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当时他是正在广州的陈独秀个人所派的代表。或是出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与一大代表张国焘、周佛海等皆有不薄的关系，当然更不必说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关系了。而陈、张、周，此后一个是中共“终身的反对派”，另两个则分别是大叛徒和大汉奸。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董必武在一封信中，曾误将包晦生写为包惠僧，后来其遂改为包惠僧），别名鲍一德、包生，湖北省黄冈人。早年崇拜孙中山、黄兴，以及参加武昌起义的“黄冈四杰”（吴昆、刘子通、熊十力、李四光），又与一些中共元老中的湖北人（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等）相交，这是他参加革命的社会背景。

 

不过，包惠僧终究没有“革命到底”，成为中共早期成员中的另类者之一。所谓“另类者”，即他们后来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要么是“脱党”（如李汉俊、刘伯垂、胡鄂公、熊得山、钱纳水、刘昌群、赵子健等），要么是“退党”（如袁振英、张国恩等），要么索性成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如张国焘等），抑或成为中共内部的“反对派”（如刘仁静等，他们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所谓“托派”）。那么，包惠僧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包惠僧其人

 

包惠僧早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从北大中文系肄业，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与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临时支部），并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1921年1月，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委托包惠僧任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包惠僧随即选派刘少奇、萧劲光等赴苏俄学习。

 

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关于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份和资格的问题，曾一直是党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毛泽东曾在九大开幕式上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显然没有把第十三人包惠僧包括在内。董必武也曾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则说：“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刘仁静回忆说：“他是串门参加会的。”周佛海则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说：一大代表，“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明显是错误的。迄今的研究表明：当年包惠僧确实是参加了会议，由于他属于武汉小组，其受陈独秀派遣而代表广州小组的合法性便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但一大代表的确认当时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而包惠僧在会议上曾对党的纲领、工人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选举，这些都说明他不仅仅是列席的代表。会后，包惠僧奉命担任湖北的党的领导，毛泽东则回到长沙去主持湖南的党的工作。翌年秋，毛泽东因遭湖南军阀通缉，避居武昌包惠僧处，两人共住了十余天，相处得十分融洽。

 

1924年，包惠僧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周恩来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师党代表等。

 

1926年，冯玉祥加入革命阵营，包惠僧被派至冯军（国民军）任特派员。回到武汉后，包惠僧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1927年，包惠僧任北伐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7月15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发动政变后，包惠僧奉周恩来之命，赴南昌参加起义。后来，部队南下广东，包惠僧又奉命暂在南昌潜伏（一说因病滞留南昌）。当时周恩来曾给包惠僧写了介绍信，让他去武昌寻找党组织。其时，国民党“清共”血雨腥风，包惠僧辗转到了上海，见到了已“脱党”的李达、施存统等，才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了，他也因此悲观失望，走上了消极“脱党”的道路，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1年，以其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关系，包惠僧任国民党蒋介石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参议的闲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因他曾是中共党员，不被信任。虽然他官阶为中将，却无实权，只是一个幕僚的角色，后转任国民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年，包惠僧转任文官，历任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

 

1948年，包惠僧赴澳门定居。1949年10月，他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熟悉的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新政府之中。此时，他百感交集，彻夜难眠，遂致电周恩来：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不久，包惠僧收到北京的复电，欢迎他北上。11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参事、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

 

1957年整风期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了一些应景的话，后来受到批判。此后，他保持沉默，不多声张。不过，包惠僧以其经历，是中共党史学界著名的采访对象。他也撰写过许多珍贵的回忆。

 

关于中共创建初期的史实、文物的追忆和调查，特别是中共一大，包惠僧和周佛海妻子杨淑慧，以及李达、王会悟夫妇四人有突出的贡献。包惠僧在一大会址、中共临时中央办公地点的老渔阳里2号的确认上，有重要贡献。此外，包惠僧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中共早期历史的史实。不过，由于明显的原因，也有被遮蔽的成分，如他与陈独秀、张国焘、周佛海三人的交往等。

 

 

晚年包惠僧

 

包惠僧与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时，包惠僧还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考入北大中文系，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回忆道：“‘五四’运动那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也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孑民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那是他初识陈独秀风采的时候。

 

1920年2月，陈独秀在胡适的推荐下往武汉各校演讲，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跟随采访。其间，与陈有过两次谈话：“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很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显然，他们十分投契。

 

