这对于当时依赖奴隶进行生产的庄园几乎是一个恐怖的打击，也许是这次独立的一个诱因，随着墨西哥美籍人口的持续增长，墨西哥政府对于此的恐惧也日益加深，墨西哥总统安东尼奥·佩洛斯·德·圣安纳与政府内的中央集权派在1834年开始逐步解散州立法机关且禁止民兵，开始将权利收归国有，而再1835年，选择彻底将联邦制改为中央集权制，这也导致了多个州开始组织自己的“安全委员会”（事实上即为民兵组织），但是此时，事实上的独立战争尚未爆发，真正的独立爆发于圣安纳决定解除民兵的武装，墨西哥的军队和得克萨斯人组织的志愿者部队在冈萨雷斯和贝克萨发生了几次小规模冲突后，因为双方的一系列问题（如墨西哥军队的投降，得克萨斯人的厌战情绪和补给问题等）逐渐进入了对峙阶段，此时的德克萨斯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这个政府的纲要中，依旧没有脱离德克萨斯独立的主张，但是反对中央集权。临时政府向美国借贷组织起了德克萨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只正规军，而随之而来的，则是亲自率军征讨德克萨斯的圣安纳，我们不多赘述圣安纳的整个军事行动，而探讨最重要的两次战役和一次重要事件，第一是被称为戈利亚德大屠杀的杀俘事件，圣安纳亲自下令处决了三百余人的德克萨斯投降部队，导致了美国人和德克萨斯人的愤慨。
两大战役第一场则是被写入德克萨斯共和国格言“铭记阿拉莫”的阿拉莫战役，阿拉莫战役中，墨西哥以两千人左右的优势兵力攻击了两百人左右的德克萨斯阿拉莫堡垒，这场战役的叙述事实上在当初极为混乱，描述的德克萨斯人的死伤从200-600人不等，而对于墨西哥人的描述更是偶尔被夸大到六千余人，死伤更是夸大到1500-2000人不等，对于这一情报的准确，我们不加以考证，因为其与我们真在叙述的故事无关，不论伤亡如何，阿拉莫守军的全灭和圣安纳杀俘的消息传出后，激愤的德克萨斯人拿起了武器加入了德克萨斯军，而那份由阿拉莫战役德克萨斯军指挥官的“致得克萨斯州人民和全世界的美国人”的信件，更是唤起了得克萨斯人剧烈的民族情绪。这只高呼着“毋忘阿拉莫”的军队，在未来的德克萨斯共和国总统山姆休斯敦（没错，这也是休斯敦市名称的来历）的带领下，在圣哈辛托战役战役以少胜多，不光打退了墨西哥的部队，甚至俘虏了圣安纳本人。被俘后，圣安纳被迫签订了韦拉斯科条约，承认了德克萨斯共和国的独立，虽然事实上这人已经被墨西哥议会所罢免，完全没有代表墨西哥的权利了。由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移民的力量，不论是兰芳，或是德克萨斯，虽然作为移居海外的移民，却往往保持着自己母国所带来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事实上的没有融入本国，而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国家自成一体的政治生态圈。也许有读者会质疑我，兰芳与德克萨斯所处的地区都是人迹罕至需要拓荒的地区，所以不利于文化的融入，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离散民族文化体，哪怕在繁荣的城市中依旧存在，比如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唐人街，比如更为封闭和隐秘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区，我国存在的SSMZ聚居区和自治区。这些都是固然存在于我们世界上的事实情况，也进一步说明了，指望离散民族真的完全融入本国国族，是十分艰难的奢望。不妨来看看这些社群与母国的一些显著的特征：社会文化的统一，宗教的统一，意识形态的统一。这些统一不一定是流于表面的，而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的家长哪怕到了其他并不推崇文化成就的社会也会为子女设置繁重的课业保证他们在学习上达成高成就，印度的父母到了自由恋爱的国度却依旧要求子女服从自己安排的包办婚姻。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书“想象的共同体”中描述的，民族主义时一种社会的联结，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每位成员通过遵守准则想想自己为某一群体中的一员，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构成是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但笔者以为不然，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寓言，童话这样的口口相传的行为，早就已经为想象共同体打下了坚定地地基。而随着侨民的离散，外部社会带来的文化冲击，往往不会瓦解这一共同体，反而加剧了共同体对外界的排斥和对自己所想象的生活文化模式的向往，印刷资本主义或许加快和强化了这一步骤，却远不是想象社群的开始。从大部分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海外侨民社群的形成，其实从最开始往往是为了互惠互助，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同族在陌生的异乡生存下去，正如奥斯丁为自己组织的拓荒团提供土地，兰芳的各个龙头为自己的华工同乡组织结社一样。