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在对抗中前进！​——深切缅怀邓力群同志逝世10周年

十年前的2015年2月17日，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有常委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力群同志。

【《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2015年2月17日电，中央领导同志送别邓力群同志（胡澄收藏）】

转眼十年过去了，邓力群同志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光逝去而淡化，反而在历史与时间的考验中，他的形象越来越生动地活在中国一切进步人士和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心里与怀念中。人们越来越感受到邓力群同志在中共党史与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分量与作用。

邓力群同志曾在他的哲学名著《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明共产主义战士与无产阶级哲学的特质，那就是：“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该书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邓力群《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胡澄藏书）】

而我们所怀念的，正是邓力群同志身上那种敢与恶魔争高下的铮铮铁骨般地的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辉。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曾经鲜明地提出：“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6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毛主席说得更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一个时期，我们讳言斗争，崇尚和谐，可是人家已经不客气地发出了挑战，推出了什么《交锋》，什么《呼喊》，什么《反左备忘录》之类的喧嚣，妄图一决胜负。而他们眼中的死敌，就是被他们誉为“左王”的邓力群同志。那一个时期，也正是邓力群同志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主义战士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志与雄风，感染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与革命志士奋起还击，才使党和国家迎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忠贞胆略

邓力群同志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非常自豪地转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同志对他的评价，他说：“当时与会者要互相批评，轮到他（王震）批评我的时候，他说：‘邓力群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这么一句前无开头，后无结果。这是他对我的评价。这句话虽然只有十几个字，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我邓力群能有这么一个评价，或者是有这么一个期望，确实是对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对此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邓力群自述（1915-1974）》第247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而邓力群同志革命的一生，也无愧于老革命家王震同志这句评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再来看另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宋平同志对邓力群同志的评价。他在为《邓力群自述（1915-1974）》所做的序言说：“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只有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邓力群自述（1915-1974）》序言，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这两位老革命家对邓力群同志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深情而深刻的。

【《邓力群自述（1915-1974）》（胡澄藏书）】

邓力群同志，他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威严与慈爱共存，那是一种屡与强敌和黑暗势力对抗并战而胜之形成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人所独有的气质。

2006年前后，我多次见过邓力群同志，他那时已近双目失明，说话的声音不高，语调和缓，但却张力弥漫，顿挫有力，于宽博浩荡之中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凛凛正气，一种革命家的本色令人敬仰。他的这种气质来源于他那波澜壮阔的斗争的一生。就拿他常戴的那顶新疆维吾尔族花帽来说，这是邓力群同志晚年给人的标准印象。这其中蕴含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他自己也说：“长期以来，我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非常喜爱维吾尔族的花帽。无论是上天安门观礼，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无论是外出考察调研，还是在京参加各种活动，我都把花帽戴在头上。”（《邓力群自述（1915-1974）》第238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这种戴维吾尔族花帽的装扮，就代表了他一种不平凡的革命经历。那是在全中国解放前夕，他临危受命，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身赶赴新疆进行革命活动，为新疆的局势稳定和和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回忆录中曾经说了他被中央派往新疆的历史背景：他当年随刘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情报。美英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奎等“四马”的部队主力进入新疆，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美英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就是面对这种错黑云压城、错综复杂的形势，邓力群同志以一介书生之姿，在生死未卜、胜负未定之际，持节云中，传檄而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方奔走，促成了陶峙岳和包尔汉的和平起义，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他组织各族群众建党建政，积极筹备粮食被服、解决交通问题，为解放军顺利进疆和稳定新疆局势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没有过人的胆量与智慧，是难堪如此大任的。他身上那种令同志敬重、令强敌胆寒的革命家的风范，就是他一生传奇革命经历和忠贞的革命信念，与对党的无限忠诚，还有渊博的学识所凝铸而成。他那种历经风云而归于平淡中蕴含的英雄本色，令人十分敬仰，久久难忘。

“书生本色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邓力群同志（右一）陪同新疆同志在毛主席家中（选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可以说，斗争与抗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品质。恩格斯曾这样非常崇敬地评价马克思：“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恩格斯也这样评价自己，他说：“我也是如此。”并说：“不要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嚎，不要呜咽，不要低三下四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9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我觉得这就是邓力群同志身上那种革命家和理论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坚定气节。以邓力群为代表的这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共知”，他们是“公知”的死对头和强有力的对抗者。

