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价值取向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坚定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群众路线，也是我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一贯做法和重要经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建设始终把党的群众路线置于核心位置，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短短13年间，边区政府高效出台了1000多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纲领性文件，逐步构建起较为系统完备的法治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法治建设实践始终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切实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广泛认可与坚定支持。这为巩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立法环节，党的政策指引为边区立法明确了方向。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其中，《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确定了边区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1942年完成了乡选举。随后，三三制原则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得到实行，对广泛动员群众、推动抗战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边区立法提供了有力保障。党深入组织动员群众，始终坚持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路线。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领导所辖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普选活动。党的立法过程广泛吸纳了群众意见。边区政府在制定颁布每一项法律法规之前，都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只有在参议会集体大多数人同意的前提下，法律法规才能得以颁布执行。

陕甘宁边区的立法实践真正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毛泽东曾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边区参议会将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立法的核心指导思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系统性地规定了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以法律形式确认人民各项民主权利，成为边区政府保障民主的准绳。林伯渠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保护各个革命阶级的利益，纠正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在法律面前虚伪的平等，而代之以真正的、实质的平等。

在边区司法实践中，我们党创造性将群众路线与司法工作紧密融合，推行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生动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1944年，习仲勋提出司法工作人员要时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此外，“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堪称党领导下司法守正创新的重要典范。他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将这一审判方式精辟地总结为“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1943年的“封捧儿婚姻案”就是这一审判方式的生动实践。这些例子充分证明，当司法工作紧紧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就能得到广泛支持和无穷力量。

为实现司法服务的普惠性，陕甘宁边区坚持“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明确规定“处理与接收案件，一切应便利人民，少拘形式”，畅通了群众的诉讼渠道，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真正保障了人民的诉讼权利。例如，《民诉条例草案》第十二条、《刑诉条例草案》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口头诉讼的合法效力，使得人民可以口述案情，由法院负责制作笔录，免除了被代写诉状人勒索的风险。此外，《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民诉条例草案》《刑诉条例草案》还作出了免除诉讼费、不收送达费和抄录费等规定，有效减免了群众的诉讼成本，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间调解在定分止争、事心双解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边区民间习惯以宗族、邻里、乡里调解纠纷的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在持续推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探索司法变通之道，大力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与实施，倡导“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乡政府领导下，由乡长、自卫军连长、乡锄奸主任组织调解委员会，各行政村可由人民自行选举人民仲裁员、人民检察员，参加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一举措明确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实施主体。随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进一步强化了调解工作的制度性与程序性。随着人民调解制度的不断推广和深化，调解组织网络日益织密织牢，在解决边区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法治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党以法治教育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功能。同时，针对边区人民的受教育情况，将法治教育融入文化教育之中，实现识字懂法的双重目标。此外，各级党组织还通过报纸、画报、戏剧、快板、歌谣等多种形式，将难懂的法律语言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达，向群众传递法治信息。例如，宣传土地法的《咱们村来了土改工作队》、宣传婚姻法的《反对旧婚姻》等歌谣，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坚持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更要坚持从严治党，不断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响应群众呼声惩治腐败，选拔符合人民要求、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1937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而周密的讨论，批准了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执行死刑的判决。在党的领导下，边区相继颁布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同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从而将从严治党的司法原则确立下来。

然而，仅仅依靠惩戒并不能完全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因此，陕甘宁边区坚持对党员干部开展深入的教育工作。通过开办司法训练班（党校及党的训练班）、行政训练班、群众工作训练班等，发动干部系统学习边区的重要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尊重与服务意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更是要求干部们“甘当小学生”，在革命实践中“清洗自己的污浊”。此外，他还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秉持这一理念，党领导边区政府与参议会不断探索对政府的监督方式，从设定专门行政机关监督到辅助行政机关监督，不断拓展群众参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局长肖玉璧因私自将边区极为稀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被群众检举告发，最终判处死刑。在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体系中，党始终坚持聆听群众声音，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在边区的13年间，林伯渠共收到百余封检举控告材料，他全部亲自回应、解决并反馈，充分展现了党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和对干部队伍的严格要求。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光明理论”，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4月3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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