这样互惠互利的集团，不单单提供了各种生理支柱，也为远离家乡的侨民提供了精神支柱。简略来说，我们可以大体分析出侨民第一次抵达异国他乡时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在此不具体对困难进行划分，而是进行一个概略性分析。对于绝大多数移民而言，一切的总结，其实都来源于在海外的生存困难。这一障碍主要体现在阻碍个体访问当体社群的支持支援上，无法访问本地的教育，文化和社会资源，也迫使这些试图生存下去的侨民群体主动地构成了另一个小社会以支持自生的存续。若是个体能从这样的小社团中获取自己所需的大多数资源，则势必这一群体就不会主动与沟通更加困难的本地社群进行交互，但是显然社会资源不会凭空产生，那侨民社群对自己成员的支持资源从何而来呢？若是读者读至此没发现前句的漏洞，就掉入了极端民族主义喜欢编制的一种语言陷阱之中，即将侨民社群完全排除出本国社会的构成之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毕竟，侨民群体即是社会资源的消费者，亦是社会资源的生产者。当这样自成一体的社会群体形成时，自然的也成为了与许多本地社群争眼中争夺资源的一个“外来威胁”（说来有趣，就算没有侨民群体，这些本地社群也会互相将对方视为夺取社会资源的“敌人”所以侨民的出现并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成因，但这一事实却往往被人刻意忽略，以达成自己排除侨民群体的依据。），矛盾也就在这个时刻开始激化。了解美国“排华法案”历史的读者或许早已理解，排华法案与黄祸论在加利福利亚流行程度，与加州地表黄金矿物的枯竭成反比，而与华工人数成正比。华人挤占了加州白人劳工的岗位导致的失业事实上是移民与本地社群矛盾的最直观体现，但是封锁华人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其实并没有，否则的话也不会出现1924年的“排亚法案”了，毕竟这一单纯地解决方案忽略了加州矛盾的本质，即不健康的对贵金属的掠夺式开采导致的过度城市化现象，驱赶中国人还有日本人，驱赶日本人还有韩国人，难道作为移民开创的美利坚合众国要驱离一切移民么？那最后在这片大陆上还剩下谁呢？印第安原住民？侨民之所以在这些事件中（关注新闻的各位可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从1873年到2023年并没有什么变化）容易成为目标，正是因为这些离散民族群体的独立性与封闭性带来的。有谁又比一群居住在社区中，却不合群，与本地社群不同，占用公共社会资源还不完全遵守社会准则的群体，更符合敌人的身份呢？若用敌人一词描绘本地社群与离散社群的尴尬关系即恰当，又不恰当，因为离散民族主义的复杂特性，它既不像是母国民族主义那样充满对少数族裔的迫害与隔离，却又在一些情况中比母国民族主义更加激进的抵抗外来者试图对他进行的改变。去争论谁更早出现实在是个让人很头疼的话题，所以我打算跳过这个话题，直接讨论离散民族主义的发展。所谓的离散民族主义，其实在我们观察到侨民社区出现时，就已经蓬勃发展了，我们依旧采纳“想象的社群”的概念，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描述华人社区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在“本国”之内的，非法理上，但是事实上的“子国家”，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小社会甚至存在自身的不成文法律（习惯法），这些法律甚至可能是与所在国成文法所冲突的（比如包办婚姻，体罚，家里儿童对自己经营业务的帮工等等），连法律都如此，社会准则更是无需多言。而国家的强力机关在这些社群中（比如警察）进行的行动也是困难重重，这些社群充满了对本地社群的排斥和不信任，以至于警方甚至得选择从这些社群中雇佣属于那一社群的专人负责处理区域的事物（在美国这一情况并不少见），这也很好理解，这源于双边的不信任，尤其是离散社群往往作为少数族裔存在，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地位十分尴尬，往往缺乏为自己代言的政客，在这一基础上，不信任本国的执法立法机构，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但若认为离散群体只是被民族主义攻击的群体就显得有些荒谬了，很明显，离散群体自己恰恰是最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群体，因为恐惧与不信任，他们需要更紧密地和自己所信任的“本族人”凝聚在一起（有时若族裔群体过小，这一组合甚至会包含一些外族人，比如东亚，中亚，拉丁美洲裔这样更庞大的政治实体）来加强自己的安全感，同时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网络时代的来临为离散民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项，我们从头开始解释这一奇怪却又合乎情理的现象，在千禧年来临时，有不少学者欣喜地认为互联网会为人们带来自由化与民主化与普世价值的变革，现在看来这一想法十分傲慢，如Daniele Conversi在他的论文“Irresponsible Radicalisation: Diasporas, Globalisation and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所描述的，信息化时代带来的不是伟大的地域解放，反而是民族主义的勃发与极端化，这样紧密的关联与安德森所描述的“印刷资本主义”不谋而合。