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铺是回民区，这里人口众多，粮食充足，疲惫不堪而且身心屡遭重创的红军将士们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休整机会。很多人几个月来第一次得到了饱餐的机会。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连长的刘少卿回忆说，教导营在这里支起了热腾腾的羊肉汤锅，营长陈奇涵亲自掌勺，不是怕羊肉不够而是怕大家吃得太饱撑坏了肚子甚至闹出人命来……
刘少卿说，就这样，他还一气吃了七茶缸。
由此看来，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率右路军主力跟上来，实在是太可惜了。那当口，徐、陈所率的右路军距此间不过几天的行程，但却服从了张国焘的意志，在交叉路口戛然止步，掉头南下，真是令人扼腕！而张国焘哩？还在发来的“策反”电函中预计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孤军北上的前景是“不拖死也会冻死”……
而现在的事实却证明，打开血路就是出路！中央红军饿不死，也冻不死了！
不仅如此，相对于荒无人烟的水草地，这里与外界的信息也要通畅和丰富得多！
在这里，党中央得到了一个让他们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毛泽东到达鹿原里那天，召见了红一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政治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在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的或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1]第二天，就在中央机关前往哈达铺的路上，他就收到了先行一步到达哈达铺的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几份旧报纸。这几张一个月前的《山西日报》载有国民党军“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当党中央到达哈达铺时，又获得的《大公报》等其他报纸，其中就有大量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消息：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日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2]
阎锡山说得更夸张：“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3]
唇亡齿寒，阎锡山对自己屁股下坐着的这方天地也是忧心忡忡：
山西自身，为国民经济崩溃之身。山西国民经济已成破产之势，十室九空、十村九困。在此情形下，邪说乱言最易煽惑，此尚为肤皮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谓心腹之患者为何，即土地私有是也。……土地制度给共党露下一个大空隙，故共党于国家独制枪炮军火之下，而犹能突人城镇，组织政府，抵抗国军。且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数十倍以上的民力，数万倍以上的财力，数千倍以上的械弹补充，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充其所以然乎。今日山西共祸业已临头，确非十六年之[景象可比]。[4]
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井岳秀因为身临其境，说得相对比较靠谱，但仍然夸张：
盘踞陕北者为红军廿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子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安[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摄，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廿年（即1931年--引者注）之江西情形相仿佛。[5]
这些信息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据说毛泽东得到这些“读报信息”后，马上找来中央红军中唯一参加过陕北革命斗争本身又是陕北人的贾拓夫，详细询问了陕北地区党组织的情况。贾拓夫是红军中著名的“才子”，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他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陈。据他后来回忆，毛泽东听完后异常兴奋：“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向在场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6]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活动情况，同日的《大公报》也给出了信息：
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兰[蓝]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7]
敌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
可以想见，在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内分裂的所带来的重挫感后，党中央得到这个好消息是如何的喜出望外：陕甘地区不仅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在活动，而且还活动成了大气候！在全国南方各大根据地深陷危机相继沦陷或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在这片极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陕甘地区，竟然还有着已经有十多个县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而在此前，中共中央虽然知道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在活动，但因为长期与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没有电讯联系，甚至与领导这个地区的北方局也没有电讯联系，所以他们对这个地区红军活动的详细情况仍然缺乏了解。
现在看来，陕甘地区的红军活动比党中央此前了解和预计的还要乐观！
至于红二十五军，虽然在长征前中央曾派出程子华去鄂豫皖传达中央指示，但却与他们一直没有电讯联系，对于这支红军从鄂豫皖地区开始的战略转移情况一直不明。8月初在毛儿盖地区准备实施《夏洮战役计划》时，军委二局通过敌电获悉了：“我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所部）于本月七、八两日，攻占甘南之徽县、两当等县，逼近天水并向成县进迫。”[8]虽然并不是完全准确，但总算是知道了红二十五军大致的活动地区。而现在将这个信息与读报信息综合研判，党中央也就估计出：“红二十五军已经与陕甘红军实现了会合”！
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没错，就在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从俄界向腊子口进军途中的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已经在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胜利会师了。
《大公报》还道出了棲栖在这方土地的人们所面临的水深火热之状：
《大公报》1935年7月7日消息：陕西全省九十二县，灾区占三分之二，灾民约达二百余万，均辗转流离无法谋生，诚为空前浩劫。[9]
阎锡山也知道，这就是共产党人存在和发展的热土：