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襟怀

我们通过阅读邓力群同志为我们留下的两部宝贵的回忆录（《邓力群自述（1915-1974）》和《十二个春秋》），从中可以领会到那一代无产阶级政治家宽广的襟怀。我在阅读这两部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邓力群同志在逆境中的坚守与担当。比如在《邓力群自述（1915-1974）》这部书的《文革初期 干校生活》篇章当中，他非常坦荡地述说着在特殊岁月中的党性锻炼。这正如宋平同志在序言中所说：“文化大革命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邓力群同志没有像一些旧知识分子那样悲悲切切纠结于所谓的“牛棚”杂记，而是在这部分的叙述当中，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无产阶级豪情。邓力群同志在自己一生中所编纂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也是在文革五七干校编纂修撰完善而成的。一部就是《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一部就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界、学术界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开拓作用。邓力群同志在这部自述当中曾经说到：“我在干校将近五年半的生活，一是注意保护和锻炼身体。我本来有胃溃疡，经过五年半重体力劳动，彻底好了，至今没有发过。还有受寒得的腰疼病也好了，至今没有再犯。二是下干校。我没有垂头丧气，仍然振作精神，坚持白天劳动，晚上读书，每天晚上坚持读书三个小时，带去的三大箱书都看了。以前想读而没有来得及读的书都读了，感到很充实，很满足。还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仅看了书，还做了笔记，整理了材料，写了书，出了成果。在干校，我写成了《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谈话》。”

这里我要跟大家交流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邓力群同志在五七干校中所读书的“书目”。邓力群同志他自己所说他是作为《红旗》杂志社被整的“第一号人物”，可他下干校带去的书却是非常丰富的。我给大家转录这一下的他读的书的书目。他说：“我下去时带了满满三大纸箱书，包括马列著作、《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各种小说、二十四史到《清史稿》等中国史书共有三百二十多本。”具体数目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共产主义三本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军事问题四本；

马克思恩格斯关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一本；

《列宁全集》29卷、列宁《哲学笔记》；

《斯大林文集》13本；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

《瞿秋白文集》四本；

《海上述林》；

《郭沫若文集》15卷；

《茅盾文集》11卷；

老舍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剧本《龙须沟》；

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丁玲《母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田汉戏剧集》；

《高尔基全集》；

《普希金全集》；

老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小托尔斯泰写西伯利亚的小说；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傅雷翻译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

《二十四史》；

《春秋左传集解》；

《史记质疑》；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读法》；

《宋朝史实类苑》；

《辽史记事本末》；

《金史记事本末》；

《明通鉴》；

《明清史料》；

《清史稿》《清鉴》《清鉴纲目》《康熙起居注》；

《台湾府志》，

等等……

这些书目说明一个问题，现在好些人污蔑那十年无书可读，文化上一片荒芜，“只有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看看邓力群同志当时所读书的书目是多么丰富啊！邓力群同志作为在《红旗》杂志社在政治上被打击的第一人，却可以读这么多的书，甚至还可以读当时被定为“共产党的叛徒”的瞿秋白的文集！不就说明那时候的读书条件和文化环境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荒芜”一片吗？这些珍贵的史实，也给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以强有力的驳斥。

邓力群同志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境遇的叙述，坦荡而诚挚，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襟怀。

  

【邓力群同志在干校劳动（选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邓力群同志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回忆录，就是《十二个春秋》。我们可以从中读到邓力群同志在新时期作为他自己所说“中央的主要助手”的历史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与抗争。

这部书的内容非常丰富精彩，这里我们只能谈三点感受：

第一，以正镇邪对抗否定社会主义歪风。

1982年4月份，中央任命邓力群同志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环境非常混乱复杂，有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歪风。部里的有些人借着“解放思想”的名义在社会上胡作非为，在党内外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上引起极大混乱。邓力群同志临危受命，临危不乱，举重若轻，指挥若定。以一篇讲话和一部制度震慑了群魔，稳定了局面。我们且看他的叙述——

“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这篇讲话是有针对性的、旗帜鲜明的。我首先讲：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们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够这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

第二，面折庭诤坚守共产主义情操。

为什么说邓力群同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因为他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可以不畏强权，不避嫌隙，不计荣辱。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可以面折庭诤！这是我们最为敬仰的地方。他在书中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争论，邓力群同志非常看重这篇争论记录，他的原话就是：“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邓力群同志已经逝世离开我们十年了，我们有责任把这篇他非常珍重的谈话记录公布出来，以告慰邓力群同志，以告慰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还不能全文公布）且看他的叙述：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

***：新的稿子（指《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

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 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

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同志提的。

***：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

自那以后，邓力群同志就不再讲话了。而这个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决议》在实际中没有发挥作用并引起了思想混乱。用邓力群同志在书中的叙述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意识形态斗争要“宽厚、宽容、宽松”）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自己也待不住了。”

再后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双落选”——即邓力群同志落选中央委员，落选中顾委常委。

第三，坦诚心迹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对于这种挫折，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刚开始心里也有落差。他坦承地在回忆中表露心迹：“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想通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他在回忆中专门以《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为题叙述了自己的心境，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叙述到：

“1975年到1987年，是我政治经历中最重要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自然界的春天秋天交替出现；我的政治生涯，也有顺境与逆境的转换。作为党中央的参谋、助手，我遭遇了三次打击。平均四年一次，这是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十二年的风风雨雨，我的心情时起时伏，既有高兴，也有难过。但总结一下、回顾一下，在风浪的冲击中，我没有失去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更没有失去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以我的生活道路来说，处理好在逆境中的人生观问题，对别人有参考价值啊！”

