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关于真实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

 

 

昨天受邀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中美经济关系展望，会议发言都挺精彩，只是到了最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临结束前的互动中，我点评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暴力，在暴力的基础之上才有政治，在政治所提供的规则、秩序和权利边界中才有经济活动；市场不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市场本身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会议主办方的领导是一位温柔而谦虚的女性经济学家，她在总结发言中，以一种礼貌而坦率的方式提到我的这句话，坦承自己恐怕难以接受这个观点，她认为：市场是自发产生的，经济并不由政治和暴力决定，经济活动自有其存在的必然规律；政治对经济的确有影响，但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暂时的干扰。其实，在我做群主的一个关于制裁和经济战的专业微信群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战略或者历史专业的人多数都能赞同我的观点，而纯经济学家们的第一反应则是“这太可怕了。”

 

这样的观念分歧，既体现了我们之间学科属性的差异，也展现出基本思想流派或者说世界观底层逻辑的不同。这种分歧，可谓思想史上的永恒主题，与之相关的思想斗争，我们在汉代《盐铁论》的辩论中看到过，在霍布斯与洛克关于“自然状态”的争论中看到过，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的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博弈中看到过，在中国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看到过，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中看到过，未来的人类思想史上，这个辩论仍然将会在不同场景下以不同面貌不断地翻新。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说过的那样，“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者、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儒家，他们描述的世界和愿景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审美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感，但是不符合历史，也无法解释现实，遑论预判未来。

 

我本人的思想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在中国思想史的坐标体系中，更加接近中国古代的法家而不是儒家。下边，我用几个小问答来阐述一下我的学术思想的底层逻辑，也算是对那些带有自由主义/儒家/理想主义思想倾向的朋友们的一个回复。

 

第一个问题，政府和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关于无政府状态，霍布斯与洛克有完全不同的认知。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其实是有公序良俗的村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人类史上，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的群体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接近霍布斯的认知。秩序崩塌资源匮乏民不聊生的时候，道德伦理的约束力消失，中国古人所说的没有王法的乱世就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一切人以一切人为敌，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比其他人力量更大，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的人，垄断生存资源。靠流窜地抢劫固然可以获得生存资源，但是更加稳定可靠的做法是从流匪进化成占山为王，打着保境安民或者类似的旗号向辖区内的居民征收相对固定比例的税收。于是，这个暴力集团与其统治的居民之间就从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变成了带有合伙人色彩的共生关系：离开了这个暴力集团的保护，居民的钱财和肉体都会变成其它暴力集团的战利品和商品。不同的暴力集团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相互合纵连横、不断竞争和攻伐兼并，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均衡。大的暴力垄断者称自己为王，最大的则称自己为帝。这个过程中，谁能最有效地从自己的辖区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士兵和军费资源，谁能以最高明的办法将这些被半强制地动员来的年轻人转变成有组织的战斗力，谁就能在这种残酷的游戏中获得更大的赢面，最终从寇变成王，变成皇帝。因此，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在自己辖区内竭泽而渔、鱼肉百姓是一种愚蠢、短视而自杀式的做法。不仅如此，暴力集团还需要雇佣专业人士，比如巫师，用神意来为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性外衣，或者用儒生编造出一些道德礼仪，或者“天人感应”“五行终始”“谶纬学说”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并非偶然的是，古代思想史领域有学者认为儒家的起源是上古的巫官而道家的起源则是史官。成王败寇这个成语，描述的王朝更替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人们愤世嫉俗的感慨。当然，忽悠人总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会把自己人也忽悠傻了。打江山的统治者都很明白自己的政权究竟是怎么来的，因此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法家信奉者，一部分虚伪的会给自己披上儒家乃至佛家道家的外衣以降低统治成本和执政风险。但是在政权传了几代人之后，统治者群体内部明白上述来龙去脉的人越来越少，而锦衣玉食长于深宫的公子王孙们，如果从小学的是以理论为主而不是以历史为主，那就很容易变成过度自信的傻白甜。一旦出现更加强大的暴力集团，这群擅长文学艺术满腹经纶的“合法”统治者，通常会在沦为阶下囚之后，写一写亡国之痛留下一些千古名篇。当然，也会有一部分统治者逃逸到边缘地区苟延残喘，随着统治空间变得逼仄，不用多久，其行为模式必然如“返祖”一般重新沦为匪寇。

