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走了。对他的评价，在他走后的世界上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声音。西方媒体一片赞颂之声，虽然也有人说，在这片赞声中其中隐藏着嘲讽。而在俄罗斯或者在中国国内，还是责骂他的声音更多一些。这种两极化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苏联的解体本身，就必然引起不同人们的不同感受。
人们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同时也是苏联唯一的一任总统。总统这个称呼，苏联过去是没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时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没有这个职位和称呼的。中国的国家主席，过去在译成英语时，用的是Chairman，而在译成法语时，中国的国家主席中的主席二字，用的却是西方式称呼President，这种称呼就是相当于西方的总统了吧。现在中国对国家主席的译法似乎也用上了President了，但是中国对国家主席的实际界定，仍然与西方的所谓总统是有较多区别的。
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总统，实际上看起来，是苏联向西方政治模式转变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但在实际上，在苏联当时的体制下，这样的尝试似乎不可能成功。因而，这个总统也就是苏联最后一任总统了。这个不可能成功的尝试，却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标志性象征。
最近，有人找出当年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谈话，说戈尔巴乔夫是他们早就选定的苏联领导人。西方政界领袖说这样的话，我不是很相信。不相信不是因为西方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初选定他们在苏联或者在苏共内的代理人的时候，一定不是只选定一个人，而应该瞄准了一批人。换句话说，他们选定的不是一个戈尔巴乔夫，而是一群戈尔巴乔夫。这就像是普遍撒网，重点捕捞一样。没有知道撒下的哪张网会捞上一条鱼，但多撒几张网，或许就能捞上鱼，特别是捞上他们需要的鱼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选定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的西方媒体，或者之前涉足这个问题的西方以前的官员们都没有说得特别具体，但是有一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有一个观点说，西方在接触苏联或者苏共各级官员时，发现戈尔巴乔夫与他们讨厌的其他苏共官员们不同。其他苏共官员在会见西方人时，总是摆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子，他们都说着官方统一的套话。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种官员是很难让人接近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其不同岗位的从政经历来说，也都有着不少与西方官员或媒体接触的机会。他的表现则与那些老派的、僵化的官员做法不同。他很乐于接触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乐于与他们交谈，对他们所谈到的西方情况很感兴趣，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感。作为西方的情报部门，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表现，自然会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得出这样一个人，在将来是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与西方政府有所合作的。当然，至于说西方一开始就准备把他弄到苏联最高的权力地位上，这样的说法我不是太相信，毕竟在这个过程的复杂而多变的环节当中，只要有一点不经意的小磕碰，就完全可能让这个企图最终泡汤。
不过，对西方上述对苏联官员考察的标准，我是有点疑问的。如果说，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不太僵化，不那么老派，愿意倾听西方人讲话，就一定会是乐于与西方合作的。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粗糙，也太简单化了吧? 不太僵化，不那么老派，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这应该是一种礼节的表示吧。或许在西方人看来，只有那种老派和僵化的干部，才算是符合共产党标准和干部，而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就一定是另类。这样的判断方式大约不太适合中国共产党人。
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经过“一二九”运动之后，先后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他们有不少受到过类似于清华或者燕京大学的教育。他们在成为领导干部以后，一般都不太可能像苏联那种老派的干部。但这样的干部在中国党内并不少见，而且他们其中大多数人立场也是很坚定的。所以，我想，一定有什么西方人察看到的，或者他们非常需要的那种苏联官员的特质，才是他们选定作为能够合作的人员的标准。只是这种特质，西方人没有公开说出来，于是找一些无关紧要的所谓特点来打马虎眼。
而且，西方机构是对整个苏联所有地区，所有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都在进行着类似的观察和情报收集，他们关注的人们中，一定不止戈尔巴乔夫这唯一的一个人。只是最终能够走上最高领导地位的人，要比最初他们观察与监视的人要少得多。最后集中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时间不会太早。
但这也足以让人们触目惊心的了。苏联这么多领导干部，都处在西方秘密部门的观察与监视之下，这是其一；而这些领导干部中，又有相当一批是与戈尔巴乔夫的经历、观点和做法相近的人，又是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这就是说，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走上苏联的最高领导岗位，也会有另一个与戈尔巴乔夫相似的人，会被西方推上这个岗位。这就是说，如果苏联或者苏共内部没有发生自我革命的重大变革，没有对自赫鲁晓夫以来的苏共右倾蜕化的根本改变，苏联的解体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
戈尔巴乔夫的步步高升，也表明着苏共在干部提拔和任用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一个干部，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然而，如果只看到干部的能力，而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干部提拔很可能蕴藏着很大的问题。有能力，没有德行，显然是不行的。有了能力，也有了德行，但是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敏感性，同样也是不行的。有了能力，有了德行（往往，有些坏的品行是被隐藏起来了的），而又听话，这基本就是很多干部得到提拔的最佳标准。政治这个领域本来应该是最重要的，但往往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对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的了解，往往只是听他的讲话，听他做的报告，听他平时的夸夸其谈，这样的了解只能是片面的和肤浅的。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考察，的确是需要从最全面、最深刻同时也是最详细的细节上去了解的。而要真正了解到这些情况，就需要从他接触的群众那里，听到群众最真实、最不加掩饰的反映和意见。如果只是贴出一个公示，规定的公示的时间，然后就算完成了这个环节，这样的做法是太过形式主义了。公示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只是唯一的依靠方式。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至今都不能认为，我们在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充分了。不，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漏洞，西方资产阶级一定早就盯着我们的这些问题和漏洞，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往这些缝隙中下蛆，随时准备危害我们的国家，危害我们的党。我们对他们的警惕，一定要坚持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灭亡为止。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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