Conversi描述了一个现象，手机这样即时通讯允许了离散的民族群体更好的与祖国进行“交流与沟通”更方便“想象”祖国的样貌”使得哪怕第二代与第三代的离散群体（过往认为代数越多越容易导致离散群体融入本地社群）都抱有对母国国族的民族主义思潮，这在过去被认为是有些难以理解。但是或许，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生活在这些家庭中的二代与三代的侨民，或许并不是出于自发意愿去融入那个难以融入的本地社会，而是被逼无奈因为没有其他社会支持提供归属感所做出的无奈选择，而随着网络的互联，他们却获得了一个接触自己父母所熟知的社群的全新的机会，即本国的社群，也就是说，离散民族的民族主义，如同所有的民族主义一样，正逐渐从传统角度的民族主义，朝着信息化电子时代的多媒体民族主义角度过度。离散民族主义为何会朝着电子化和虚拟化发展其实并不难分析，纵然我们常常认为，人类会在互联网上接触到无边无际的信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人类对信息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其实，虽然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无边无际接触信息的机会，但是如何运用这一机会却完全是取决于个人的。这里不得不引入一个叫认知失调的概念，人类在进行与自己的思想、价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焦虑，那么基于此，已经在社群中形成固定认知或意识形态的人们，或许尚且会尝试接触那些与自己不矛盾的点，但在涉及意识形态和民族身份这样的内容时却会努力的避免自己因为认知失调而导致的焦虑。故而，指望互联网消除地域身份，未免太过于高看人类了。事实上，我们打开网页和聊天软件进行沟通时，大多希望的都是找到与自己相同观念的群体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沟通。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散居于海外的侨民群体最常沟通的往往是自己母国的亲属，家人与朋友，而交流的主题也往往也是符合“民族主题”的意识形态模式。这样的循环中，对于祖国的想象不断加强，民族主义的独特排他性，也在此过程中因为“群体极化”这一概念，不断进入极端化。离散的侨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困难的，大多数情况下，纵然不被原住民们排斥，也会发觉自己难以融入其中，而便捷的即时通讯无疑给他们了一个特殊的融入社会的手段，比如微博的出现，使得远在北美洲的华侨华人也可以便捷的与一个家住在北京的陌生人成为朋友而获取归属感，在这一过程中，前文提到的过的对本地社群的远离和离散社群的孤立又进一步加强了，毋庸置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当地人”的思潮已经被抛弃了，不论如何离散，依托着这些与母国的联系，当地的侨民组织依旧坚定的认为自己是本国人。这也为社群间带来了新的猜忌和不信任，试问，中国自古至今，就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说，何况是成百上千万居住于属于“自己”土地上的“异乡人”呢，民族主义不单纯是一种主动的情绪，也是被动的，当你被对方所恐惧时，本能的为了保障自己群体的安全，就会积极的构成更稳固的联合体，这样的不安全感导致的双方进一步孤立，乃至于进入竞赛一般的不健康竞争后，离散民族主义便开始逐步走向极端化。在上述的论述中，信息技术似乎成为了一个恶人，但是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对信息技术的运用，也使得一些关于原本互不了解的民族间的信息逐步互相传递。饮食习惯，风俗这样的信息在网络中以感兴趣的话题的模式不断传递着，也在整体上起着和缓对立的作用。真正的问题来源于互不了解的恐惧与孤立，来源于对对方会掠夺自身生存资源的焦虑，来源于人们潜意识中那个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的贪婪思想。在移民成为一大特色的二十一世纪，学习特朗普，芬兰和维谢格拉德集团一样修葺那道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选择，如何利用各种技术理解，分析与和缓离散民族与国族间的对立，才能避免陷入美国当代黑人与拉美裔问题那样的泥潭。
（作者系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历史学（东亚史）博士研究生、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技术学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外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助理；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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