 

第二个问题，市场如何产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交易的地方就是市场，有分工有交易就有了市场。但实践中，在没有政府对暴力实施垄断的地方，市场的自发交易秩序是难以维系的，商人与马匪或海盗之间难以区分。这就是丝绸之路或者大航海时代无政府状态下的真实状态。要想维系市场的秩序，就必须要一个政府出来垄断暴力，或者靠几个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不仅如此，越是复杂的高端的市场，政府的角色越关键。在拙著《货币、权力与人》的第一章中，我这样论述过：“教育和医疗的普及可以让经济活动获得健康而有能力的劳动者和创业者；进一步，如果能打击扰乱社会和市场秩序的行为，比如反垄断、反欺诈、反假冒伪劣，那么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就能提高；更进一步，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得到补贴，其外部性能被政府行为所内部化，那么基础设施的进步将大大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再进一步，通过法律的授权和对失信者的惩处，信用体系得以建立健全，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资金成本，让交易和投资更易达成；通过压制地方政府和各种行业势力的保护倾向，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市场，通过国际条约和贸易谈判本国的优势商品可以进入其它国家的市场，统一和扩张内外市场的官方努力可以让本国的核心产业扩大产能从而获得规模效应和竞争力；假如想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除了对技术研发进行补贴之外，还必须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而必要的保护，因此而需要专门的法庭和执法队伍，这些公共产品都是为了对技术研发和创新所蕴含的外部性予以必要的弥补 ；社会保障体系和财富再分配体系可以塑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其功能是不但扩大了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而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新商业模式和新技术路线的推广，其门槛之所以高是因为传统模式和传统技术已经同社会进行了多年的磨合与共生，要撕裂并重构这种传统运行体系会带来一部分群体的痛苦、阻挠和反抗，所以政府必须对他们予以必要的压制、诱导和补偿，从而让社会技术进步和治理变革得以实现 。总之，一国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同该国的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张和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对应关系；政府越大越强，公共产品供给越充分，经济活动就越复杂、越高级。”

 

第三个问题：这套理论能否解释历史与现实？能否提高预判未来的准确性？答案是，当然能。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还是世界史上的霸权迭代，都符合这种“以暴力获得政权，由政府塑造市场”的核心逻辑。汉人的生产和生意做得再好，经济和文化再繁荣，一旦失去长城的庇护和帝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在游牧民族的机动优势面前，一切繁华都迅速灰飞烟灭，只剩下衣冠南渡的仓皇与无奈。五胡乱华之后，江南总是比北方更繁荣更富足，但绝大部分分裂状态都是以北方征服南方告终，原因即在于暴力塑造政治。

 

近代欧洲的崛起，靠的是贸易和良治吗？显然不是，他们靠的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殖民暴力，靠的是航海带来的战争机动性优势和军费筹措潜力。新教国家带头实现的伟大的工业化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是欧洲企业家精神或者新教伦理的结果吗？也不是，而是“殖民-市场-战争”形成的暴力和暴利之间的循环导致的，文一教授在其新书中对此已经有很有说服力的阐述。现代科学探索与殖民冒险征服是同源的，科学从其话语上还残留着自身的暴力起源的痕迹，比如科学家们喜欢把科学发现描述为“征服”某个未知领域。技术往往跟牟利的商业投资有关，因为技术诀窍可以私藏也可以靠专利保护，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可以获得回报；但是技术源头的科学，它的突破则通常带有更多的公共产品的色彩，所以历史上看，很多科学原理的发现都是由政府出于战争和安全目的而不是盈利目的提供资助的。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可以有技术积累，但是很难有重大科学突破的。一个和平主义的时代，可以有技术进步，但难有重大科学突破。原理即在于此。

 