我们郑重将邓力群同志的心迹披露于此，以供在奋斗中遭遇逆境的同志们共勉！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邓力群同志无产阶级政治家那种坦荡而宽阔的心怀。

“落选”之后他并没有消极“躺平”，而是以更加坚韧的奋争开始了新的征程。他关心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斗争，念念不忘的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我们看看他在书中的两段叙述：

“1，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在这个会上，我做了一篇发言，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企业的性质，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企业来讲，厂长指挥一切，可以讲厂长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很多企业同时也是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很多企业是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其中包括企业在内。既然它是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厂长就不能指挥一切了，这就需要有党的领导。

企业同时也是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党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这里。

2，谈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发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

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然后，我根据赵当总书记这一段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提出了8个问题，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厚造诣

邓力群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以说，邓力群同志以毛主席为首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统”的继承人和当代的弘扬者。延安时期的这个“学统”，就是马列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在延安形成的特色。这个“学统”成熟于毛主席的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的论著，众多的进步学者的阐释发挥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党史上的学术盛世。而邓力群同志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这些进步学者在延安所形成的进步文化的“学统”的当代弘扬者和传承人。

这个“学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历次与黑暗势力奋力抗争中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它可以上溯到党的创建人李大钊先生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党的创建人陈独秀先生与张东荪等封建主义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建党先驱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论战。这些论战宣告了共产党人在中国坚决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决心，指引广大进步青年追求社会主义中国的前景。

这个“学统”还可以上溯到在国统区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反动派黑暗势力的奋力抗争。最终，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在延安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学统”。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那一批延安革命者们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是什么呢？总的来说，一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二是注重基本原理转化为工作方法；三是注重在同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结合、弘扬、发展；四是运用多种有效形式推动哲学的发展即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领域的发展。

 

【延安和解放区编译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胡澄藏书）】

这一延安时期的学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典范，而邓力群同志更是典范中的典范。以邓力群同志为典范的那一批无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问家，他们的学术著作特色有以下几个鲜明的闪光点，第一是共产主义的党性光辉；第二是无产阶级的大众立场；第三，共产党人的犀利眼光。

邓力群同志给为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在这里我们只能选择几部有代表性针对性的著作来说明这样的特色。邓力群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的谋略，用自己的学说和著作，作为“党中央的主要助手”，在历史关键时刻用他的智慧，微妙地影响塑造着历史的进程。

比如说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为了回答一些人在“解放思想”的喧嚣下形成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虚无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他特意主持编选《资本论》第二卷，搞了一个10万字的压缩本，书名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

【邓力群同志主持编选的《资本论》第二卷（胡澄藏书）】

邓力群同志并且亲自在多个场合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这部著作。

【邓力群同志阐述《资本论》第二卷的著作（胡澄藏书）】

这是他的几次宣讲的记录稿。在这部著作中，邓力群同志以清澈的笔调、雄辩的思维、循循善诱的口吻，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再生产理论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普遍规律的理论。在文中批驳了一些人对马列主义科学原理的挑战，并且非常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就业问题。他说：“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安排了两千六百多万人就业，资本家会这样干吗？他们的办法是人越少越好，绝不会这样干的。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从经济上考虑，而且也是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用这种办法换来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安排人员就业，就必须妥善地解决就业人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明晰当前所出现的人工智能对工人阶级的排挤的社会现象是多么有富有启发啊！另外，他还在这部著作中以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论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和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并且旁征博引地运用了世界经济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增长材料，来说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适用于一切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

这部著作既有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辉，又有人民大众的坚定立场。可以说，只有这样的能够让人民大众接受和喜爱的理论和阐述，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成果。如果背离了大众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小众化”、“精英化”、“官宣化”，扼杀在经院与学院的学问和职称评定当中，脱离了大众化的方向与道路，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死路一条。这也是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鲜明的政治境鉴。

可以说，邓力群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理论的坚持和弘扬，对于我们国家后来形成的“基建狂魔”的国力起到了历史性、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按照某些秀才和学者们的建议，在中国放弃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道路，只是生产短平快的消费资料和奢侈品，像“亚洲四小龙”那样，结果只能使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小虫”，任人宰割。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理论家的深厚功底和政治家的雄阔眼光，这才是邓力群同志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可以说，邓力群同志一切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还有学术研究，都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政治高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锐利眼光，还有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深厚功力。我们回想往事，抚今追昔，不禁感叹，我们国家的底子还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没垮，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业的发达，不得不归功于像邓力群同志那样的老一代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们的坚持、坚守和崇高信念。

邓力群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著作阐述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理论先辈们有着共同的风范。邓力群同志著作就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解释家卢森贝著作的风范。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贝注释《资本论》第二卷的著作（胡澄藏书）】

