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丨黄宗羲：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第一人 - 昆仑策
-
王伟光丨黄宗羲：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第一人
2023-08-03
——王伟光同志在浙江宁波余姚“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研讨会上的致辞
今天，浙江省社科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在黄宗羲故里宁波余姚举办“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研讨会，探究黄宗羲学术思想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重大而深远。我谨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诚挚问候！黄宗羲（1610-1695）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明末清初的实学学派代表，浙江史学学派的开山鼻祖，与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是适应持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开始萌发，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激烈冲突，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宗师，是明末清初体现新的社会因素的先进思想文化和批判反思反映腐朽社会因素的落后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交流交汇、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学者，是浙江宁波余姚人民的历史骄傲和文化名片。黄宗羲生于明末，卒于清初。青少年即参加声讨明朝阉党的政治活动。从清顺治二年至清顺治十年，黄宗羲经历了8年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誓不仕清，潜心讲学著述。其多才博学，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制、教育、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是明清之际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堪称中国具有反封建君主专制社会进步意义的新兴社会阶层民主启蒙思想第一人。54岁写成系统阐发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代表作《明夷待访录》21篇。59岁创办甬上“证人书院”，著成哲学著作《孟子师说》7卷。66岁撰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代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62卷。后又著未完成的《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编成《明文案》216卷，《明文海》482卷。康熙34年，86岁病逝。黄宗羲可谓著作等身，迄今可考知的著述共112种，1300卷，2000万字。2006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黄宗羲所具有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需要从包括黄宗羲学术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认清方向、走向未来。第一，一定要把黄宗羲及其思想放到明清之际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唯物史观认为，研究、评价、判断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必须把该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来认识。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都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则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即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与其之上的上层建筑统一所构成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是特定的历史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就要从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研究、评价、判断黄宗羲及其思想的历史内涵、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就要把黄宗羲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搞清楚，从黄宗羲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来科学正确地认识评价黄宗羲及其思想。从明朝建立到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新的社会文明开始萌芽的激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在经济领域，至明代后期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到以皇家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封建统治阶级手里，赋税繁重，人民生活涂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新兴工商阶层、广大下层民众的矛盾越发激化。而另一方面，从元起，商品经济发展，孕育新的社会因素，开始形成工商阶层。至明中叶后到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发，新兴工商阶层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前身发展，并逐渐登上政治舞台。代表新社会生产关系因素的新兴工商阶层和广大被统治压迫的农民阶级和其它下层阶层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在政治领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经明清两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精心构建的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其弊端败象凸显，封建统治集团越发腐朽没落。明专制政权摇摇欲坠，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新的社会因素与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越发激化。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引发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明自正统以后，农民、流民、市民起义，暴动不断。正统年间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浙闽赣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年间刘通、李原先后领导的郧阳山区的“流民”起义；正德年间杨虎、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万历末年在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北、南、江西、河北、云南等地大中城镇先后爆发大小数十次市民抗税、罢市、夺矿的暴动。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长达20年，建立大顺政权，最终推翻明朝封建政权。清军入关，暂缓了阶级矛盾，但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反清复明成为清初民族矛盾的具体表现。从清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称帝到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继位，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经济政治必然强烈反映到思想上，反封建专制的新思想冲击封建专制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保守的旧思想。在思想学术领域，一方面程朱理学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作为官学在思想学术领域仍发挥着统治作用；另一方面，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尤其是明清之际对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思潮，新的社会思想呼之欲出，正在突破旧的社会思想的束缚。黄宗羲正是新兴工商业阶层启蒙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思想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理学、民主、进步的启蒙性质。
第二，善于从黄宗羲的思想遗产中汲萃精华，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宝藏。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既有优秀的精良，又有许多毒素和糟粕，不能不加区别地兼收并蓄。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3]，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4]。“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5]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是文化复古主义、历史复古主义。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譬如黄宗羲其人其思想应当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不加区别的全盘接受，一定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鉴别吸收其反封建专制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思想精华。一要从黄宗羲思想中吸取“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以天下万民为事”的民本思想。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是在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深化和拓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上，他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6]、“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7]。他提出“以天下万民起见”[8]、“万民忧乐”的治乱观，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9]把万民是否安乐作为治乱兴衰的根本目标和标准。二要从黄宗羲思想中承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黄宗羲思想中充满了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他认为：君是为民的需要而设立的，天子也是一个爵位，天子作为一个爵位与其他爵位，虽有等级差别，但无贵贱之分。并非天子最高贵，天子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民众之上。他认为法应是“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若法为一家之私而立，“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10]。他认为，封建君主专制下，人不能从法，而恰恰法从奸人，是君子独裁，移权于法的结果。提出实行“分权众治”代替君主“独治”。黄宗羲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已经具有民主政治的基因，反映了新兴阶层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三要从黄宗羲思想中赓续经世致用的求实思想和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黄宗羲是富有求实态度、改革勇气与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主张唯物主义哲学观。在哲学思想上，黄宗羲具有唯物主义的特征，反对理学的“理在气先”的思想，认为“理”不是实体，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致良知的“致”就是“行”，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11]。他具有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严肃批判明末不合理的取士制度，提倡在科举之外广辟仕途，恢复宽于取、严于用的选官制度。“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12]。他提倡“教化”“清议”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提倡学术与政治教化统一于学校、注重发挥学校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中作用。为充分发挥学校议政职能，他主张实行学校议政制度，即学官由国家任命改为公议推举，学校定期评议政治，天子百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在他的政治设计中，提出建立三个具体制度：一是天子定期亲临太学听谏制度。具体做法是：给予太学祭酒相当于宰相的地位或者由离任的宰相担任太学祭酒。每月初一，天子率宰相、六卿、谏官到太学，以弟子身份听祭酒讲学。祭酒有权批评朝政，“直言无讳”。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将历代帝王听讲学、纳谏诤、采舆论的做法制度化，并进一步提高学校地位，扩大其议政职能。二是建立地方官定期接受舆论监督制度。具体做法是：郡县学官不再由国家任命，而由“郡县公议，请明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13]。每逢初一、十五在学校举行缙绅士子大舍。学官讲学，地方官以弟子身份听讲。郡县官政事有差错，集会者可以批评、责罚，令其改正，所谓“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14]。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士大夫群体的清议作用，强化对地方官的舆论监督。三是建立学校荐举人才的制度。“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15]他还主张土地、赋税制度改革，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概念，提出“工商皆本”、推动各行业充分发展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政府权力制约、推进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等政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6]黄宗羲具有的反封建专制的民主理念、求实态度、批判精神和力主改革的自觉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宝贵财富，激励着我们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为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第三，深入研究承继黄宗羲思想，传承弘扬、赓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7]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传承，可以科学回答“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何处来”这一根本性的民族根脉和源头问题，切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对坚定文化自信、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厚重的历史沉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灿烂的文化创造。多年来，浙江遵循总书记的指示，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推动创新文化与文化创新双向促进，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希望浙江、宁波、余姚和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站在新时代更高历史起点上，将黄宗羲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贯通起来，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升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指引和文化动能。[1]习近平：《致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06年3月28日。[2]《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03月版，第232页。[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8页。[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7页。[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网2023年6月2日。[1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网2023年6月2日。（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修订发布）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