迷信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人，喜欢列举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案例来证明经济可以脱离政治而政治可以摆脱暴力逻辑。但遗憾的是，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共和党人难以同意，二十年前，当欧洲人反对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时，他们曾告诉欧洲盟友：你们欧洲人之所以能平和而优雅地搞这个长达七十年的伟大试验，是因为我们用核军事力量为你们撑起一片无风无雨的天空，你们的岁月静好背后是我们在负重前行。

 

理论观点很难被证实，但是很容易被证伪，因为你只需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掉一个理论命题，至少能实现对其理论减值，限制其适用场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能真正证伪本文核心命题的案例。如果有，欢迎对自由主义有信仰的朋友们提醒我。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新闻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背景训练出来的自由主义者会比其它学科偏多？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学科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上重文字和数学等工具性训练，轻历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训练。不少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不读经济史，他们的大量精力放在了对数学工具的学习和操练上，有很多美国大学里培养的经济学博士都是本科学理工科的，然后在博士期间转到经济或者金融学专业，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读了点文献上了几门课，然后再搞一个量化模型弄出个论文换博士学位。这样的成长路径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深度其实是不如学了六年的社科或者历史硕士毕业生的。这批人进入大学课堂，职业生涯的头十年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几位曾经在中文媒体上颇为活跃的美国华人经济学家，他们的一些见解之所以显得浅薄而呆板，之所以只能贩卖一些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原因便在于此。其实不仅是这批半道出家的华人学者，我发现在美国经济学界混得风生水起的某些白人学者，比如大名鼎鼎的毛咕噜Daron Acemoglu教授，其实也是在裁剪和操纵各种数据以论证一些很肤浅甚至严重错误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

 

2015年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上，我曾两次挑战他演讲中的观点，之后认真阅读了一下他那本《国家为什么失败》，发现此人真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新闻学和语言文学类背景的学生，他们的课程中对于修辞和文字的训练非常多，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探讨则比较浅薄。他们跟美式经济学教育的牺牲品一样，重表达的工具而轻表达的内容，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文胜于质”，而不是“文质彬彬”。结果，这几个专业培养出来的不少学者，一张嘴就是一股迂腐的“公知”味道。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对历史和真实世界运行机制的了解。那么，搞历史学的学者是不是就可以免于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催眠了呢？也未必。历史学者中，据我的观察，也会产生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中国史，因为他们受儒家影响很大。相对而言，世界史则不那么容易产生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比中国史的学者们更知道这个世界过去五百年究竟是咋回事。

 

回到今天我们所处的大变局和中美关系上来，美国共和党之所以要搞逆全球化，拜登政府之所以要在科技上铁了心地要与中国脱钩，关键就在于他们正在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中逐步清醒过来，今天的美国精英们愿意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安全和政治利益，经济政策的安全考量压到效率考量。但有趣的是，中国这边仍然有太多人沉浸在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美梦之中，期盼着美国人会回心转意。

 

上个月我张罗的一次饭局上，有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向我抱怨说，这个世界如今变得这么乱，就是被你们搞国际关系的这帮人给搞坏的。我回复他说，你们的经济学专业所塑造的合作与繁荣，就如同股市上的泡沫，每过一段时间在泡沫中狂欢的人都会觉得这次的牛市跟历史上的不一样，但是最终行情会回归基本面；我们的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的是这些泡沫背后的历史运行底层逻辑，但是无论我们是否发声指出真相，行情还是会回归它们的基本面。这轮新自由主义思潮自1980年之后在美国兴起，2008年之后在美国逐步被抛弃，不是因为别人指出了其中的错谬，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用外包和资本化掏空了美国的实体经济，用贫富分化破坏了社会公平与团结，用政治正确挑战了宗教文化传统价值观，用贸易/民主和平论废掉了美国军事优势。我们只不过指出了皇帝的新衣而已。

 

我今天花了一整天时间，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帮助我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朋友们转变观念。我知道，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审美，而成年人的审美是极难改变的。我花时间写这一篇文字，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在形成世界观的时候，能够注意到不同思想流派的重大分歧，能够留心到现实主义者所提供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底层逻辑。就像二十多年前那首流行歌《龙的传人》所唱的那样，但愿“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作者：翟东升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