现在我们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各地各单位，积极贯彻宣讲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那么我们就看一看作为政治家、理论家的邓力群同志是怎样宣讲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的。我们看邓力群同志这部著作《认真学习十二大开幕词》。

【邓力群同志著作《认真学习十二大开幕词》（胡澄藏书）】

邓力群同志在这篇讲话中，没有照本宣科，没有陈词滥调，不是胶柱鼓瑟，避免刻舟求剑地死板地来传达党代会精神，而是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和思考来阐述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他以生动的语言、深厚的功力、透彻的分析，让党的代表大会精神深入人心。这部著作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色。

第一就是坚守崇高理想。比如邓力群同志在这篇讲话中深刻地指出：“除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的特征以外，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个思想也是邓力群同志始终秉持坚守的的思想。阅读前文我们可以知道，为了坚守这个思想，他付出了自己的在政治上的代价。他在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对精神文明应该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第二个特点就是坚守革命气节。邓力群同志在文中深刻地指出：“要以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精神这三个共产主义来领会、学习、贯彻执行十二大的全部文件和全部决议。”我想这对我们当前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有着鲜明的镜鉴作用。我们也要以这三个“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精神来领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和全部决议。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已经逝去十年的邓力群同志。他在这部讲话当中，还深刻地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气节。他说：“因为对外开放，同资本家的交往多了，也确有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贪图小利，接受贿赂，甚至主动向人家敲诈，在资本家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丧失了国格，丧失了党格，同样也丧失了人格。”可以说，这就是邓力群同志早有预见地对臣妾主义和消气外交的毫不留情面的批判。这对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具有振聋发聩的声音和作用。

邓力群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在主持提议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之后，又大力精心编辑《陈云同志文稿选编》。陈云同志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德高望重，他最具鲜明的气质就是：改革开放讲原则；经济建设求稳重；政治思想有操守。可以说，邓力群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主要助手”，深深领悟了陈云同志作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风范，以编辑《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来制衡当时某些急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

【邓力群同志主持编辑《陈云同志文稿选编》（胡澄藏书）】

他的做法很巧妙，没有急于公开发表陈云同志的文稿，而是先在党的内部发行。《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编者说明的最后一句话说明：“本书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先在党内发行。”这就是先给同志们在这方面予以预热。邓力群同志还以身垂范，在中央党校等各地带头大力宣讲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大家来看邓力群同志的这部著作《向陈云同志学做经济工作》。

【邓力群同志著作《向陈云同志学做经济工作》（胡澄藏书）】

这部著作的目录就非常鲜明，提纲携领地阐述了陈云同志在搞经济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

第一，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第二，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

第三，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第四，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

第五，关于经济体制问题。

经邓力群同志所阐发的陈云同志的这些卓越思想，也是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的。

四、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光辉

邓力群同志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就是用自己后半生的心血编纂阐述毛主席的著作，用毛主席著作和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奋斗之路。

邓力群同志留给我们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两部重要著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党史研究、国史研究中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他在编辑阐述伟人的著作思想中形成的崇高历史地位，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缅怀与敬仰。

先说邓力群同志在文革当中编著的《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我想，为什么邓力群同志在逆境当中要选择这部著作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呢？正是因为这部著作是毛主席在国家危亡之际，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敌对抗中所激发的那种伟大精神指引下的著作。而这部著作首先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那一代毛主席的战士所具有的党性光辉。我们请看，邓力群同志在这篇学习著作当中的第一节的学习体会中，就深刻地表明了自己无产阶级立场。他在说：“像其他一切著作一样，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全书对抗日战争的一切事变做任何估计时，始终直率而公开的站在中国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性立场上。”可以说，这是邓力群同志这部卓越著作的精华之所在，也是他的学术原点之所在。

【邓力群同志著作《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选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这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述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它的实践性，一个是它的阶级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处在任何时代，都要公开地宣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从历史上看，那些在历史紧要关头四面讨好的人物，将会四面树敌；百般谄媚的结果，必将会百受凌辱，最后丧失群众，落得孤家寡人，一败涂地。苏联殷鉴不远啊！我们学习邓力群同志的精神和著作，只有得到这样的体会，我们才对得起邓力群同志的在天之灵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同志在为这本书作序中，语调昂扬地说道：

“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其中包括汉奸卖国贼，也有第二代、第三代，正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手法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改变不了时代的航向，社会主义无论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付出多少代价，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让他们在历史的辩证法面前，在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无产阶级斗志面前发抖吧。”

事情往往是这样，中国革命在与自己的强敌对抗当中时时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却往往逆风翻盘，最终大获全胜。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有了一大批像王震、邓力群同志这样共产党人的奋斗，而这个奋斗的最突出的精神力量就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鲁迅那样的顽强的对抗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才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永远是矛盾的主导方向和主要方面。

