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库或者智囊团，人们现在都知道这样的机构对于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是很重要的参谋机构。据说，中国现在已经有2000家隶属于不同机构的智库。但是中国的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弱的。其中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首先，某些智库做出的预测性判断常常不准，经常一再沦为笑话，而且开出的药方也常常不灵。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初起时，有不少中国学者纷纷做出“危机是暂时的”判断。显然，等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已经达到一个狂暴程度的时候，这样的预测实在是太小儿科了。2008年，当油价飙升到每桶147美元的时候，国内的能源研究机会几乎众口一致的断言，国际油价将冲上每桶200美元。然而在5个月以后，国际油价一下子就跌落到每桶35美元。所谓“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这是中国某些智库的尴尬。
其次，中国的某些智库因为是吃国家的财政饭，所以有些智囊专家只知道“揣摩上意”。他们的所谓预测、判断或者建言就是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想法。这样的智库基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所谓预测专家不过是顶头上司的“抬轿派”，除了迎合上级领导的意图之外，别的正经事也做不出来。
第三，大部分国内智库无法拿到关键信息和数据，而能拿到关键数据的往往是官方背景的智库。这些智库靠财政吃饭，又受到部门利益的局限，研究成果很难独立客观。此外，某些智库人士“语不惊人死不休”，总喜欢在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妄加评论，则往往被事实证明极不靠谱。这就让人质疑他们能力的同时，对他们的学术品德也产生了怀疑。
当然，有的中国智库也有过惊人的表现。2009年7月，成立不足4个月的国经中心一次把全球智库召集到北京，共同为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寻找出路。这个被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称为“充满智慧与想象力的创意”令全球智库峰会的主办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闻名全球，也让世界发现中国也有一流智库。
要求智库的预测要有极高的准确率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总是荒腔走板，那肯定是无法生存的。或者说，即使智库做出的某些预测不一定最终符合客观的实际，但是所做预测的资料与信息如果是丰富的、准确的、有根据的，那么这样的预测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掌握的信息与数据确实非常丰富、又相当精准，而且根据充分，那么最终做出来的预测，其可靠性就会大大地提高。而据此所做推出的政策或者措施，其可行性也会大大地提高。
相比于西方的智库，中国的智库被认为有这样一个缺陷。国外的智库，其成员经常是从学校的学者可以转到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在担任政府官员的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大学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样的机制在中国并不常见。可能会有这一类的情况，从官员到学校去做教授，再从教授回到政府去做官员。但通常的情况下，从教授转到政府去做官员，这样的转行相对比较经常，而再从官员回去做教授，这样的情况似乎相当少见。道理也不复杂，在担任了政府官员之后，所得到的待遇和掌握的权力，在教授那里都将不复存在了。因此，当了官员的前教授们，很少兴趣有再回到学校去任教或者做研究。
看来，中国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让官员与教授们在这样一个旋转门里转一转。无论是对于他们继续担任官员，还是回到学校里去做教授，都是有好处的。至少用中国的思维来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换，理论与实践能够更有效地结合。
另外，智库是需要花钱的，而且是要花很多的钱。如果以为不用花太多的钱也能维持一个智库的运转，这恐怕是个天方夜谭。智库里的研究者，天天要阅读大量的资料，了解大量的信息。他们需要掌握多种语言的研究人才，他们需要订阅多种报刊与电子信息载体。这都是要花费巨额资金的。他们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阅读和了解这类海量的信息。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工作，是一个需要沉得下心来，能够不怕枯燥、不怕孤独、不怕单调乏味的工作。这绝不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在网络视频上的风风光光的工作。
当然，由于花钱太多，很多信息与资料应该为多个智库所共享。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多个智库都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数据库，尽最大可能去接触和挖掘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与数据。
中国的智库也需要与国外同行们的经常性交流。可能人家正在研究的课题不便透露出来，但他们工作的方法、思路、策略是可以相互交流的。这至少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向人家学习更多的有效、有用而又比较先进的方法。
对于某些“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智囊团专家，最好把他们请出智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一些老的传统方式，还是很管用的。比如，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国内问题上，要广泛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的信息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制定的政策也是要回到群众中去的。在国际问题上，可能不太方便使用这样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尽可能通过各种现代化手段，来做类似的工作，至少也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在智库成员之间，在不同的智库之间，要广泛进行交流。除了涉密的课题之外，其他能够公开的课题都应该能够进行这种广泛的交流。既然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共享的数据库，那么我们共享一些我们的思路、策略和方式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中国的智库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在民间，有不少人都想给政府建言。前不久，一个生活在北方农村的人，先后给数个专家寄送挂号信，内容是他对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专家看到之后，认为这位建言者确实有些想法，但这些想法都是很初步的，而且比较粗糙，有观点，但没有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可行性。但是对于这类热心的建言者，也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指导和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设立一个机制，把这样的人用较为松散的方式召集起来，或者组织起来的。或许他们中有一些人并不一定有多高的学历，但是在他们之中，一定也会有人会产生出某些真知灼见。这样的财富我们不应该忽略。至少，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机制，允许这样的人有建言的地方。所谓愚者千虑，偶有一得。在集中、汇总、概括的基础上，提炼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预测以及对策，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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