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一年之际，美国《外交政策》（FP，Foreign Policy）杂志对美国白宫首席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了一次采访，讨论了一年来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外交政策》将谈话记录整理后，于2022年1月18日正式发表，题目是：《定义拜登的外交路线》。
以下是该杂志记者FP与沙利文JS（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谈话记录：
FP：我想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的直接危机开始。上周，我们在欧洲看到了这一轮非常密集的外交。但至少在公开场合，莫斯科几乎没有退缩的迹象。你有什么看法？会谈是否改变了莫斯科的考量？你在寻找什么出路来避免战争？
JS：嗯，我会让莫斯科自己说话，我只能代表美国发言。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俄罗斯想要外交解决，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供他们考虑，我们准备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俄罗斯想要走上入侵和升级的道路，我们也准备好了，并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即使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俄罗斯的侵略，我们也已经为进一步的外交做好了准备。这样，我们将给自己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在我看来，在欧洲安全的关键问题上通过外交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值得仔细处理，美国、俄罗斯、北约、欧盟和其他欧洲伙伴都可以坐下来一起努力，达到相互谅解，但莫斯科将必须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决定。
FP：这种（问题的）积累暴露了长期以来关于北约扩张的紧张局势。北约实行开放政策，但现实情况是，没有人指望乌克兰或格鲁吉亚会很快被（北约所）接纳。有很多媒体喋喋不休地说，北约需要对此更加坦率，作为可能的妥协来解决莫斯科的担忧，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重塑了有关欧洲安全和北约扩张的对话？
JS：我认为这里的关键点是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前景，与北约无关，也和贝克（前美国国务卿，他在30年前曾经说北约不会扩大到东欧国家）说过些什么，或与戈尔巴乔夫说过什么无关。这是关于更基本的问题，即乌克兰是否有权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联合国宪章说“是”，国际法说“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都应该以一种声音说“是”。乌克兰有权成为民主国家吗？再一次，联合国宪章说“是”，国际法说“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都应该用一种声音说答案是肯定的。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责任将对话提升到这些核心基本原则，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现在，关于北约和欧洲安全问题，就我而言，盟国，30个盟国上周在布鲁塞尔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同一个声音。原则上没有异议。你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看到的是整个联盟坚如磐石的团结。我认为这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持续下去。
FP：在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希望与莫斯科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政府似乎着意于在“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事件（Alexei Navalny，俄国政治意见人士中毒事件）和在“北溪2号”上制裁俄国。现在看来，这是正确的做法吗？如果在早期就采取强硬路线，俄罗斯是否会努力重新划定欧洲安全体系？
JS：对俄罗斯行动的因果关系分析有一种有趣的特点。你有一群人说这是因为美国、西方、北约太用力了，提供了太多的武器，对俄罗斯施加了太多的压力，惹了太多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这样行事。然后你有另一学派说这是因为美国、西方、北约不够强硬，没有实施足够的制裁，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你可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我们试图做的是清楚表明，我们将对什么行为作出反应，以及作出什么反应，并且会落实到底。
因此，当我们上任时，拜登总统打电话给普京总统说：“我将研究SolarWinds（一家美国软件公司）问题，我将研究对纳瓦尔尼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我将研究2020年选举中的选举干预问题，如果我确定俄罗斯对这些事情的责任超出了我们的界限，我们将以经济制裁作为回应。”这正是我们所做的，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不仅制裁个人或实体，还制裁责任主权。
总统还说，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勒索软件不仅仅是一种犯罪行为，它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如果它继续下去，我们会做出回应。我们相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从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高调勒索软件攻击的角度来看，这种活动有所减少。就在最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赞扬俄罗斯政府实际上抓获了一些与针对美国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的犯罪分子。
FP：美国前印度太平洋地区指挥官、退役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表示，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入侵台湾。你同意这个评估吗？如果中国发动袭击，美国是否应该或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
JS：我们两岸关系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我们打算通过威慑和外交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维护美国对台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六项保证的两党传统。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工作是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来确保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或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事实上不会发生。
FP：与中国竞争的核心是贸易和经济参与，另一方面，你已经描述了你所说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以保护美国的就业和企业。这些想法不相互冲突吗？
JS：我不认为他们在三个重要方面存在冲突。首先，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理念从根本上说是投资于国内的实力来源、我们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创新和竞争力。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仅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美国中产阶级，而且我们使自己能够在长期内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这正是拜登总统在他第一年所做的事情。如果你看看从Covid中走出来的美国经济前景和中国经济前景，我们相信我们处于有利地位。