另一部就是邓力群同志整理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的名义出内部出版。邓力群同志为这部著作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心血。按照邓力群同志自己所说的：“从毛主席提出读书建议开始，到本书整理出来历时近39年。”他回忆道：“那是在1959年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汉、田家英和邓力群同志一起，来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是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同志一起诵念，边读边译。后来他们三个人做了分工，胡绳、田家英轮流朗读，邓力群同志做记录。从1958年的12月—1960年的1月5日，毛主席带领的读书小组读完了这部著作。邓力群就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并送毛主席审阅。”可以说，这部读书谈话和批注，是经毛主席审定的，可以作为毛主席的正式著作与大家见面。这部记录稿后来经过邓力群同志在文革时期和改革时期多次整理，并在1997年的7月1日党的生日那一天编印成册，供研究人员阅读。

【邓力群整理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胡澄藏书）】

这部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邓力群同志编著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论点索引》。这是邓力群同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贤人物论述类编的著作而成。比如中国古代就有《朱子语类》的方面这样的著作。邓力群同志编著的这个论点索引，可以说是分专题编排了毛主席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的论述。这部类编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是学习领会毛主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典籍。后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毛泽东文集》的时候选了一部分，就是以这种分类类编的形式与读者公开见面的。只可惜只选了部分内容，而且一些有光辉和有特色的论述没有集纳进来，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而邓力群同志整理的这部清样本，原原本本地呈现到了研究者和读者面前。只可惜发行范围有限，流传不广。

笔者有幸得到了这部书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本子。那是有一次我到邓力群同志那里去，看到桌上有一部编辑这部书的“过程本”，上面有工作人员和邓力群同志的秘书按照邓力群同志的意见在这部书上做的详细的批改。由此可见邓群同志对这部书的精雕细琢和悉心指导。当时我就跟邓力群同志请求，想把这部著作的这个本子拿走收藏。邓力群同志说：“这个还要存档，搁在你个人手里不合适吧？”我当时就说：“邓老啊，我作为一个东城区的党史工作者，有责任代表东城党史工作者来收藏您的著作和您的档案材料。您求学、入党都是在我们东城域内，您晚年也居住在我们东城，我们东城党史部门有幸收藏您这部著作。”就在老人家还在犹豫未置可否之时，我就急忙将此版本收入包中，不顾礼节，匆匆而去。现在，这部珍贵的版本在我手中时常抚摸、摸索。回想当年邓力群同志对这部著作所花费的心血，令人无限感慨、感叹与感幸！

【笔者收藏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修改过程本】

五、终身难忘的恩情教诲

我拜见过邓力群同志多次，有两次给我留下了终身的教诲。一次是对一个学术会议的促成。那是在2006年5月20号前后，我刚刚接任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正在筹办接任以后的第一次年会，也就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六十四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计划东城区党校召开。可是在临开会的头一天，突然来了两位公安同志，对我说，你们这个会有点儿敏感，不能召开！我当时跟他们争辩说，我们已经请了很多老文艺、老战士、老领导和现职领导，如魏巍同志、王忍之同志、贺敬之同志、陈明同志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廖奔同志，中国作协张胜友同志等等，大概有二百多人，并且从外地也来了很多人。现在不让开了，非常被动！可当时两位公安人员态度极其坚决，说不让开就不开！

我当时非常绝望，我想这不但是我接任秘书长以来主持筹备的第一个会，也是在那个时期坚持共产党历史与历史虚无主义对抗的一次学术活动，怎能夭折在我手呢？这个会事前向邓力群同志汇报过，没有办法，只好求老人家出面了！好在东城党校离他的住处新鲜胡同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我赶到他家向邓力群同志汇报说：“这次会议在您的关怀下明天马上就要召开了。但是现在出了一点儿状况啊，有关方面不让召开。现在只有请您出面协调了。”他听后，微微扬了扬头，缓缓说道：“哦？这个事你让我出面协调不合适吧？这样吧，我答应你的一半要求，我出面参会，协调就不用了。不要紧，你告诉他们，说明天我要参会。”当时他的眼睛已近失明，耳力失聪，身体欠安，只能以轮椅代步。一般是不参加这种民间会议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想劝阻，但是他非常坚决。我得到这个讯息后，马上跑去与当事公安同志沟通，告诉他们明天这个会说有中央领导要来出席。他们将信将疑，不置可否，悻悻而去。

可是就在第二天即将开会的时候，我在党校门口又碰到了那两位公安同志，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小胡啊，我们又来了！但这次不是来制止开会的，是来保卫邓力群同志的，他是副国级领导待遇，我们要做好备勤。”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副国级待遇”这个词儿。

【邓力群同志来到与会者当中（胡澄摄影）】

邓力群同志来了以后，与前来参会的老同志们握手交流，虽然他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清，但是他能感受到同志们的对他的那种敬仰和热烈的情绪。会前合完影以后，邓力群同志缓缓地跟我说：“会可以开了吧？那我就回去了。”

