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在地，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对外交往等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更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模范根据地，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力推行廉洁政治，弘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回溯其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举措与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党员廉洁意识，着力提高党性修养

陕甘宁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为强化党员廉洁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党员干部廉洁奉公、锤炼党性的具体要求。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围绕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发表专题演讲，要求党员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此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刘少奇这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必读文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党员规模迅速扩大，党员素质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针对部分党员思想中存在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以及扭曲的金钱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之际，刘少奇着重予以纠正：“我们加入党，艰苦工作，不是为了几块钱，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明白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边区党代表大会上谈及边区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也提及全党应树立正确的私有观念，并将此上升至原则问题的高度。他指出，“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员，应该是为革命的，不讲升官发财的，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专门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强调“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其后，他还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以“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宗旨教育全体党员，着力提高各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政治自觉。

二、严明党规法纪，强化制度约束

随着抗战逐渐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也面临内外叠加的双重挑战。毛泽东判断“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为此，在边区内必须首先正风肃纪，抑制腐败现象滋生。1938年边区政府制定并颁行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针对边区所属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人员贪污腐化罪行之性质及处罚标准做出具体规定。次年，边区政府又制定《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贪污罪的定罪、量刑及从宽处理之标准。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厉行廉洁政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纲领》要求“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5月，边区政府又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要求政务人员须“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并此作为“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

在制度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侧重从组织人事、津贴给养、财政经济三个方面，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1943年4月，边区陆续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等重要文件，规定“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未能改过自新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同时，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以“低薪薄俸”践行“不谋私利、只为公义”的价值追求，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根据1939年初制定的收入标准，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津贴也只有5元。

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除保障给养外，其他消费一概力行节省，并建立了严格的审计制度，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都要注意节约，以避免追加不必要的预算。另外，边区还建立经济核算制，加强对经济事业的管理与监督，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在严明的党规法纪和制度约束下，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示范的民主抗日根据地。

三、杜绝特权现象，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坚决杜绝特权现象。“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基层，党员也毫不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对党员的要求比非党员要严格得多。”同时，毛泽东、任弼时等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更是严于律己，以德养廉，率先垂范。毛泽东思考问题时总把煤油灯的灯芯拨小，以节省煤油。他从不讲究穿用，其被褥、鞋子、衣服上常多有补丁。以致于在毛泽东在会见著名民主人士张澜时，竟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而叶剑英对任弼时的评价，则充分揭示出革命先驱在艰苦环境中发扬优良作风的崇高风范：“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们不仅为边区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更推动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党风。

边区政府还注重以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查处肖玉璧贪污案就曾轰动一时。肖玉璧是立有战功的战斗英雄，但却在出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他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坚持原则，表示“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对于肖案的处理，《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从肖玉壁之死说起》的文章，点明了此案对边区乃至全党的警示意义：“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结 语

梁漱溟在回忆1938年初赴延安访问时曾感慨：“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边区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和党性修养，强化党规法纪和制度规范的约束，在坚决杜绝特权的同时，发挥肖玉璧等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对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要重视开展廉政主题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其针对性与时效性，以筑牢思想防线；其次，发挥规章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抓住“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智慧，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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