此后，到了酝酿成立共产党的时候，陈独秀曾委托刘伯垂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特地嘱咐要找包惠僧。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为发起成立共产党而给各地写信联络，其中就有给包惠僧的信，内容是希望他与刘伯垂、陈潭秋等在武汉建党。不久，武汉中共临时支部成立，包惠僧为书记。翌年春夏，包惠僧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其间，曾参与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兼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群报》担任编辑。那时，他与陈独秀可谓亲密无间。包惠僧回忆自己“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几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等等。包惠僧还回忆：“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

 

形如师生，又仿佛是挚友，这是说他们在性格上也十分相似，如人们说陈独秀性格特立独行，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包惠僧也说：“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于是，也有人讨嫌他有“家长制”作风，如李达、陈望道等，因此就索性负气离开了党组织。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奔走，包惠僧受命迎送。其间，与之多有深谈的机会。

 

据包惠僧回忆，那时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已有一些初步但不乏深刻的认识，如后来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等。至于中国革命的开展和步骤，陈独秀认为：“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表示反感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的说法。他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开展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听了这些话，包惠僧印象极深，对陈独秀很是敬佩。

 

一次，陈独秀夫妇和包惠僧、周佛海、李达等多人被上海法国租界当局扣押，不久被释放。张国焘回忆时说：“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地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

 

包惠僧在大革命时可谓风头正健，其中也不乏陈独秀对其多有教诲和提携的作用。他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升，不免与党内某种意义的宗派主义发生了冲突，如他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就发展到了甚至公开冲突的程度。其时，包惠僧坚持认为陈独秀是党的领袖，而张国焘作风不正，公私不分，又明显存在着一个以北大同学为基础的“张国焘小组织”，而张国焘只会坐在上海租界的亭子间里指挥别人。两人争斗的结果是张国焘向中央建议开除包惠僧的党籍，陈独秀不同意。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后，包惠僧出面安排陈独秀夫妇到其住宅暂住，但被陈独秀拒绝。后来，包惠僧又安排陈独秀夫妇从南京坐轮船到武汉。也许是久在监狱和安排不周，性格暴躁的陈独秀对包惠僧多有责怪，包惠僧没有计较。那时，陈独秀早已不是以前的陈独秀了。他孤家寡人，与许多过去的同志，此时形如陌路。

 

抗战期间，陈独秀滞居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三年之中，他贫病交加，又不愿屈就权势，生活极为窘迫。不得已，只好接受了少数好友和旧时学生，如章士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薛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的援助。

 

1942年5月13日，时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往江津探望陈独秀。那一天，陈独秀心情愉悦，两人相谈甚欢。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陈独秀还告诉包惠僧：在武汉时，张国焘表示“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此外，谭平山“也去找过陈独秀组织第三党，陈无意于此”。

 

5月26日，陈独秀处于弥留之际。得知陈独秀病情加重，包惠僧派夫人夏松云（即夏松雯）专程去看望，并带去几个北大同学拼凑的300元钱，给他治病。陈独秀叹息：“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27日，包惠僧赶来，陈独秀已去世。

 

陈独秀生前给包惠僧有百余封书信，包惠僧曾整理为册，小心收藏。“文革”破“四旧”时，据说包惠僧让子女将之付之一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包惠僧与张国焘

 

包惠僧与张国焘的交往，见诸两人各自的回忆录，而其交往则始于中共一大。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其时“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那时上海的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之地，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住在一间房子里。后来《劳动周刊》创刊，编辑也是张国焘、包惠僧、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几个人。

 

包惠僧与张国焘的交往，并非和睦，相反，伊始即充满了火药味，乃至后来张国焘要中央开除包惠僧的党籍。好在陈独秀表态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被开除党籍的程度，包惠僧才得以保住党籍，但被调离到武汉和京汉铁路去工作。

 

其实，包惠僧与张国焘的矛盾，也始于中共一大。当时，张国焘一手包办财务，其来源、开支，由他执掌而存有私心，包惠僧、周佛海等对此皆有意见。此外，张国焘来自北京小组，而北京小组其实就是北大小组（参加一大的北京的两个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都是北大的学生），而中共早期的北方党组织，特别是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则分明是由北大师生（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来掌控的，张国焘更在党内着意发展自己的“小组织”，而且发展得很厉害，最后竟导致开除了一大上海小组（实际就是中共的发起组）的两位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也受到了排挤。后来，包惠僧回忆说：“我因为常攻击张小组织，同张摩擦很厉害。”

 

一大后张国焘进入中央领导层，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包惠僧称其随即组织了一个北大同学的班底。1921年夏秋之间，陈独秀、包惠僧等在开会时不慎被捕，张国焘擅自公开发表宣言，包惠僧称之“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

 