【邓力群同志与魏巍同志在参会者当中（胡澄摄影）】

 

【邓力群同志与笔者（左）在会前合影，右为时任东城史志办主任王之鸿（姚咏梅摄影）】

望着老人家坐着轮椅上车远去的背影，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泪水喷涌而下。当时我的脑海中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邓力群同志虽然是病残之躯，但他肩膀是那么雄厚宽阔，足以让后来的奋斗者感到安心。

【大家看看这张会议的合影，就可以感到当时盛况。前排左起：李琦（著名画家）、陈明（丁玲丈夫）、魏风（老作家）、王定烈（空军原副司令员）、廖奔（中国文联副主席）、魏巍、邓力群、王忍之、贺敬之、张胜友（中国作协副主席）、柴泽民、张勤德（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学新（延安老作家）、孙永仁（人民日报原编委）、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同志代表。】

他老人家对进步事业和后来人的勉励与支持，使我铭记终生。

第二次是在开召这次会议召开不久，学会的生存状况又出现了问题。我不得不又一次求助老人家。

可能是因为这个研究会的政治色彩过于鲜明，我们这个学会挂靠的主管部门不愿意再让我们挂靠了。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宣传处的负责同志跟我说：“领导同志有明确意见，这次年检材料不再给你们盖章了，你们赶紧另寻他途。”我想中国解放区研究会是魏巍、贺敬之等老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创办的，怎么能让在我手中要夭折了呢？想来想去，只能求助这个主管部门的创办人邓力群同志了。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年检材料（胡澄收藏）】

我想，不能在邓力群同志面前告主管部门的状啊。正好当时学会的老领导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曾担任过成仿吾同志的秘书的余飘同志出了一部书《毛泽东文艺思想论争》。我就以是送这部书的名义又一次来到邓力群同志那里。向他汇报说：“这是我们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研究成果，请您指示。”老人家那时眼睛已经不行，他摸索着书的封面说到：“你们光研究解放区不行啊，你们还要研究敌占区呀。现在有没有敌占区呀？！你们要好好研究啊！”得到这种明确指示，我又飞奔到主管部门，向那位同志汇报说：“邓力群同志说，让我们好好经办这个学会，好好研究。”由于邓力群同志的威望，更由于他又是这个主管机构的创办人，当时宣传处的负责同志闻听之后，连连说到：“有力群同志这句话就好办了，有力群同志这句话就好办了！”第二天，就在学会年检材料上盖了章，学会才得以生存并且发展至今。邓力群同志运用自己的威望巧妙地做工作，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留下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就仅此两点，我对老人家感念之情终身没齿不忘。

六、国史万岁！

邓力群同志在《十二个春秋》说：‘**风波’以后，中央交给我的主要任务，也是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包括创办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

谈邓力群同志最后的岁月，我们不得不谈邓力群同志对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稿的修撰的巨大贡献。就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的那场风波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需要，中央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收拾人心还是得从修撰历史开始！在中国的传统中，史学与政治联系密切，形成了一种政治历史观。就是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得到政治见解，政治方针。以历史的合法性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正确性，形成政治与历史的良性互动与循环。同时又按照政治价值观，政治利益构建历史认知体系，形成政治与历史的互鉴。这就是“以史为鉴”。这就是中国历史工作者的崇高荣誉之所在。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这项神圣使命非邓力群同志莫属。首先，邓力群同志是政治家，他在几代党的领导人的带领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其次邓力群同志是理论家，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再次，邓力群同志是宣传家，他以卓越的文字表达观点、影响社会、塑造历史；邓力群同志还是共和国历史的亲身参与者与领导者。更重要的邓力群同志是以历史的参与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来书写历史，这样的历史将是历史的绝唱！

在耄耋之年的邓力群同志的主持下，在国史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同志们的努力下，开始了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邓力群同志的最后时光，为这部著作耗尽了心血。后来，邓力群同志在双眼失明、双耳失聪情况下主持编撰工作的。用残存的耳力听秘书朗诵审听国史稿。对国史的发展和国史的修撰提供发表了非常详细、详实、详尽的史实与意见，每一轮的送审稿他都摸索着签名上报中央。

【邓力群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胡澄藏书）】

 

经过多年的打磨，这部国史稿的修订版终于在2012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出版后，同志们将样书送给病榻上的力群同志。他将样书贴在脸上，反复抚摸，一再深情地体味着这部历史散发出来的书香。他说：“我可以向毛主席、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做交代啦。”其情其景，令我们从事党史国史的学者们轰然泪下。

邓力群同志曾经深情地说道：“国史万岁！”他的业绩必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永远而为后人怀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凝结着邓力群同志最后的心血。这是邓力群同志留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也充分体现着邓力群同志的特色。

