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县长哪里找？

 

 

上个月，《我的县长父亲》一文引发了负面舆情，网友们看到这个标题就想吐，误认为作者是在炫耀自己当县长的父亲，一边倒地批评作者。

 

认真看完这篇文章，我既理解广大网友的批评，更觉得作者父亲的伟大。

 

按照现在人们对县长的理解，他的儿女应该算是官二代了，官二代的“人设”是坍塌的，“我爸是李刚”、“我叔叔是金国友”、“你对严书记女儿就这么说话？”，这就是官二代们的口头禅。

 

以次类推，这个官二代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显然，网友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怪网友。

 

在于现在一些官员形象不好了，加上网友们对毛时代的干部缺乏基本的认知，用现在的干部来套当年的干部，必然会出现误会。

 

那么，作者的父亲是怎么当县长的呢？

 

“无情”：母亲生病了，父亲却忙着和百姓秋收秋种，扔下一句话：“我不是大夫，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抠门”：作为儿女，从没体会到县长子女的“风光”。“大姐上中学时，从城里南街到辛店上学，每个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姐姐要求父亲给她买辆自行车，父亲不给买，说‘你看看，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吗？等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你不能搞特殊’。父亲就是这么‘抠门’。”

 

“一根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位亲属本可以通过父亲打招呼得到更好的工作安排，但都被父亲拒绝了。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提出安排一名子女在身边工作，父亲却说“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子女掺和啥”，“父亲就是这样的‘一根筋’。”

 

“穷大方”：困难时期，我家穷得揭不开锅，大伯要饭，父亲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却因为对烈士任荣贵的一个承诺，1960年和1961年两年汇出35元给任荣贵的表舅。父亲的‘大方’造成我们家‘富裕’的假象，1963年县委一名干部，到我们家求父亲要救济。可当他看到我们家里的摆设，一个木头箱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再看看饭桌吃的是麸皮窝头时，再也不好意思张口，转身离开了。

 

于志明去世时，才59岁。他的日志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就是种树、打井、抗旱、改碱等，他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改变沙碱地，让百姓吃上饭，他的一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

 

于志明认为：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首先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不好，就很难说真正加入了党组织。如果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那也只是加了引号的党员。

 

现在看来，于志明似乎有些“迂腐”，但是他这样的干部却是毛时代的领导干部的一个缩影，那个时候的干部大多就是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县长，是人民政府的县长，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要当好人民政府的县长，首先就是要把自己当做群众，而不是当成一个什么官。如果，只强调分工不同，而刻意地强化县长的执政功能，那么一定是会脱离群众的。

 

现在有些人讲什么，县长就是要干好本职工作，开好会、指挥好大家干就行，自己冲到一线，这个叫做“越位”。

 

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只把县长当做一个“指挥长”是狭隘的，是要犯官僚主义错误的。

 

毛主席经常讲：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领导干部就是要干工人的事，干农民的活，混迹于市井之中，才能了解老百姓的生活。

 

现在对领导干部都有一套固化的标准：那就是“局里局气”、“厅里厅气”，要穿黑夹克，背着个手，说话要霸气，说一不二，开会要阔气，出去调研最好后面跟一堆人。

 

这样怎么行呢？！

 

判断一个领导干部是否脱离群众，最简单的标准是：这个领导的直系亲属还有几个在摆地摊？几个在当工人？要好的朋友几个还在种地？几个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个没有钱出去旅游？几个没进过五星级酒店？几个还喝的是几十块钱一瓶的白酒？抽的是几块钱的烟？

 

因为，自己的亲人在摆地摊，他就最懂得小商小贩的不容易，他也就会想办法整体地解决这个问题；自己的儿子当工人，他才会体会工人的辛酸苦辣、所思所想，才会想办法整体地提高工人的待遇；自己的朋友在种地，自己的女儿被住房、医疗、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才想着要改变。

 

陈永贵同志就讲过这么一句话：领导干部富起来容易，让群众富起来难。

 

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的亲朋好友是“非富即贵”，儿子在金融机构赚大钱，女儿嫁给了富豪，兄弟是大老板，外甥接了他的班，在深化改革的今天，这样的领导干部即使不贪不坏，又能为人民做什么事呢？

 

长期混迹于这样的圈子，出入豪华会所，觥筹交错，喝的是茅台，抽的是华子，他的日子过得好得很啊，哪里还管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老百姓嘛，只要有口饭吃，那就行了。老百姓过得不好，那基本归因是老百姓没能力、没本事。然后再摆一摆自己的功劳簿——“我当年也是读书考大学奋斗出来的”，以此来为自己的阔绰生活、优厚特权来正名。

 

在9亿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当下，如果领导干部的亲朋好友是非富即贵的话，这样基本可以判定，这样的干部是脱离群众的，他去扶贫的话，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他的执政方针必然也是会出偏颇的，因为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因为，他已经不属于“劳动群众”这个圈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我的县长父亲》的原因：于志明同志不为子女搞特殊、调工作，留巨额财产，这是在维护自己和群众的血脉联系啊！

 

今天，我们再来看毛时代的县长父亲，不禁令人感慨万千，短短四十年，沧海巨变······

致敬，我的县长父亲！

 

作者：新青年2020 ；来源：新青年8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