现社会对于共产党露有大空隙，正如上述，山西除露有此大空隙以外，而有十室九穷农村破产之坏现状，内加上左倾学说及失了统驭的教育。大家想想虽无外来之赤化势力，就是本省的赤化势力，是不是要一天大于一天，无论何人不敢说不是一天大于一天。既是一天大于一天，总有发生危险之一日，今更加以邻省既有赤化的武力.影响于共产党之气焰甚大，共产党之气馅愈高，而坏人之气焰亦愈高，若陕乱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即不堪设想矣。[10]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不正是他们大有可为，登高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之所在么？！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彭德怀、杨尚昆等与会。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整编方案。会议根据张闻天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11]
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撤销团一级编制，改为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红一军改称第一纵队，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大队；红三军改称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辖4个大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称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这个时候，陕甘支队仅余8000余人，而且身心疲惫，气氛相当灰暗。
同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独有的雄辩和魅力，狠狠地给大家振奋了士气重建了信心：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是阳历10月，自从我们去年离开瑞金，到今天也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进攻，也顶住了天上飞机的轰炸。虽然前头还有数十万国民党军在准备截击我们，蒋介石不顾当前民族危机还想消灭我们，北上抗日的任务仍然艰巨，但蒋介石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了！我们已经摆脱了最困难的环境。有人看不起我们，骂我们是机会主义，但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还有群众支持的根据地。虽然目前我们只有八千多人，人少一点，但个个都是经过考验和煅练的精华，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队伍小有队伍小的好处，目标小而且作战灵活。我们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的人数还多嘛！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年今日，我们的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会带着五、九军团的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来会合，一起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现在民族危机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现在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同志们胜利前进吧。[12]
9月23日，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调动敌人向天水集中。毛泽东亲自向一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任务：查清从祁山堡、马坞之间直通会宁、静宁的沿途情况，以及左、右两翼敌情；规定调查路线图要于当晚12时以前上报。
此后，毛泽东每日都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这几天里，陕甘支队主力以一天120余里的速度急进，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并于27日占领榜罗镇、通渭城，顺利地通过了敌人渭河封锁线。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常委会议，根据哈达铺获得的“读报信息”和最新掌握的情况，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与当地红军一起，“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9月28日，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与陕甘红军会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讲了五个问题：㈠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㈡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㈢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㈣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㈤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注意扩充新战士。
毛泽东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同志会合！[13]
会后，陕甘支队兵分三路，经通渭向界石铺前进。
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几经曲折与磨难，终于由中央红军主力率先贯彻执行。
“最黑暗的时期”即将结束，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注释
[1]《毛泽东年谱（上）》第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大公报》1935年7月29日社评《论陕乱》，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消息，《阎锡山于1935年7月22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转引自《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大公报》1935年7月31日消息，《阎锡山1935年7月29日纪念周报告》，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2～第7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大公报》1935年8月1日消息，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周维仁：《贾拓夫传》第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7]《大公报》1935年8月1日消息，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1935年8月10日8时于毛儿盖）》，《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19～第6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红二十五军的确于8月3日攻占过甘肃省两当县城，并此间进占过陕西省风县之双石镇（今凤县县城）和甘肃省秦安县城，但未占领过徽县县城。
[9]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大公报》1935年7月31日消息，《阎锡山1935年7月29日纪念周报告》，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张闻天年谱（上）》第2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另，谢、毛二人因故未能成行。
[12]《毛泽东年谱（上）》第4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44～第146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以及其他有关老人的回忆综合整理。
[13]《毛泽东年谱（上）》第4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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