邓力群同志整理的毛主席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一段话：“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际。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邓力群自述（1915-1974）》第308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邓力群同志主编的这部国史，就没有毛主席所批评的这个缺点，它不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而是邓力群同志这位“革命家的话”；邓力群同志不单是革命家，而且是理论家，“有概括能力”，“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达到了毛主席的“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要求。

邓力群同志主编的这部国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体现了“对抗性”与斗争性。整部著作的格调刚健清新，叙述如水银泻地，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议论风生，既要言不烦，又余音回绕；史实详略得当，镜鉴发人深思。充满着党性的光辉和人民性的昂扬。这部史稿在邓力群同志的主张下，特地设立了《序卷》。用邓力群同志的话来讲，《序卷》是以毛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为主线，充分体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与内外强敌对抗斗争的历史。

再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史实，按说这段历史主要是发生在党内发生，应该是党史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党史正本三卷对此却语焉不详，一带而过，前言不接后语，让人无所知晓这段历史的真相。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恰恰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所发生的斗争历史。所以在这部国史当中，邓力群同志用了几节篇幅详细的阐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半路夭折的危害所引起的恶果。

邓力群同志还在这部国史中将自己在1983年11月5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的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5点意见作为史料公布出来。这5点意见对于我们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自由新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借鉴作用，我们全文照录如下，以史为鉴，也可以想见当年邓力群同志作为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与黑暗势力英勇斗争的风范——

一，对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要抱有高度负责的态度。

二，党的理论工作者都要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革命的批判风格，在原则问题上要站出来说话，不能讲情面。

四，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五，理论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稿》第4卷第278-27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邓力群同志主编的这部国史是“史”，更是“论”，可以与马克思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媲美。如果没有邓力群同志那样的政治远见、理论功底，忠贞的情操，就写不出类似《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作，充其量也就是马克思撰写这部著作同时期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政变》那样水平的作品。这对我们修撰党史和国史是有非常大的镜鉴作用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胡澄藏书）】

 

七、洪波流芳

邓力群同志在《十二个春秋》中说：“彭真同志讲，邓力群培养了一批人。平心而论，在几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

邓力群同志是湖南人。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邓力群同志秉潇湘水云而生，挟革命风雷而动，为当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不竭似长江一道那样的源脉。熟悉当代历史的同志都知道，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有一个“邓力群学派”，也就是邓力群同志在主持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时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政治眼光，共产主义宽广胸怀和工农大众立场的学者。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部分书籍（胡澄藏书）】

“邓力群学派”上接共产党的“延安学统”，下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邓力群同志在政治斗争中播云布雨，撒豆成兵，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开枝散叶，杂树生花。这些同志并没有随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而云流星散，而是在众多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邓力群同志的生前身后，秉承着邓力群同志的风范和遗志，在为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竭尽着自己的力量在抗争。似东去的大江，浩浩万里，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涌。

 

这批同志身上有着与邓力群同志一样的“共知”气质，他们立场坚定、学问精深、人情温煦、思想锐利，具有圣贤气质、史学素养、天下情怀与人民立场，是“第二个结合”活生生的典范。在他们身上最突出的还是那种待人诚恳的浓郁人情味。这是他们从邓力群同志身上得到的最好传承，让人接触起来感觉到温暖。当今中国的政治是多么需要有这么一批有着温暖情怀的政治家啊！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看见已经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又突然走下主席台，和在台下就座的文艺评论家曾镇南同志握手扶肩，十分热烈亲切地交流。我后来就问陈晋同志，您和曾镇南老师这么熟悉啊？陈晋同志自豪地说：“我们都在邓力群同志手下工作过，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事。”那时候陈晋同志已经是副部长级领导干部了，但是对待故人仍然是一片热诚。

正是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共知”的堂堂列阵，那些“公知”们才忌惮尤深，不敢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张旗鼓。

这里，我再就我熟悉的已经逝去的几位同志谈谈感受。

一位就是刚刚去世的王忍之同志，我写了怀念文章《他在春光中归去——深切缅怀王忍之同志》，读者可看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RFLGZLhoTICeyyr7Tpf7zg

再有一位就是卫建林同志，用邓力群同志的话来说：“卫建林是学术苦工”，他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担任文化组组长，一些党中央著名的讲话都是由他起草的。如文学艺术大会《祝词》，其中“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就是卫建林同志苦炼出来的名句。他后来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卫建林同志的也继承了邓力群同志的学术素养和政治风范，既坚定又谦虚，既渊博又锐利。他赠给我的代表著作《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是我研究学习共产主义运动和当今资本主义罪恶的重要的思想学术来源。

【卫建林同志赠给笔者的代表著作《全球化与第三世界》】

还有一位就是卢之超同志，他于温厚之中秉犀利之风。那是在2007年的一天，我去王府井红霞公寓与孙永仁同志沟通邓力群同志拨付的一笔学术经费的使用情况，正好碰见也住在那里的卢之超同志。我当时就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我说：“卢老啊，我拜读了邓力群同志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我就向您请教个问题，政治是平衡的艺术，为什么有些人非要打破左右平衡，把邓力群同志从政治上打下去才甘心呢？”卢之超同志微微一笑，说道：“小胡啊，你太书生气了，你这些全是纸面上的概念，什么左右平衡啊？人家就是要打破这种平衡，好放心大胆大张旗鼓地搞资本主义啊！我们没有回头路了。”听闻此言我犹如五雷轰顶，至今回味，犹觉恨恨！