其次，拜登总统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包括在总统竞选期间，包括在任期间，都明确表示，他认为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是一件好事和重要的事情，这与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没有任何矛盾。美国工人只要有正确的投资和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胜过任何人。现在他还表示，重要的是先进行这些投资，然后再进行新的市场开放性贸易。
他正在推行一项国际经济政策，重点在于加强美国经济领导地位，比如全球最低税，比如七国集团基础设施倡议，重建更美好的世界。我想你会在今年看到，与（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大使以及我们经济团队的其他关键人物一起，在印太地区进行更深入、更密集的经济参与。
FP：拜登详细谈到了他如何将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当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愿意使用经济胁迫，或者在哈萨克斯坦使用军靴来影响国家时，你如何具体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进步？你如何与这种影响力竞争？
JS：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工具箱，包括对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他国家施加胁迫的国家的经济支持。必须努力解决一些新兴民主社会问题的根源，即腐败，我们必须采取一整套工具来减少全球腐败。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来提升独立媒体和独立声音，而民主峰会产生的一件事就是为此提出倡议。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确保民主国家正在为未来的贸易和技术制定行为规则，以便使塑造我们未来的技术更加尊重产权，减少专制控制和支配。这是一个全面的议程，你在民主峰会上看到了它的每一个元素，该峰会汇集了100多个政府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民间社会和活动家。在这一系列努力中，美国将努力加强民主国家的力量，并确保我们表明，最适合我们时代挑战的政府形式，是民主而不是专制。
FP：我现在想谈谈过去一年的另一个中心焦点，那就是从阿富汗撤军。展望未来，97%的阿富汗人面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风险，你现在如何看待美国对塔利班的制裁？经过二十年的战争，美国应对阿富汗人民承担什么责任？
JS：我们负有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实际责任，以努力减轻痛苦并改善一个能够为其人民提供基本需求和机会的稳定国家的前景。我们是阿富汗人民的最大捐助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刚刚宣布了另一笔3亿美元的资金。我们正在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救援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努力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应对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认为，在塔利班没有采取各种措施建立包容性政府和尊重权利的政府时，简单地给他们开空白支票，这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长期最佳利益。我们确实相信，将资金交到能够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食品、药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供应的独立实体和行为者手中，是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重大责任，我们将采取步骤尽我们所能。
FP：我同意你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观点，但这肯定不能替代运转良好的经济。为了采取措施开始解除制裁，需要做些什么？你想从塔利班那里看到什么？
JS：嗯，我们一直在与塔利班进行外交接触，并为他们安排，不是作为公开的最后通牒，而是如我所说的私人请求，与其他盟友和伙伴协调，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介绍我们认为他们应该采取的步骤，因为我不想公开谈判内容。但广泛的参数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关于人权的，这是关于允许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阿富汗盟友继续安全出境，这是关于尊重和平等对待妇女和女孩，这是关于不让阿富汗被用作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人民的恐怖主义基地的核心基本承诺，因此这些是我们正在与他们讨论的一些领域，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面的进展领域。
FP：我想扩大我们视野，看看许多评论员所说的“拜登主义”。你认为贯穿政府迄今采取的所有主要外交政策举措之间的主线是什么？支撑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理念或抱负是什么？
JS：我想说，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支撑着本届政府如何应对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跨国挑战：气候和COVID、核扩散、经济平等，等等。
首先，深入投资于盟友和合作伙伴，以便使我们利用朋友的力量以及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应对所有这些挑战。
其次，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根本上根植于美国的国内实力，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联系的，它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全球最低税率、管控供应链危机、应对气候还是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内政和外交的关系需要我们认真、坚持不懈地关注。
这两个基本主张支撑了总统的大前提，即我们在民主方面处于决定性的十年，证明它不仅最适合为其公民提供服务和改善生活，也是应对我们时代的巨大挑战的政府形式。
FP：你提到了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拜登获选后欧洲也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但今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有起有落，例如阿富汗撤军和AUKUS潜艇交易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担任总统将近一年之后，你如何描述跨大西洋关系的现状？
JS：嗯，当你看到盟友时，北约的30个盟友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中以一种声音说话，我会说我的描述可能不如你亲眼所见。去年，美国和欧盟在钢铁和铝关税、全球甲烷承诺、全球气候峰会、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等方面进行了密切协调。我认为，这是大西洋彼岸协调与合作异常有力的几个月。
我承认，去年早些时候，许多欧洲领导人对协商与协调的水平和性质表示担忧。但我认为，经历了那个时期后，我们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力和信心，这实际上非常了不起。而且我认为，如果你今天与欧洲对话者交谈，你会听到与六或八个月前你可能听到的完全不同的说法。我认为，这证明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那就是倾听。我们听取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意见，我们听到了他们要说的话，我们做出了回应，我认为现在的结果不言自明。
（译者系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一壶茶一闲人”知乎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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