此后中共二大要召开，在选派武汉地区代表的问题上，张国焘因与包惠僧相互“摩擦”，即以中央名义通知他说“武汉工作重要”，让包不要离开武汉，而是先派代表出席。至于代表的人选，包惠僧提名项英。随后，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张国焘率林育南、许白昊前往出席，而包惠僧认为林、许是“小组织”的成员，派工人纠察队阻止其出席会议，张国焘大怒。于是，遂有上述张国焘在中央以“无组织、无纪律”为名执意要开除包惠僧党籍一事。

 

至中共三大拟召开之际，围绕北京地区推选代表的问题，又发生了纠纷，结果竟让“中间派”的何孟雄意外当选（高君宇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提请区委党员大会选派工人代表出席）。包惠僧与张国焘的“摩擦”，算是一个小胜。包惠僧对此的回忆，揭示了中共创建初期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说明了党建问题的重要性。

 

忽如一夜，到了大革命成败存亡的关键时刻，包惠僧在夏斗寅部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面对夏斗寅事变之将发，陈独秀复信令其与张国焘接洽对付之策，包惠僧竟因与张国焘有前嫌而不加理会。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出狱之后与包惠僧相见。二人见面时仍又提起当年张国焘的“小组织”问题，陈独秀更是颇有感慨地说：经过了大的变乱，总算认识了张国焘。1938年，张国焘从延安出走，到了武汉。当时陈独秀就在武昌，张国焘托词经常去找陈独秀，陈对他则很冷淡。再后，张国焘通过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获得了一个国民党“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的职位。一次，朱家骅嘱咐张国焘向陈独秀转交一张5000元的支票，陈独秀毅然拒收，张国焘很是尴尬。对此，包惠僧都有所耳闻。

 

包惠僧与周佛海

 

包惠僧与周佛海的交往，限于笔者的见闻，似乎只见于周佛海的日记和回忆录《往矣集》。包惠僧与周佛海在从政经历上多有同人之遇，思想上估计也有“同道中人”的成分。对于“脱党”之后的包惠僧来说，他在国民党政权的圈子中毋宁说是属于“周佛海派系”中的一员。

 

1928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新生命》杂志出刊（另建一个“新生命书局”），这是一本具有国民党“党刊”性质的杂志，但它又是一本不拿津贴的刊物，后来也曾被误认为中国“托派”的刊物，以及“改组派”的刊物。以其撰稿人队伍，形成了一个“新生命派”，其周围集结了周佛海、梅思平、萨孟武、陶希圣等一批知识分子。大概可分为三类人：国民党御用文人（周佛海、梅思平等）、摇摆不定的文人（陶希圣、施存统等以及“第三党”的周谷城等）、“准中共”的文人学者（梁园东、朱其华等），包惠僧或许就在这二三者之间。包惠僧在《新生命》上以“栖梧”的笔名，发表有《中国劳动问题概论》《伦敦海军军缩会议的重要问题》《银价的暴落及其远近因》《由美国恐慌到世界恐慌》《美帝国主义与赔偿问题》等文章，似乎当时他的视野还比较开阔，从中国到世界、从政治到经济，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

 

或许，包惠僧与周佛海的私谊也由此加深，至于当时以及其后包惠僧与周佛海的交往，则贯穿于现存《周佛海日记》的始终。如《周佛海日记》1937年元旦，“晚饭后赴惠僧家”（这是抗战之前的事了）。再如：1947年9月13日，“包惠僧之夫人夏松雯女士物故。闻悉之余，不胜伤感。去冬今春，承其来探视余与（丁）默村两次”（这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监禁时的事了）。又：“回忆抗战之前，余虽寓京华，不愿奔走权贵之门，暇则与旧友盘桓，当时几无日不晤者为惠僧及李次仙、杨天运，李夫人张锡贞、杨夫人丁岫云亦殷勤招待。”

 

包惠僧先后有两位妻子——夏松云、谢缙云。夏松云曾是河北唐山扶轮学校的教员，大革命时代是广州妇女协会的主任，曾与陈延年共事。

 

“几无日不晤”，那么，包惠僧与周佛海之间谈了些什么？可惜无从得知。假如这些曾形之于文字，那么，即使有之，在汉奸周佛海那里，恐怕是早已“灰飞烟灭”了。而在包惠僧那里，他甚至把陈独秀的百余封书信都焚毁了，则汉奸周佛海的东西，恐怕更是彻彻底底地被消灭矣。于是，如人们所说：回忆录都是有选择的记忆。要想知道隐藏于历史幕后的资讯和信息，难上加难。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