但是，我没有那么悲观，只要对抗到底，必然光明在前！

有力群同志典仪在前，我们必能“力克强敌，群星灿烂”！

在我们缅怀邓力群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二月份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胡澄藏书）】

从家教家风的角度来看，邓力群同志也无愧于一个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品格和境界。他没有利用自己“中央主要助手”的权力和影响为自己的儿女亲戚谋取利益。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女经商致富，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女出国定居，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女当官参政，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女背叛信仰。而是让他们沉浸于学问当中，以自己的学识报答党、国家和人民。他的女儿是摄影家，他的儿子邓英淘同志是著名的学者，在三农问题和现代化理论研究方面非常有建树。他提出的“大多数人的现代化”的主张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决策。邓英淘同志没有借助父亲的权势横行，只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为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前途耗尽了心血，不幸英年早逝！他为自己的学问，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耗得是灯干油尽，他去世的时候，骨瘦如柴，身体只剩下几十斤。

【邓英淘同志的部分著作（胡澄藏书）】

他去世的噩耗并没有告诉父亲。邓力群同志晚年在病床前挂着一块玉石，当有人来探望，邓力群同志便深情说道：“英淘在调查研究做课题，忙着没工夫来探望我。这是他送来的一块玉石头。我握一握就能感到他的气息啦。”其实，作为一位历经风云、饱览世事、能洞察一切的革命家，又是父子同心，邓力群同志何尝感受不到儿子已经离去？！但是他不想说破。枯卧病榻的他只能时时手握玉石与自己的孩子交流。

【邓力群同志与邓英淘在五七干校（选自《邓力群自述（1915-1974）》）】

邓力群同志的眼泪已经为党为国为他所挚爱的人民流干，欲哭无泪！看护他的护士在他眼中点了几滴人工眼泪，邓力群同志的眼泪才顺着眼角面颊缓缓地流下来。此情此景，让来探望他的人无不凄然泪下。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当今，在腐败存量未清、增量又长的情况下，那些高官厚爵的贪官们对比一下邓力群同志能不愧死！

邓力群同志在《十二个春秋》中非常自豪地提到了他的一对儿女：

“即使我受重用，儿女也没有提出升官发财，没有利用我的地位谋私，让人家指着脊梁批评。英淘做学问，小韵照相，都是普通工作人员。我本人、我的家庭，在我顺利时没有喜出望外，在我难过时也没有消沉，更没有倒下去爬不起来。

很多共产党员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共产党虽然多灾多难，但有多少个家庭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共赴党难啊！

在这一点上，我的家庭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可以与之为伍！这是我和老罗（邓力群同志夫人）感到宽慰和自豪的。”

最后，我还要和大家说一个要饶有兴味的话题。邓力群当年同志主持编选《陈云文选》的时候，在编辑《陈云文选（1956-1985）》的时候，邓力群同志特意把一篇陈云同志1936年10月26日写的与鲁迅先生会面的一篇散文《一个深晚》编入了这部《文选》的最后部分。这非常耐人寻味，因为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历史时间排序，也不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集的编辑体例。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是政治家的文选，都编入他们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很少有这种文艺性的散文。邓力群同志一反常规地把陈云同志这篇艺术性的怀念鲁迅的散文编入《陈云文选》当中，其用意非常明显。陈云同志在《一个深晚》这篇散文当中写到：

“鲁迅虽然死了，但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向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动大众的光明大道。”

我们以意逆之，可以想见，邓力群同志将陈云同志这篇散文编入政治文选当中，就是为了弘扬鲁迅身上那种与黑暗势力“坚决不妥协”的对抗到底、抗争到底的精神。这也正是邓力群同志在一生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志。

【《陈云文选（1956-1985）》中的《一个深晚》（胡澄藏书）】

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宋平同志说：“力群同志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

邓力群同志就是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里领域内的鲁迅！

他身上那种与强敌对抗到底的骨气与风范，永远激励着追求进步的后来人进步！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宋平同志在给邓力群同志回忆录做的序言的最后一句话的评价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力群自述（1915-1974）》序言，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邓力群同志在回忆录的到最后给自己的历史定位是“党中央的重要助手”。（《邓力群自述（1915-1974）》第485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我们合起来看——

党中央的重要助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这是中国人民之幸！

这是中国共产党之幸!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幸!

书写这篇文章时开始时，高天滚滚，大地一片萧瑟，寒风怒号，声嘶力竭，但它对抗不了春天的脚步！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党史工作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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