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城 | “第二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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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城 | “第二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
2025-07-02
【摘要】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其加以运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动，鲜明提出“文化基因”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互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特点、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中国的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创造本土化时代化真理的过程。“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人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之过程。只有植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不断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掌握思想文化主动。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从已往数千年历史征之，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吸收他人的精华，使之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由此形成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毛泽东曾言：“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里所言之“化”包含彻底的、全新的创造之意，强调在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的前提下，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明成果，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岳麓书院时指出，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理解这个内在道理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是新时代实现的重大原创性理论突破，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道理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外来思想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才能深入人心。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推进真理本土化，必须是在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强加于中国本土的外来主义，在中国没有根，“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1958年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演说中甚至扬言：“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两种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将水土不服，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真正本土化就不会有生命力。党的百年奋斗史业已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其加以运用。我们党始终坚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特别是向西方国家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但各种思想方案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的侵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迷梦。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历尽千辛万苦寻路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解放自己民族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探索中，由于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一些人提出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要从思想上的奴隶变为思想上的主人，就必须结合国情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就曾言：“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洪秀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未深刻把握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没有寻找到将西方思想本土化的路径。因此，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即是“第一个结合”的最初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真理本土化遂得以展开。
由此中国革命才始终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主义，有的放矢的态度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
为何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必须本土化，中国革命才能走向成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强调了两个“血肉相连”。其一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其二是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具备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由中国共产党这一载体才能落地生根，“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与自己民族及其优秀文化传统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如不结合中国自身之特点，那么在中国语境中所谈论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只有克服教条主义式的隔靴搔痒，不断促进真理本土化，形成让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思想，才能让马克思主义获得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其后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系统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寻找中国道路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第一个结合”的过程。
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具体实际亦呈现出时代性、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代特点深入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由此可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任务异常艰巨，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深入推进理论创新的勇气与魄力，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
进入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特别重视，他曾深刻指出：“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他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中寻找启示，发掘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经验，指出“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不具有排他性。中华文明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始终秉持把外来文化思想本土化的原则。我们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动，明确指出：“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
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一重要道理讲好是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要背诵重复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要结合国情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运用，赋予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其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使之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意味着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际，《解放日报》首任总编辑杨松写就《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内涵是使中国学术实现马克思主义化：“把马列主义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和中国化着，也使中国学术马列主义化了和马列主义化着。”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绵延不绝，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毛泽东还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规律性、真理性，所以他始终秉持“历史的看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1943年与友人讨论相关问题时曾明确指出“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真理性，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给予激活重释，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本土真理实现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但教条主义者却只懂得抽象的理论，不懂得中国。因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面对日趋落后沉沦的旧中国，教条主义者认为中国自身的道理毫无真理性和规律性。由此何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向西方寻找真理，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内在的道理的真理性和规律性，而是要用外来的科学理论激活文明传统，重塑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重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在此后又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互相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双主体地位，中国不只是被作用之客体，亦是互相结合的主体。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鲜明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向国外学习固然重要，但毛泽东提醒我们：“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学的内容是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毛泽东强调超越传统所谓的体用关系，意味着中国人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用学到的西方真本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使本土的真理得以时代化，以此提升中华文明之地位。他深刻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由此可见，毛泽东把讲清楚这方面的道理看得很重，中西之间在真理性、规律性方面没有高下优劣之别，面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毛泽东提出了重塑中华民族文明自信之方案。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从哲学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亦有来自于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真理性。延安时期刘少奇亦曾言：“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党的理论资源既包括马列主义又有对中国自身的规律的理解，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的认识，他们力图从真理性、规律性角度审视中华文明。正如胡乔木所言：“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没有完成。我们不能责备前人，因为那时没有这样的条件。全国解放后……没有集中很大的力量来做深入的探讨工作，这有待于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从“文化基因”角度理解中华文明，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根本方向：“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有永不褪色的价值。“文化基因”理念体系的提出，鲜明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持续探索取得的重要进展，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性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强调“两个逻辑”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客观性、规律性的高度重视。正如梁漱溟晚年所言：“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证明，‘全盘西化’不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质是一笔勾销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作用于中华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事实，自然是行不通的。即便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得标出‘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这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冯友兰晚年曾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要具有中国特色呢？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愿望，而是在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社会内在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不是哪几个人的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人的肤色，不是一种外在的颜色，可以随心所欲地涂上的……中国古典哲学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来源的征象。”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基因论”和“两个逻辑”辩证统一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互融。“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首先以原理的契合为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所内蕴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所内蕴的历史文化实际，由此中华文明的真理性、规律性得到凸显。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得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要复归中国的旧传统，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之别开生面、重焕荣光。毛泽东对《汉书》中“实事求是”一词之激活并赋予其时代新意即是突出的例子，“实事”不再指古代文本，而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不再指文献本义，而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也不是简单考证，而是指深入系统之研究。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活改造，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始终高度重视，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还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核心要求在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其中包含“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植根于中国人内心的思想和理念，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以伟大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经过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转变为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了文明的生命更新和文化的现代转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不断激活之过程，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是我们党取得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百年奋斗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揭示中华文明的真理性、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时代化。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我们党明确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社会主义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
毛泽东在延安时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他反复强调要分清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特点、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中国的运用，也是中华文明基因被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本土化时代化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创造本土化时代化真理，不能数典忘祖，丢掉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最终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厚滋养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中华民族实现文明更新和中华文化现代转型。正如杨松所言：“我们能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或说使中国各门学术马列主义科学化，那么不仅充实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且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而在全世界的人类文化中获得自己的光荣灿烂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彼此成就，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力量。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此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刘少奇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毛泽东熟稔传统文化、注意从中汲取营养，对禅宗尤为关注。禅宗是佛教中国化之典范，毛泽东十分推崇其创造性精神：“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见任远、任重）这可能从方法论上对毛泽东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本土化时代化真理具有启示性。
林克曾有如下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六世禅宗慧能（亦称惠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林克对此进行分析：“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关心禅宗思想就是要师取其意，要有敢于突破教条、进行理论创造的魄力和勇气。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就是一部逐渐摆脱“苏教条”“洋教条”,不断突破本本束缚，从实践斗争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大胆创造的理论创新史。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相继创造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不断创造出本土化时代化真理，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是我们在探索中国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虽源自中西两大不同文明传统，但在原理方面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结合”也不是简单的“拼盘”，而是在外来真理本土化和本土真理时代化基础上通过深刻“化学反应”造就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外来真理本土化、本土真理时代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度互融后的全新创造，生成了以本土化时代化真理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中华文明自身具有持久强大的生命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就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赋予中华文化以时代内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融会贯通起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创造出本土化时代化真理，持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自身具有真理性，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极大拓展了理论创新的视野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指引我们充分运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渐进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理直气壮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宝库。“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文明更新，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本土化时代化真理的代表，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
时代在发展，实践无止境，不断创造本土化时代化真理、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篇章也无止境。毛泽东曾言：“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其中之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现实性，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塑造文明主体性的根本力量。
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源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本土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过程中，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确立的文化主体性，源于一种属于中国的、具有深厚历史基础与群众基础的本土化时代化真理。概言之，实践上的自信自强，源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本土化时代化的真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大地独立创造出的理论体系。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自己独立创造出的本土化时代化真理，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总结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史的结论。”
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实践，涵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气象、大格局，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在外来真理本土化、本土真理时代化之坚实基础上，以“两个结合”科学方法为引领，不断创造出本土化时代化真理，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深入，是我们党始终能够把握时代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哲学研究》2025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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